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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峭壁的一个角落里，死囚们除了跳崖外别无退路。
他们在拷问、长期关押和受到种种凌辱之后已经不像人了。他们满脸胡须，脸色发青，推怀枯槁，像幽灵一样可怕。
开始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便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没人想到行刑前对他们再次搜身。因为那太卑鄙，是临死前对人的嘲弄。
同伏多维钦科并排走的是他的朋友勒扎尼茨基，同他一样，思想上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突然朝围着他们的卫队开了三枪，是对准西沃布留伊开的枪。勒扎尼茨基是名出色的射手，但他激动得手发抖，没有射中。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对先前同志的怜悯，卫队没向勒扎尼茨基扑过去，也没在下命令前先向他一齐开枪。勒扎尼茨基的左轮手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但他激动得把子弹忘了，因自己没有打中而懊恼，把手枪摔在石头上。手枪撞在石头上射出了第四颗子弹，打在被判处死刑的帕契科利亚的腿上。
卫生兵帕契科利亚抱住腿喊了一声，倒在地上，痛得不停地尖叫。离他最近的潘夫努金和戈拉兹德赫把他架起来，抓着他的双手架着他走，免得在慌乱中被别的同志踩死，因为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旁边还有别人了。帕契科利亚一瘸一拐地向石坡的边上走去，死囚都被逼到那里。他简直迈不开打伤的那条腿，不停地喊叫。他的不像人声的奖号很能感染人。仿佛有谁发出了信号，他们便都失去了理智。出现了谁也没料到的场面。有人咒骂，有人祈祷哀求。
一直戴着黄边学生帽的少年加卢津，摘下帽子，跪在地上，在人群中跪着向可怕的石壁倒退。他向卫兵们鞠躬，头常常碰到地，哭得便便咽咽，已经失去了一半知觉，大声地央求他们：
“我错了，弟兄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别把我毁了。别杀我。我刚开始生活，死得太早。我还要活呢，还想见我妈一次。弟兄们，原谅我，饶了我吧。我愿意亲你们的脚，替你们挑水。唉呀，倒霉呀，真倒霉，我没命啦，妈呀！”
他们当中有人哭着数落，但看不见是谁：
“好心的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清醒清醒吧。咱们一块儿在两次战争中流过血，捍卫过共同的事业。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我们用行动证明决不忘恩负义。你们怎么不答腔呀，都哑巴了吗？难道你们脖子上没戴着十字架？”
他们对西沃布留伊吼道：
“你这出卖耶稣的犹大！跟你比我们算什么叛徒？你这狗杂种才是双料叛徒呢。真该把你续死！你向沙皇效忠，却杀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发誓对我们忠诚，又把我们出卖了。你在出卖自己主子之前跟他亲嘴去吧，可你早晚要出卖他。”
伏多维钦科站在坟墓边缘仍面不改色。他扬起脑袋，灰白色的头发随风飘扬，像公社社员对公社社员那样对勒扎尼茨基高声喊道，喊得全体都能听见：
“不要作践自己！你对他们抗议没用。这伙新武士，这伙刑讯室里的刽子手，不会理解你。别灰心丧气，历史会把一切都弄清楚。后代将把政委统治制下的野蛮人和他们的肮脏勾当钉在耻辱柱上。我们像殉道者那样死在世界革命的前夕。精神革命万岁。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万岁。”
只有射手们才分辨得出的无声的命令一下，二十支枪齐发，一半囚犯被打倒，大部分立即毙命。剩下的被再次开枪打死了。男孩子捷连季·加卢津比别人抽搐得时间都长，但他最后也伸直身子不动了。
把宿营地转移到更加向东的另一个地方并在那里过冬的主意，并非一下子就打消了。多次在维茨科河与克日姆斯克河分水界公路的一侧察看地形。利韦里时常把医生一个人留在帐篷里，到大森林里去察看。
但已经没地方可转移，再说也晚了。这是游击队遭到最严重失败的时期。白军在彻底覆灭之前决定对游击队进行一次打击，把树林里的非正规部队消灭干净。于是他们集结起前线的一切力量，把游击队包围起来。他们从各个方向向游击队逼近。如果他们包围的半径小一点，游击队便会遭到惨败。白军的包围圈过大，这挽救了他们。冬天的来临使敌人无法在通不过的无边的大森林里收缩包围圈，把这支农民部队更紧地包围起来。
向任何地方转移都已经不可能了。当然，如果能制定出具有军事优势的计划，他们还能突破包围圈，进入新的阵地。
但是，并没有这种深思熟虑的作战意图。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了。下级军官自己都已灰心丧气，失去对下属的影响力。高级军官每天晚上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互相矛盾的突围方案。
必须放弃寻找别的过冬地方的打算，在树林深处修筑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冬天雪深，使缺乏雪橇的敌人无法进入树林。必须挖战壕，储备更多的粮食。
游击队的军需主任比休林报告，面粉和土豆奇缺。牲畜足够，比休林估计，到了冬天，主要的食品是肉和牛奶。
冬季服装短缺。一部分队员衣不蔽体。营地里的狗统统被续死。会棵皮子的人用狗皮替游击队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不准医生使用运输工具。大车现在有更重要的用途。最后一段路程用担架把重伤员抬了四十俄里。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药品只剩下奎宁、碘和芒硝了。用于手术和包扎的碘是结晶体，使用时需要在酒精中溶解。悔不该毁掉酿造私酒的设备，又让那次审讯中罪责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修理酿酒装置，或者再修建一个新的。又恢复了用于医疗目的的私酒生产。人们在营地里只相互使使眼色，摇摇头。酗酒现象又重新出现，使军营中涣散的空气更加涣散。
蒸馏出来的液体几乎达到一百度。这样浓的液体很容易溶解结晶体。后来，初冬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金鸡纳树皮泡在这种私酿的酒里，用它治疗随着严寒季节的到来再度出现的斑疹伤寒。
这些日子，医生常看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家属。整个夏天，他的妻子和小孩都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奔波。他们被经历过的灾祸吓破了胆，正等待新的灾祸。流浪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淡黄色头发晒成了亚麻色，因风吹日晒而发黑的脸上长着整齐的白眉毛。孩子们还太小，在他们身上看不出惊恐的痕迹，但惊恐把他们母亲脸上的生气驱赶得一千二净，只剩下枯干端正的脸庞，闭成一条缝的嘴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的凝滞在脸上的惊恐和痛苦。
帕姆菲尔爱他们大家，特别是孩子，爱得要命。他用锋利的斧头角在木头上给孩子们刻出各种玩具，什么兔子呀，熊呀，公鸡呀，技术之拥熟令医生惊讶不已。
他们来了后，帕姆菲尔非常快活，精神为之～振，身体渐渐康复。后来传出消息，鉴于家属对军营的情绪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必须把游击队员同他们的心上人分开，使军营摆脱非军事人员，把运载难民的大车护送到更远的地方，在那里把大车围起来过冬。把家属同游击队员分开的议论很多，但实际的准备却很少。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行得通。但帕姆菲尔心里压了一块石头，先前的幻觉又出现了。
冬季来临之际，不安、茫然、恐怖和混乱的形势，荒唐和古怪的现象，搅乱了整个军营。
白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包围了暴乱者。·这次成功的战役是维岑、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将军指挥的。他们都以行动坚决果断著称。军营暴乱者的妻子们，尚未离开故乡的和平居民，以及留在敌人包围圈内的村子里的居民，听到他们的名字便吓破了胆。
上面已经说过，白军找不到缩小包围圈的办法。在这点上游击队用不着担心。然而，也不能对敌人的包围置之不理。屈从环境会增长敌人的气焰。尽管在包围圈中也许没有危险，但总得冲破包围圈，哪怕算是向敌人示威呢。
为此分出游击队大部分力量，把他们集中起来向西面的圆弧突围。经过几天苦战，游击队击溃了白军，在这里打开了缺口，进入他们的后方。
这个缺口成了自由通行的地带，打开了通向大森林中的暴乱者的道路。大批新难民从这里奔向游击队。这批从农村逃出来的和平居民并非游击队员们的直系亲属。周围的农民惧怕白军的惩罚措施，都离开自己的家园，自然而然地投向树林中的农民军队，因为他们把游击队看成自己的保卫者。
但游击队正想摆脱已有的吃闲饭的人。他们管不了新的难民。他们到树林外去阻挡难民，把他们阻挡在大道上，把他们领到树林旁边契里姆卡小河上一座磨坊附近的空地里。这块空地是磨坊四周的农舍形成的，人们管它叫农舍村院。打算把难民安置在这里过冬，并把分配给他们的食物也存放在这里。
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连游击队司令部的措施也无法跟上。
对敌人取得的胜利反而使情况复杂化了。白军把冲破包围圈的那股游击队员放进自己的后方后，又缩紧并封闭了缺口。那股脱离主力部队的人返回森林的道路被切断了。
逃到游击队里来的家属也出了事儿。在无法通行的密林里很容易走错路。派去接她们的人没找到她们，同她们走岔了，只好自己回来，可女人们本能地走进大森林的深处，一路上创造出许多机智的奇迹：把两旁的树木砍倒，架起木桥，开出＿条路。
这一切都是违背游击队司令部意愿的，把利韦里的计划和决定完全打乱了。
因此，他同斯维利德一起站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大发脾气。公路从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穿过大森林。他的军官们站在公路上辩论，是否割断沿公路的电话线。最后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同流浪汉兼捕兽人正谈得起劲，向他们直摆手，表示他马上就到他们那儿去，请他们等他一下，先别走。
斯维利德对判处伏多维钦科死刑的事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伏多维钦科根本无罪，只不过他的影响、他同利韦里争高下造成了军营的分裂。斯维利德想脱离游击队，去过先前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当然不可能。他被游击队雇用了，把自己卖给了游击队，如果他离开林中弟兄，等待他的将是枪毙的命运。
气候坏得不能再坏了。一阵离地面很低的急风，吹散了一块块如同飞舞的煤烟片似的乌云。从乌云中突然降下雨雪，仿佛一个穿白衣服的怪物突然拍起风来。
刹那间远处便是白茫茫一片，大地铺上了一层白雪。但白雪马上又融化得一干二净。天地黑得像木炭，从远处刮来的暴雨从天上斜泼下来。地面再也吸收不了水。但过了一会儿乌云散开，仿佛要给天空通风，从上面打开泛着寒冷青光的玻璃窗户。土壤无法吸收的积水仿佛回答天空似的，也打开泛着同样光泽的水洼和池塘的窗户。
阴雨像一团烟雾滑过针叶林灌满松脂的松针，但无法穿透它们，就像水流不进油市一样。雨水落在电话线上，仿佛穿了一串晶莹的珠子。它们一颗挨着一颗紧紧地挂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
斯维利德是派到大森林深处接游击队员家属的人之一。他想告诉队长他所见到的一切，告诉队长根本无法执行的、相互矛盾的命令所造成的混乱，告诉队长妇女当中最软弱的、失去信心的那部分人所干出的暴行。年轻的母亲们背着包裹和吃奶的婴儿徒步跋涉，奶水没有了，迈不动步子，发了疯，把孩子扔在路上，把口袋里的面粉倒掉，掉头向后转。决死比慢慢饿死好。落在敌人手里比喂树林里的野兽好。
另一些妇女，最坚强的妇女，表现出的忍耐和勇敢是男人所无法理解的。斯维利德还有其他许多情况要向利韦里报告。他想提醒队长预防威胁军营的另一次暴乱，比被镇压下去的那次更危险的暴乱，但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急躁地催他快说，催得他失去了说话的本领。利韦里不断打断他并非因为大路上有人等他，向他招手，喊他，而是因为最近两星期以来人们不停地向他提出这些看法，利韦里心里对一切都已经清楚了。
“你别催我，队长同志，我本来就笨嘴拙舌。话卡在嗓子眼里会把我憋死的。我对你说什么来着？你上难民车队去一趟，叫那些西伯利亚娘儿们别胡闹。她们闹得太不像话了。我倒要问问你，咱们是‘全力对抗高尔察克’还是跟娘儿们激战一场？”
“简单点，斯维利德。你瞧他们喊我呢。别绕弯子。”
“现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