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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遣兵自保其商业。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他提出过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的办法，如用我的名义捐款助赈，用我的名义编纂《清朝历代政要》，用我的名义倡议召开世界各国弭兵会议等等。有的我照办了，有的无法办，我也表示了赞许和同意。
我委任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到欧洲为我进行游说宣传，临行时，郑孝胥亲自向他说明，将来如蒙各国支持“复国”，立刻先实行这四条政策：“一、设责任内阁，阁员参用客卿；二、禁卫军以客将统帅教练；三、速办张家口——伊犁铁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国内设立之官办商办事业，限五年内一体成立。”
郑孝胥的想法，以后日益体系化了。有一次，他说：“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我问他：“列强真的会投资吗？”他说：“他们要赚钱，一定争先恐后。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事大有便宜。”那时我还不知道，作为辛亥革命风暴导火线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原来就是郑孝胥给盛宣怀做幕府时出的主意。假若我当时知道这事，就准不会再那样相信他。当时听他说起办铁路，只想到这样的问题：“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的事闹起来的吗？”他附和说：“是的，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富，投资多多办，这很公平合理。”我又曾问过他：“那些外国人肯来当差吗？”他说：“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我又问他：“许多外国人都来投资，如果他们争起来怎么办？”他很有把握地说：“唯因如此，他们更非尊重皇上不可。”
这就是由共管论引申出来的日益体系化的郑孝胥的政策，也是我所赞许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我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宗室觉罗、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拢军阀、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热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可以看出来。
当我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时，陈宝琛担心的是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谢米诺夫这个关系便叫他拉到手上了。
使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当谢米诺夫吹嘘列强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他的日记里有这样自我欣赏的描写：“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谢米诺夫。包文渊、毕瀚章、刘凤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以办报纸助我复辟为名，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尽管如此，当罗斯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当然，我的钱经他手送出去的，那就更多。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陈宝琛，后来在叹息“苏龛（郑宇），苏龛，真乃疏忽不堪！”之外更加了一句：“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各国支持谢米诺夫，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远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他仍然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为“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得到了我的赞许，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和他同去的，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后来，他很满意地告诉我，日本朝野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
关于他在日本活动的详细情形，我已记不清了。我把他的日记摘录几段如后，也可以从中看出一些他在日本广泛活动的蛛丝马迹：
八月乙丑初九日（阴历，下同）。八点抵神户。福田与其友来迎。每
日新闻记者携具来摄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馆小憩，忽有岩日爱之
助者，投刺云：兵库县得芳泽公使来电嘱招待，兵库县在东京未回，今备
汽车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华会馆。又至捕公庙，复归西村馆，即赴汽车
站买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馆。来访者有：大阪时事报社守田耕治、大
田之友僧足利净回，岩田之友小山内大六，为国杂社干事。与岩田、福田、
太田同至山东馆午饭。夜付本多吉来访，谈久之。去云：十点将复来，候
至十二点，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将访竹本，遇于门外，遂同往。内藤虎来谈久之。
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来访，密谈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电话告：长尾昨日已归，即与太田、大七走访之。
长尾犹卧，告其夫人今日匆来，遂乘电车赴大限。岩田爱之助与肃邸
四子俱来访。宪立（定之）密语余奉天事，消息颇急，欲余至东京日往访
藤田正实、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摄影，复与肃四子共摄一影，乃
访住友经理小仓君。
庚午十四日。长尾来谈，劝取奉天为恢复之基。
壬申十六日。长尾雨山以电话约勿出，当即来访，遂以汽车同游天满
官金阁寺而至岚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顶，若无路可入者。入
酒家，亦在林中，隐约见岩岫压檐而已，饮酒食鱼，谈至三时乃去。
癸酉十七日。长尾来赠画扇，送至圆山公园，左阿、囗家、狩野、
内藤、近重、铃木皆至，顷之高濑亦至，唯荒木、内村在东京未归。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诣长尾辞行。太田来云，东京备欢迎者
甚众，将先往约期。
辛巳廿五日。十一时至东京下火车。至车站投刺者数十人。小田切、
高田丰村、冈野皆来帝国旅馆。雨甚大。岩田、水野梅晓亦来。冈野自吴
佩孚败后囗而为僧。夜宿于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谈日政府近状颇详，谓如床次、后藤、细川
侯、近卫公，皆可与谈。
癸未二十七日。送过水野，复同访床次。床次脱离民主党而立昭
和俱乐部，将为第三党之魁。岩田来。小田切来。大田、白井、水野、佃
信夫来。山田来。汪荣宝来。夜赴近卫公之约，坐客十余人，小田切、
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坐。近卫询上近状，且极致殷勤。
甲申二十九日。川田瑞穗者称，长尾雨山之代理人，与松本洪同
来约九月初八日会宴，坐客为：平沼骐一郎，枢密院副议长；桦山资英，
前内阁秘书长；牧野谦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国，早稻田教授；
国分青崖，诗人；田边碧堂，诗人；内田周平，能汉文。此外尚十余人。
岩田与肃邸第十八子宪开来访，今在士官学校。津田静枝海军大佐邀
至麻布区日本料理馆，为海军军令部公宴。主席者为米内少将，坐客为：
有田八郎，水野梅晓，中岛少将，园田男爵（东乡之婿），久保田久晴海
军中佐等。
九月丙戌朔。太田来。参谋本部总长铃木，次长南，以电话约十时会
晤。与大七、大田同往。铃木询上近状，且云：有恢复之志否？南次长云：
如有所求，可以见语。对曰：正究将来开放全国之策，时机苟至，必将来
求。吉田茂外务次官约午饭，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冈部长景子爵，高
田中将，池田男爵，有田，岩村，水野，太田等。
丁亥初二日。岩田偕宪开、李宝琏、刘牧蟾来访。李刘皆在士官
学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来。与水野同访后藤新平，谈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将，野中、多
贺二少将，田锅、松平皆在座，颇询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户登长崎九，长尾雨山自西京来别。富冈、
福田皆来。十一点半展轮。
他在日本，被当做我的代表，受到各种热心于恢复清朝的人物的接待。其中有不少原是我的旧交，例如高田丰村是前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有田八郎和吉田茂做过天津总领事，白井是副领事，竹本多吉是在北京时把我接进日本兵营的那位大任。岩田爱之助就是在我窗外放枪的那位黑龙会会员，佃信夫则是不肯在总领事有田面前谈“机密”的那位黑龙会重要人物。不管他们在中国时怎样不和，这时却彼此融洽无间地共同接待着“郑大臣”。除了这些过去曾直接出头露面的以外，那些原居于幕后的大人物，如后来做过首相、陆相等要职的近卫（文囗）、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南（次郎），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台的吉田茂等人，还有一些出名的政客、财阀，此时全都出了面。也许郑孝胥和这些人会谈时，他的“开放全国之策”引起的反应使他太高兴了，所以在伪满成立以后，第一批“客人”已经走进了打开的“门户”，他仍然没有忘记共管的理想，一有机会便向外面宣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犹如给强盗做底线的仆人，打开了主人家的大门，放进了一帮强盗，当了一帮强盗的大管事，尤感不足，一定还要向所有各帮强盗发请帖，以广招徕。这自然就惹恼了已经进了门的强盗，一脚把他踢到一边。
我的前半生七 “行在”生活
七 “行在”生活
我在张园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这个环境远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我有了这样的想法：除非复辟的时机已经成熟，或者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还是住在这里的好。这也是出洋念头渐渐冲淡的一个原因。
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来给我叩拜。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