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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堪萨斯中心的一个小型独立电视台阅读农场报告。
从那时起，吉多就断断续续地和我在一起工作。那时他是一个实习摄影师，我们俩都刚刚跨出大学校门。我干着一份很低级的活儿，工资也特别少；吉多每天都开车送我去上班。
离开堪萨斯后，我们就像跳探戈一般，从一个城市“跳”到另一个城市。偶尔我们也会聚在一起。在一次次的跳槽中，我们都有了业务上的升迁。最后，我成了一个大城市的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每天都必须精心梳妆打扮。吉多则成了一个电视网的记者，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冒着枪林弹雨去海湾地区采访。可随后，我们又都不约而同地辞职了。现在我制作电影纪录片，他则在洛杉矶电影学院教授电影课。
大约一年以前，我与三大新闻网之一的一家公司签订了一项合约。然后，我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凯茜从旧金山来到了洛杉矶。
这又是一次工作调动。我默默接受了伴随着这个短期电视台工作而产生的所有烦恼——没完没了的疏忽、没完没了的解释，但我只能忍受，因为，第一，我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第二，我需要时间留在洛杉矶，好让麦克·弗林特与我之间的感情有个结果（他是洛杉矶警署刑侦科的一名侦探）。
麦克还有三个月零五天就可以享受全额养老金了；我的女儿凯茜四个多月以后就要高中毕业，秋天她将进入休斯顿的一个舞蹈学院学习。我正在拍摄的电影是我与电视网签约的最后一项工作计划。那是一部关于当代冲动而迷惘的年轻人的悲剧故事，而我们在南帕萨德纳租的房子也将在六月份到期。这一切完成之后该干些什么呢？眼下我还顾不上去想。
“玛吉，你确信地址没错吗？”吉多把他的摄像机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
“过排水沟的第一间小屋。就是那儿，那间用百威广告牌当门的屋子。”我答道。
我们正在寻找米丹的房子。它是灰褐色的，看起来脏兮兮的，而且几乎是用破布和硬纸板拼凑而成。它似乎粘附于两棵“营养不良”的蓖麻树之间，摇摇欲坠。洛杉矶河的这段河堤碎石杂陈，寸草不生，而河水正是从这里呼啸着流入长滩港。
贫瘠的河堤上有几处茅舍，家庭废弃物和工业废品充斥河道，恶臭无比。
吉多挎着他那架小小的摄像机，但却像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神，以善于负重而著称）的重负那样令他难以忍受。今天是星期二，天空灰蒙蒙的。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找借口搪塞着没来；平时能与我愉快合作的吉多今天也显得暴躁异常。我问过他两次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烦闷，他却总是缄口不言。于是我只好不再向他发问，而他却不停地发着牢骚。
吉多把摄像机又换了一次肩膀，说：“我们不应该在这里瞎转。住在这种狗洞般的屋子里的人都他妈不是省油的灯，我可不想被这帮在圣诞节后就再也没洗过澡的家伙们袭击。”
“为了找到这个地方，电影学院的两个实习老师可是花了整整三天时间！他们拿着米丹的照片在每个需要领取救济金的贫民区里寻找他。现在是动真格的时候了。你应该为我感到自豪，亲爱的。”我用拳头打了一下他那结实的肩膀。“在我探索他人世界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致力于探寻他们的生活世界，可很少成功过。找到这个该死的屋子将会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笔。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给我闭上嘴，让你的摄像机开始工作吧！我们必须记录下这一时刻。”
吉多还是嘟嘟囔囔地说：“它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家！”
“可是如果我们不下去看看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这个越南人——米丹可能会有武器吧？”
“也许吧，但如果我被打倒，请你务必保证录像带还在转动。”
“这个河堤太陡了，玛吉。我可不想与摄像机一块掉下去！”这话竟然出自吉多的口，真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他曾经在伊拉克拍摄过飞毛腿导弹发射时的壮观场面。
“你就站在这儿吧！”我把我背的死沉死沉的录音机递给他，“我自己下去看看米丹先生在不在家。如果他在，我会把他叫上来的。”
“我想摄像机的电池可能快没电了。”
我绕过他，伸手打开了摄像机上的电源开关。电池还可以用90分钟，而且还有一节备用的充满电的电池。于是我说：“还有别的理由吗？”
“我只想再提一件事，”他那刀刻般的下巴绷得紧紧的，“阮凯的伤有多重？”
“阮凯所受的精神伤害比她的肉体伤害更严重。”我说，“她被人捆起来，还遭到恐吓，身上有不少伤痕。不过她的身体倒还是完整的。”
“她受到了恐吓，”吉多一针见血他说，“因为她很聪明，玛吉。像这样的家庭暴力抢劫只有那些心狠手辣的人才干得出来。你对这件事似乎倾注了太多的热情，是不是担心那些翻墙越壁者有一天会出现在你自己家里？”
“阮凯熬过来之后，我能做的只有帮她找到她的朋友米丹。我要使她平静下来，让她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这不算太过分吧？”
“可是这不关你的事！”
我背冲着他，不再理他。
我以拍纪录片为主，找人确实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而且，我会尽力避开任何能够与我的前夫斯科蒂碰面的机会。阮凯是我前夫的一个长期法律客户，我们就是这么相识的。但是现在她的确出了问题，我也只好暂时中断电影的拍摄。星期二早晨本来有一个预定好的聚会——该死的网络行政会议，我也想方设法给推掉了。如今，我却必须先去寻找米丹先生。
出于习惯，吉多和我出门时总是带着摄像机。当然，这也是为了防止我们溜出摄影室时被人查问。米丹与我们正在拍摄的影片毫无关系。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关于那些迷惘的年轻人的悲剧故事。我们来找米丹这件事对执行编剧也是保密的。
我们把电视网的敞篷小车停在长滩港的商业中心停车场。沿着一条铺好的自行车道走了大约一段路后，来到一个花园。身后的斜坡上是这个城市的修船厂船道和街道商场的仓库；半公里长的防飓风墙上面是一道道带刺的铁丝网；而我们面前的河流那边则是这个城市的西部贫民区。
“我只是不想让你受伤。”吉多仍在与我争执。因为我正试着离开人行道，踏上满是石头的河堤。大块的石头在脚底下凸现着，踩上去感到脚底隐隐作痛。
吉多不想让我走在前头，他把录音机还给我，走在前面带路。其实，我就知道他会这样。
由于刚才的争执，我们之间似乎显得有些别扭，谁都不知道该如何恢复先前的和谐。我把录音机的背带挎在一只肩上，吉多就像抱小孩一样把摄像机抱在怀里。
突然，吉多一个踉跄滚下了河堤，幸好，他一只手紧紧抱着摄像机，另一只手抓住了一棵树的结实的树干。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慢慢滑向他，堤岸上的石子散沙般落进下面那散发着恶臭的污水里。最后，他终于努力站直了身体。
“摄像机还好吗？”我问道。
“还好，摄像机没问题！”
“好！”我站起来，发现脚踩的地方特别硬。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根混凝土做的出水管。我抽出水管递给他，他借势跨上来一步。这位焦躁而紧张的朋友紧紧地抱住了我。
“你没有受伤是吗？”他问道，声音有些颤抖。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不幸而更关心起我的情况。
“我很好。”
他用手臂抱着我，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跟我说实话，你真的没事？”
“我会向你撒谎吗？”我拍了拍他的下巴，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到了那间用百威广告牌当门的屋子，我大叫：“米丹？米丹先生？”
广告牌移动了一下，一只黑色的眼睛露了出来，随后我们又看见一张褐色的亚洲人的脸。按阮凯所说的，米丹该有53岁了，可看起来他比实际年龄要大些。可能由于长年的日晒雨淋，岁月已经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我又问了一次：“是米丹先生吗？”
“你们是来检查卫生的吧？我没有打扰任何人。这是我个人的地方，请走开。”
“我们不是卫生部的，也不是其他什么部门的，米丹先生。我叫玛吉·麦戈温，这是吉多·帕特里尼。我们想和你谈谈。我是阮凯的一个朋友。”
“阮凯？”他把头探出来一点，四下环顾着。我猜他是希望找到阮凯。
“阮凯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你，就给你看这张照片。”我递给他一张我和阮凯野餐的照片，上面有阮凯、她的丈夫萨姆以及他们的四个成年子女。米丹先生认真地研究着那张快照，就像护照检察官正在搜寻一位逃跑中的恐怖分子一样。他还不时地把照片里笑眯眯的我与现在的我进行对比。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决定走出来。他身材瘦削，穿着一条肥大的咔叽布裤子，一件干净的带钮扣的衬衫。黄黄的牙齿中间有一些缝隙。但看起来还算健康。至少，他的眼睛还有神采，头脑似乎也还敏捷。
“阮凯在哪儿？”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他就偷偷地把照片塞进了衬衣口袋里，“她和你们俩一块来了吗？”
“她在家里。”我说，“在圣玛利诺。她要我们给你捎个口信，是关于一个人的，他叫包贡。”
米丹先生的第一反应是恐慌地向他那破烂的屋子里退缩。
“你认识包贡？”我问道。
他背对着我，一个劲摇手：“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想让你再看另一张照片，米丹先生。”
我拿出一张旧黑白照片，上面是两个年轻人在以越南人的方式握手。其中一个便是米丹，当然那还是在他两鬓尚未斑白时。这张照片曾经被我的实习生们在镇上四处传看，希望有人能认出米丹来。大约有一打以上的人知道他是谁，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住在哪儿。
我把照片递给米丹：“阮凯说与你站在一起的人是包贡。”
米丹转过身来，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才伸手接过第二张照片。当他凝神注视照片时，一种惊喜的表情洋溢在他脸上。就像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饥渴难耐，终于可以喝上第一口水那样。他惊叹了一声——是那种短暂、尖厉而又快乐的惊叹。泪水一下子迷糊了他的眼睛。
“这张照片很古老了。”他喃喃他说。
“阮凯从越南带过来的。”
米丹慢慢地转动着照片以躲避太阳的照射。吉多则把摄像机扛在肩上并打开了开关。
也许阮凯应该让我知道得更多些。起码，她应该告诉我照片上这两个人的关系。
我又问了一次：“那是包贡吗？”
“你是联邦调查局的吗？”
“不是，我是电视节目制片人。”我把我的工作证递给他，上面的一角有用电影彩色印片法制作的电视网标志。真该感谢电视的魔力，因为这次米丹又以一种钦佩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番。
“你们想和我谈谈我的表弟？”他那深而柔和的棕色眼睛睁大了，“难道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吗？”
“你太有趣了。”
“有趣？”他第一次冲我笑起来，那自嘲的笑里隐藏着一种睿智的幽默。“我已经试着找了很多条理由来解释，但我从没有认为它有趣。我和我的表弟包贡之间有什么有趣的事呢？”
“我认为你能帮助阮凯。”我停顿了一会儿。我觉得如果告诉米丹太多太早，也许他会因恐惧而不再与我交谈。“她一直在为你担心，她想与你谈谈包贡的情况。”
“哦，我明白了。我的表弟是不是死了？”米丹低垂着头。思绪万千，面露悲容。微风吹来，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照片，就像父亲轻抚孩子的头那样温柔。“真的，这一定是真的。如果包贡没死，我为什么从未收到过他的信？”
尽管他的推理有点荒谬，但我暂时不想反对他。我问：“你最后一次见到你表弟是在什么时候，米丹先生？”
“很久很久了……在西贡。当时是1975年4月29日，在共产党到达西贡之前，我搭上了撤离美国大使馆的最后一架直升飞机。包贡没赶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我逃离时，他在直升机场朝我挥手告别。”回忆这些往事时，他戚容满面，语调低沉。“我表妹阮凯知道包贡是怎么死的吗？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据我所知，包贡没有死。”我缓缓他说，“阮凯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