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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若还有人敢偷粮食往外卖，自有军法论处，如此则不管外面局势如何，先将军中的士气稳住再说。”又对郑渭道：“老三，家里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再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
————————————郑渭当晚竟没在家里睡觉，拿了从郑济处得来的数字便回去了，郑济在他离开前半开玩笑地道：“三弟，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家究竟是在这里，还是在那边。”郑渭便知哥哥是有些怪自己为了官家将自己家盘剥得太重，不过郑济也只是发个牢骚，第二天仍然火急派人前往高昌交接事务。
郑济派去的人出发后，又给郑渭写了个条子，让家人送来，郑渭打开了，见上面道：“以存粮食（读饲）就食者乃是治标，不能治本。”
郑渭便知道郑济的意思，是最好利用存货作为平准杠杠，调节物价。不过要以经济力量稳住物价，政府本身的存货就得足够，郑家所贡献出来的这批存粮却还是不够的。
然而郑家的这次出手，总算是给天策唐军解了燃眉之急，杨定国知道后对郑万达大为赞叹，连道：“我只道他是个铁公鸡，没想到这次竟然肯自己拔下几根毛来！”安西武人与货殖府恩怨纠缠百年，杨定国虽然是夸奖，那语气却还是带着几分嘲弄。
至于对那些趁乱发国难财的大小商贩，杨定国可就更不客气了，在听了郑渭的分析之后，这个天策国老当场就火了，当着郭汾等人的面道：“其实对这些人何必这么客气！我却有个办法！”
郭汾忙问道：“叔叔有什么好主意？”
（未完待续）
第一一五章 国贼与民贼
杨定国说道：“如今咱们天策军正面临难关，这些奸商却趁火打劫，祸害国家，是为国贼！中部诸州百姓，在去年北庭之战正剧的时候，我们出国库债券跟他们买粮食买羊买木料，他们能够信任我们，去年冬天郭威西征，带走了大批的蓄积，跟着今春元帅西行，更是将北庭几乎都搬空了，杨都督不得不再次向高昌要物资，结果洛甫拿着仓司批出去的条子，高昌、龟兹、焉耆、伊州的许多农户、牧民就将小麦、羊都献出来，而如今咱们还没钱给他们将这些国库债券兑换了，他们被我们收了这么多的粮食，家里肯定吃紧，偏偏这些奸商又抬高了粮价，这不是害人么？是为民贼！这些人虽然也号称是咱们大唐治下百姓，可是咱们对内也得分个好歹。大部分的百姓虽然都是好，但对这批既是国贼又是民贼的家伙，又何必跟他们客气！”
要是张迈在这里，听到这样一番将治下民众分为民、贼的理论一定大大惊讶，这不就是将国民分为“广大人民群众”与“一小撮敌对分子”的翻版么？考虑到杨定国所处的时代，或者不该叫翻版而该叫雏形才对。
其实这种二分法并非近代革命者的创造，在古代社会已经有了很深的思想渊源，杨定国的这番话说将出来，旁听的张毅、张中谋父子，乃至郭汾、薛复，心里却都不怎么反感，也不怎么错愕，未必说他们就赞同杨定国的主张，只不过对杨定国这番话后面的逻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本来就有这种观念。
唯有郑渭反应比较大，已经皱起了眉头。
杨定国又道：“元帅经常跟我们说，我们做事也好，用兵也好，都要分清敌我，对于朋友、兄弟、亲人，对于百姓，都要有十二万分的耐心，可是对于敌人，那就不用客气了，什么手段都能用！高昌、龟兹的这些贼子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既然国家缺粮，咱们不妨就派人去将他们暗中控制起来，再派人去提醒提醒他们，若是他们还识相肯合作，那是最好，若是不识相，哼哼！便找个心思活的大员，看看律法之中有哪一条能治他们的罪，将这些贼子给铲了！人治了罪，他们的存粮便充公！这次缺粮的问题便解决了。我敢保证，像这样的人手底下绝对不可能干净！”
张毅听得有些错愕，因杨定国平日处事光明正大，而且品德甚好，无论在疏勒、在高昌还是在凉州那都是有口皆碑，人人都觉得这位“国老”正统得有些古板，张毅是做梦也没想到他也有这样狠辣的一面！
郑渭却听得背脊发冷，额角冷汗直飚了出来，要说话甚至喉咙都有些颤抖。这件事情本来牵扯不到他身上，真办起来短期来说甚至对他郑家也是有利的，然而杨定国做这件事情所依赖的思想郑渭觉得实在太可怕了。
“国贼？民贼？”郑渭在杨定国还没说完的时候就想：“高昌的那些商人虽然十分可恶，但都是在现行律法之下行事，可以说他们钻了律法的空子，不是什么好人，却不能说违法。”
他是商人出身，不像武人出身的杨定国那样心中有着极其明显的爱憎与极其强烈的道德感。在郑渭看来，钻律法的空子以谋求利润本来就是商人的天性，甚至就是商人在恶劣环境下赖以生存、在顺境中赖以发展的最大动力，反而是“毁家纾国”的行为其实才是违反了商人的本性，如果将这种本性视为罪恶，那他郑家也休想干净。
至于杨定国所说的要寻这些奸商一些罪行，一个国家的政权若想要抓一个人的把柄，就算是圣人和佛陀只怕都能被揪出一堆毛病来，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郑渭的眼光非庸俗可比，看得比寻常人要远得多，马上就想到，若是按照杨定国的这种思路，今天既然“设法”来整治这些奸商，明天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整治其他人，甚至若有朝一日杨家、郑家失势，别人也就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整治他们自己，这可是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底线！一旦越过去了，后面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
郭汾由于立场的缘故，一时没像郑渭般想那么远，但也隐隐觉得不是很妥当，说道：“这个法子，做起来应该不难。只是会否有损我们立国之信誉？”
杨定国道：“事情有经权之分！虽然现在北庭之战已经结束，但中部的情况却比战争还危险。在这种时候必须当机立断，从权行事！而且我敢断言，若是将这些奸商铲除，不但不会有损我们立国之信誉，而且全境之内，无论军民都会欢呼称颂。”
张毅也点头道：“国老此策也有道理。天下之纲常大义，莫过于君臣，然而孟子云：‘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臣不可弑君，此为千古大禁，但**之独夫则当除之而后快。君犹如此，何况商贾？这便是从经还是从权的分别了。高昌、龟兹的那些奸商不顾国困民贫，还在那里拼命抬高粮价，弄得国家困顿，军士生忿，民怨载道，若我们趁势将这些害群之马除掉，不仅军心可慰，百姓也必然拍手叫好。”
郭汾听得有些犹豫，问郑渭和薛复道：“郑长史、薛都督认为怎么样？士兵与百姓会否反对？”
薛复想了想，很谨慎地道：“士兵们对这种祸国殃民的奸商最是反感痛恨，如果我们事前能够加以说明，全军兵将对此是不会有意见的。”他这两句话其实只是陈述事实，但说将出来却仿佛薛复也赞同了一般，郭汾也就点了点头。
郑渭道：“老百姓多半也不会骂，若将这些高昌大商人铲除，高昌的粮价马上就能降下来，中部的百姓多半会像杨国老说的那样欢呼称颂。”
郭汾道：“照这样说，薛都督和郑渭长史都是赞成杨国老的这个建策的了”
郑渭马上就打断道：“不，我不赞成，嗯，不是不赞成，我是反对！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做不得！”
杨定国等一怔，张毅道：“郑长史是怕行不通么？”
“怎么会行不通！这件事情容易得紧！”郑渭道：“我军在高昌、回纥的威信早已确立，要办成这件事情，甚至不需要派个大员去，也不需要军方动手，只需一个狡猾的小吏，拿着一纸命令，就足以掀翻一个大商家，抖出万石小麦来。至于要从律法上给那些商家找个罪名，那就更加简单了。”
杨定国道：“既然军民快意，百姓赞成，事情又能办，郑长史为何还要反对？”
郑渭道：“士兵赞成的事情，就能做么？百姓赞成的事情，就能做么？”
杨定国眉毛抟了起来，觉得郑渭这两句话说的有些莫名其妙，道：“若是顺应军心民心的事情，为何不能做？”
郑渭道：“若只是让军民一时痛快，益得他们短浅，却害得他们深长，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做！杨国老，我实对你说，那些商家所建的那些大仓库在哪里我大多知道，因为他们建仓的地皮就都是我批出去的——所以我说要取他们的粮食很容易。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他们买来了粮食而没有偷偷摸摸地藏起来，却就放在我们看得清楚明白的地方？”
“这”
郑渭道：“他们堂而皇之地建粮仓，那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不会派人去侵犯他们的这些粮仓！这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默契，若是打破了这层默契，巧取也好，豪夺也罢，要得到这些粮食都是很容易的，但我们立国之根基可就荡然无存了！”
杨定国摇头道：“我们立国的根基，可不在这上面！我们是靠将士浴血打下来的这个天下，我们是靠百姓支持撑起来的这座江山！我们的律法，是保护百姓的，不是保护这些奸商的！”
郑渭却道：“律不可移，法不认人！律法面前，哪有什么奸商、百姓的分别？律法之作用，就在于那些奸商就算是坏人，只要他们没有触犯律法，我们就不能动他们！”
杨定国失笑道：“照你这样说，难道明知道他们是坏人，都不能动他们了？”
“当然！”
杨定国不悦道：“那你是说，明知道那些奸商在祸国殃民，我们也不能动他们了？”
“当然！”郑渭道：“那是我们自己没将事情做好，我们的律法也还不完善，以至于让他们钻了空子，责任在我们，不在他们。往后我们当设法把这些篓子给补上，但现在却不能动他们。”
杨定国很不能理解地盯着杨易，仿佛觉得郑渭的逻辑十分荒谬，说道：“我真是不明白，元帅怎么让你这么个善恶不分公子哥儿来当这个家！不过我也总算明白了，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当家，所以高昌那边才会奸商当道呢！”
（未完待续）
第一 一 六章 无君之时
在如何对付高昌一带的“奸商”的问题上，郑渭与杨定国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杨定国主张强硬，要以严厉的举措打击这些“不法商人”，他认为此举不但能够以最小代价顺利解决中部地区的粮价问题，而且能够对以后所有企图扰乱粮价的“奸商”起到吓阻作用。
郑渭则担心这样做会对天策政权的律法精神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但是这个层面上的论述相对来说显得比较“虚”，郑渭说破了嘴皮子杨定国也无法接受。
这位杨国老只是道：“好，就算你说的都对，我只问你打算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高昌目前粮价的混乱，根本在于官府以及比较能按官府指挥办事的存粮大族（如郑家）都在去年冬天耗费掉了太多的存谷，实力大削，以至于无法左右整个粮食市场的行情。
要解决这个问题，务本之法，莫过于从别的地方调粮过去。而当下天策境内还有大量余粮的地方，一个是宁远，一个是凉州，刚好是位于东西两极。大西北的陆路交通有其特殊性，即州与州之间的距离极大，而且道路不好走。从凉州到高昌的陆路，差不多和杭州到北京那般遥远，且凉高之间又没有一条京杭大运河，这样的距离要靠人力畜力来运输像粮食这样的大宗商品几乎是不可能的，过去发生在北庭的战争，唐军的补给基本上都来自龟兹至肃州一线，再往东的甘凉兰也有军粮西输，不过是输至瓜沙二州，以阶梯方式填补瓜沙因粮草北运而出现的缺口，饶是如此旅途消耗仍然极其庞大。而要从凉州直接运粮到高昌去，考虑到中途的消耗，那么非得准备三倍以上的粮食不可，这个消耗以凉州如今的存粮也消耗不起。宁远那边的情况也类似。
另外就是采取“就食”政策，即不运粮食，而让人跑到有多余存粮的地方就食，这个方案相对来说可行得多，然而也有很多问题。首先这样大规模而且长距离的人口迁徙仍然是很耗费粮食的，其次大规模的军民迁徙还会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宁远那边如今必须全力支持西线的战事，所以这些人便只能迁到凉州来，从高昌到凉州的距离，这样距离的就食相当于是从河北一直跑到浙江——中国历史上都从来没有当政者主持过这种“就食”。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就食是临州就食，再麻烦一点就是临省就食，如从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