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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第一出戏里有个角色，由你扮演吧！并不太难，台词不多，而且，这是文明戏，可以即兴编词，不太受约束。这件工作很有意义，这是自我教育，这”
“不用说服啦，”我拦住了他，“只要你看我行，我就干！”
“行！”老万高兴得张开大嘴，“你行！你一定行，你的嗓音特别洪亮！你”
“过奖过奖！你就说我演什么戏吧？”
“《侵略者的失败》——这是剧名。英国侵略埃及，天怒人怨，这是根据报上的一段新闻编的。主角老润，演外交大臣劳埃德。你演一个左派工党议员。”
我到溥杰那里了解了剧情，看了剧本，抄下了我的台词，然后便去挑选戏装。既然是扮演洋人，当然要穿洋装。这类东西在管理所的保管室里是不缺少的，因为许多人的洋装都存在这里。
我拿出了那套在东京法庭上穿过的藏青色西服，拿了衬衣。领带等物，回到了监房。监房里正空无一人，我独自打扮了起来。刚换上了一件箭牌的白府绸衬衣，老元进来了，他吓了一跳，怔了半晌才问我：
“你这是于什么？”
我一半是由于兴奋，一半是由于衬衣的领子太紧，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要演戏，”我喘吁吁地说，“来，帮我把马甲后面的带子松一松。”
他给我松了，可是前面的扣子还是系不上，我才知道自己比从前胖了。那双英国惠罗公司的皮鞋也夹脚，我懊恼地问老元：
“我演一个英国工党的议员，不换皮鞋行不行？”
“得啦吧！”老元说，“英国工党议员还擦香水哩，难道还能穿棉靴头吗？不要紧，你穿一会儿也许就不紧了，这马甲可以拾摄一下，你先去念台词吧。你也上台演戏，真是奇闻！哈哈！”
我走到甬道里，还听见他的笑声。但我很高兴。我记着老万告诉我的话，这个演出是自我教育，也是一种互助。我这还是第一次被放在帮助别人的地位，过去我可总是被人帮助的。原来我也和别人一样，有我的才能，在互助中能处于平等的地位呢。
我走到俱乐部，开始背诵抄来的台词。从这一刻起，我无时不在背诵我的台词。老万说的不错，台词很短，大概这是台上说话的演员台词中最少的一个了。按照剧情，演到最后，劳埃德在议会讲台上为他的侵略失败做辩解时，一些反对党的议员们纷纷起立提出质问，后来群起而攻之，这时我在人群中起立，随便驳他几句，然后要说出这么几句话：“劳埃德先生，请你不用再诡辩了，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最后会议沸腾着怒骂声，纷纷要求劳埃德下台，我喊道：“滚下去！滚下去！”这个剧没有什么复杂情节，主要是会场辩论，从一个议员提出质问开始，到外交大臣被轰下台，用不了十五分钟。但是我为了那几句台词，费了大概几十倍的时间。我惟恐遗忘掉或说错，辜负了别人的期望。从前我曾为忧愁和恐惧搅得失眠、梦呓，现在我第一次因兴奋和紧张而睡不着觉了。
新年到了。当我走进了新年晚会会场时，我被那节日的气氛和漂亮的舞台完全吸引住了，忘掉了内心的紧张。五彩缤纷的装饰和巧夺天工的花朵，令人赞叹不止。灯光的装置是纯粹内行的章法，舞台的楣幅上红地白字“庆祝新年同乐晚会”，是艺术宋体，老万的手笔。布幕上的“今晚演出节目表”是最吸引人的：一、合唱，二、独唱，三、蒙古歌舞，四、相声，五、快板，六、戏法，七、活报剧《侵略者的失败》，八、话剧《从黑暗走向光明》。一切都不比日本战犯的晚会逊色。看到坐在中间的蒋军战犯的窃窃私议和赞赏的神态，我们这伙人也不禁高兴地互相递眼色。
扩音器里送来了老万的开场白，然后是合唱开始。一个个节目演下去，会场上掌声一阵接着一阵。轮到老龙的大型戏法，会场上的情绪进入了高潮。《大变活人》演到最后，活人小固从空箱子里钻了出来，笑声和掌声响成了一片。后来表演者从一个小纸盘里拉出无限多的彩带，最后拉出一幅彩旗，现出了“争取改造，重新做人”这几个大字时，欢呼声、掌声和口号声响得令人担心天花板会震下来。这时我走进了后台，开始化装。
会场休息片刻后，活报剧开场了。舞台上开始了关于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的辩论。老润扮的劳埃德像极了，他的鼻子本来就大，这个议会里所有的英国公民，只有他一个人最像英国人。他的表情也很出色，恼恨、忧惧、无可奈何而又外示矜持，活活是个失败的外交大臣。我身旁坐着老元，他也是一位议员，对外交大臣做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我们工党左派议员共有十几个人，在舞台上占据着正面，舞台侧面是保守党议席，那里的人较少，做出灰溜溜的样子。戏演了十多分钟，老元悄悄地对我说（这姿势是剧本里要求的）：“你别那么楞着，来点动作！”我欠欠身，抬头张望了一下台下，这时发现那些观众们似乎对台上注意的不是劳埃德而是我这位左派议员，我心慌起来。在合唱时观众还没有人注意我，现在我成了视线的集中目标了。我的镇静尚未恢复过来，老元碰了我一下子：“你说呀，该你说几句驳他了！”我慌忙站了起来，面对信口开河的老润，一时想不起台词来了。正在紧张中，忽然情急智生，我用英文连声向他喊道：“NO！NO！NO！”我这一喊，果然把他的话打断了，同时我也想起了下面的台词，连忙接下去说：“劳埃德先生，请你不用再诡辩了，”我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接着，我听见了台下一片掌声，台上一片“滚下去！滚下去！”的喊声，外交大臣劳埃德仓皇失措地跑下台去了。
“你演得不错！”老元下了台，第一个称赞了我。“虽然慌了一点，还真不错！”后来其他人也表示很满意，对我的即兴台词笑个不住。还有人提起当年我拒绝会见曾与梅兰芳先生合过影的瑞典王子的事，我也不禁哈哈大笑。
骚动着的会场逐渐平静下来，话剧《从黑暗走向光明》开场了。
这出戏的情节把人们引进了另外一个境界里。第一场写的是东北旧官僚吴奇节、卜世位二人在东北沦陷时，摇身一变为大汉奸，第二场写他们在日寇投降时正想勾搭国民党，被苏军逮捕了，第三场是被押回国后，在改造中还玩一套欺骗手法，但是终于无效，最后在政府的教育和宽大政策的感召下，认了罪，接受了改造。剧本编得并不算高明，但是战犯们对这个富有代表性的故事非常熟悉，每个人都可以从剧中人找到自己的影子，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因此都被吸引住了，而且越看越觉得羞耻。戏里有一段是汉奸强迫民工修神武天皇庙，大下巴看出这是他的故事，不禁喃喃地说：“演这丢人事于什么？”演到汉奸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给日本人出主意掠夺东北人民的粮食，做出谄媚姿态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人唉声叹气，说：“太丑了！”我感到最丑的还数不上这个剧中人物，而是在那个伪机关会议室里的一个挂着布帘的木龛，那是伪满当时每个机关里不可少的东西，里面供奉着所谓“御真影”——汉奸皇帝的相片。当剧中人人场后对它鞠躬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丑的东西了。
这出戏演到最后一幕，政府人员出来向吴奇节、卜世仁讲解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时，会场上的情绪达到了整个晚会的最高峰，掌声和口号声超过了以往我听到的任何一次。这与其说是由于剧情，不如说是由于几年来生活的感受，特别是由于最近从家属来信、家属会见、外出参观、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上认罪等等一系列事情上直接获得的感受，今天一齐发生了作用。在震耳的口号声和鼓掌声中，还有被湮没的哭泣声。在我前面几排处一个矮胖的人，低垂着白头，两肩抽搐着，这是和溥杰同组的老刘，那个不亲眼看见女儿就不相信事实的人。在我后面哭得出了声的是那个恢复了父亲身份的老张，他的胸袋上的金笔正闪闪发光。
晚会上出现的激动情绪，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世界对我们存在着“光辉”，而且是越来越明亮的光辉。新年过去不久，有一批人得到了免诉处理，被释放了。这一批共十三人，其中有我的三个侄子和大李。在热烈的送别之后，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更欢腾的春节，我们又组织了更好的晚会（演出第二个自编的剧目《两个时代的春节》，这个剧描写的是一个东北村庄在伪满与解放后不同的景况）。春节过后，第二批四名犯人又得到了释放，其中有我的两个妹夫。在这时候，那位法国人却给我写来了那封说什么“世界上的光辉”的信！
我的前半生八 再次参观
八 再次参观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再次出去参观，这次参观，我们到过沈阳、鞍山、长春和哈尔滨四个城市，看了一个水库工地（沈阳大伙房），十八个工厂，六个学术单位和学校，三个医院，两个展览馆，一个体育宫。在哈尔滨访问了受过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灾害的平房区，晋谒了东北烈士馆。这次参观我们获得了比上次更加深刻的印象。我这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点观感。
我们看到的企业，除了少数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以外，大多数是新建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企业在接收时几乎全是一堆破烂，像鞍钢和沈阳机床厂，就都经日本人和国民党破坏过，到了人民政府手里重新恢复、扩建，才成为今天这样巨大的规模。许多见过那些旧日企业规模的伪大臣，都感到非常惊奇。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从许多新设备上看到了用中国文字写的牌号、规格。我虽然没有别人那样多的阅历，但是从前一提到机器，在心里永远是跟洋文联系着：MADE IN USA，MADE IN GERMANY，现在，我看到了中国自己制造的成套装备，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就有一部分是要出口的。在那些产品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在鞍山钢铁公司里，我站在庞大的钢铁建筑面前，简直无法想象它是怎样从一堆破烂中恢复和扩建起来的。然而这是事实。日本人在离开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要二十年！”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三年时间，把它恢复起来了，而且达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的年产量，远远超过了伪满时期的最高纪录，又过了一个五年，年产量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创办昭和制钢所起，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最后撤走止，这三十一年的累计产量。
在参观中，我看到了无数这类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如果十年前向我做出这样预言，不仅劝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信。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慨叹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了管理所，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人民军队打了胜仗，我不是觉得扬眉吐气而是提心吊胆，担心美国人会扔原子弹。我不明白，在联合国讲坛上，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敢于控诉美帝国主义，而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不明白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朝中方面的代表何以敢于对美国人说：“从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从会议桌上得到。”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
美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日内瓦会议上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这时我不由地想起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想起了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策，想起了蒋介石勒令人民对帝国主义凶犯忍辱吞声以表示“泱泱大国民风”的“训示”。中国近代一百零九年的对外史，就是从我曾祖父道光帝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软骨症的病历。从一八七一年清朝为了天津教案事件正式派遣外交使节崇厚到法国去赔礼道歉起，到李鸿章去日本马关，我父亲去德国，以至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