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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删改各式各样旧作时，又重新检验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而美是掌握形式的一种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有机契机，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了存在就必须具有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这些想法和札记同样给他带来幸福，那种悲剧性的和充满眼泪的幸福，他的头因之而疲倦和疼痛。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来看过他。他也带来伏特加，并告诉他安季波娃带着女儿同科马罗夫斯基一起离开的经过。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乘铁路上的手摇车来的。他责骂医生没把马照料好，把马牵走了，尽管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他再宽限三四天。他答应三四天之后再亲自来接医生，带他永远离开瓦雷金诺。
有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沉浸在写作中的时候，会忽然极为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涌起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在童年的时候，在夏天富饶的大自然中，在鸣禽的啼啥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如此习惯于拉拉、听熟了她的声音的听觉现在有时竟会欺骗他。他有时产生幻觉，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
这一星期里他还产生过别的幻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子下面有龙穴，马上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突然，峡谷底被火光照亮，啪地响了一声，有人放了一枪。奇怪的是，发生了这种不平常的事之后，不到一分钟医生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这就是那夜之后一天所发生的事。医生终于听从了理智的声音。他对自己说，如果打定主意一定要弄死自己，他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有效而痛苦更少的办法。他暗自发誓，只要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来接他，他马上就离开这里。
黄昏前，天还很亮的时候，他听见有人踏雪的咯吱咯吱声。有人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子朝住宅走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一定坐雪橇来。荒芜的瓦雷金诺没有过路的人。“找我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暗自确定。“传唤我回城里。要不就是来逮捕我。但他们用什么把我带走呢？他们必定是两个人。这是米库利钦，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他觉得他从脚步声认出了来的客人是谁，便高兴起来。暂时还是谜的那个人，停在扯掉插销的门旁，因为没在门上找到他所熟悉的锁，但马上又迈着自信的步子向前走来，用熟悉的动作，像主人似的打开路旁的大门，走了进来，又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那人做出这些古怪动作的时候，医生正背对着门口坐在桌前。当他从桌前站起来，转过身去迎接陌生人的时候，那人已经站在门槛上，呆住了。
“您找谁？”医生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意义；当没有听到回答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并不感到惊奇。
进来的人身体强壮，体格匀称，面容英俊，身着皮上衣和皮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暖和的羊皮靴，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
让医生惊讶的只是他出现的那一刹那，而不是他的到来。屋里找到的东西和其他的迹象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有了这次会面的准备。显然，屋里储备的东西是属于这个人的。医生觉得他的外表很熟，在哪儿见过。来访者好像对于房子里有人也有准备。房子里有人居住并不使他感到特别惊讶。也许他也认识医生。
“这是谁？这是谁？”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拼命回想。“生啊，我究竟在哪儿见过他呢？这可能吗？记不清哪一年的一个炎热的五月早上。拉兹维利耶火车站。凶多吉少的政委车厢。明确的概念，直率的态度，严厉的原则，正确的化身。对了，斯特列利尼科夫！”
他们已经谈了很久，整整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国人才会这样谈话，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浪中碰见一个流浪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越清楚地认出了他说的男孩子。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对了。”
“那他说的游击队要枪毙他们的话是真的。他一点都没胡编。”
“这个男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爱母亲爱到极点。他的父亲被人当作人质绑走后便无消息了。他得知母亲被关进监狱，命运将同父亲一样，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搭救母亲。他到县非常委员会自首，并愿意为他fIJ效劳。他们答应免除他的一切罪行，代价是必须供出重要的罪犯。他便指出我藏身的处所。幸亏我防备他叛变，及时躲开了。
“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干百次的冒险，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这儿的人都非常熟悉我，最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我，料想我没那么大的胆量。确实，我在附近一家空房子里躲避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寻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地盯上了我。您听着，天快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刻！临近了，因为我早就失眠了。您知道这多么痛苦。要是您没点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好的硬脂蜡烛啊，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咱们再谈一会儿吧。咱们一直谈到您挺不住为止，咱们就奢侈一点，点着蜡烛谈一整夜。”
“蜡烛都在。我只打开了一盒。我点的是在这儿找到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过的？算啦，我问的是傻话。您用土豆充饥。我知道”
“是的。这儿土豆有的是。房主有经验，善于储备，知道怎样把土豆埋好。它们在地窖里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谈起革命来。
“这对您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您无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对劳动者的凌辱，对女人的凌辱。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的欢笑和无耻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玩笑或轻蔑的怒容摆脱开被掠夺一空的、被欺凌和被诱骗的人的诉怨和眼泪。一群登峰造极的寄生虫，他们所得意的仅仅是从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向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什么。
“可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欺侮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我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如果您还珍惜生命的话，赶快离开这里。搜捕我的圈子正在缩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牵连到您，咱们谈话的这个事实已经把您牵进我的案子里去了。此外，这儿狼很多，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打跑了。”
“啊，原来是您开的枪？”
“是我。您自然听见了？当时我上另一个躲藏的处所去，但没走到之前，根据各种迹象断定，那里已经暴露，那儿的人大概都被打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长，住一夜明天早上就离开。好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
“难道只有莫斯科，只有俄国才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才有带姑娘乘马车飞驰而过的歪戴着帽子、穿着套带长裤的花花公子？街道，夜晚的街道，～个世纪以来的夜晚的街道，骏马，花花公子，到处都有。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和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
“啊，她是女孩子、中学女生的时候多么可爱！您根本无法想象。她经常到她同学住的院子里去，那儿住满了布列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先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今尤里亚金军事法庭的成员，那时是车站地段的养路领工员。我常到那个院子去，在那儿遇见过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您同意吧，这并非小事。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这本应是与生俱有的，并应享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说法太妙了。我那时也见过她，正像您所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