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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汾微微点头暗示他可以说话，张中谋道：“其实咱们律法之中，也不是无论什么情况都动不得私人钱粮的。在某些情况之下，也可以强制征调私人财产。”
原来他昨晚听了郑渭那句话以后，已经回去下了一番死功夫，认真研读了天策大唐现有的律令，希望从中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
郑渭一听，接口道：“那是有的，但必须是处于国家重大危机之中才可。如外敌遽至，城池将破，这个时候方可调用民财。”
若到了国破城危之际，就连人都要被征调上战场——连生命都可征调，更别说身外之物了，比如当初高昌围城，郑渭也曾征调了不少民间存粮。
张中谋继续道：“如今我们虽然暂时没有外敌压境之大患，但中部的这个危机也有可能导致国家危亡，而且我认为，这次的大危机可比一座两座城池被围困还更严重！”
杨定国喝彩道：“说的好！这本来就是从权之举！”因赞了张中谋一句：“好小伙子！脑子够灵活！”
郑渭道：“征调民财之事，必须慎之又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征调民财，能够征调到那个地步，律疏上解释得非常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鼓励民众出钱出力，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强制民众出钱出力，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地将满城钱粮收归公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征调所有男女上阵御敌——当初都曾经过仔细推敲，里头没有一条是与当下情况相符合的。”
杨定国骂道：“你个书呆子！难道你就不能变通一下吗？活生生的人，就得被一些死文字憋死不成！”
“在我这里，要变通容易！”郑渭道：“但到了后世，要想他们不变通就难了！随意解释律令的事情不可轻易做，因为破了一次例之后，日后遇到子孙不肖就会引用此例胡作非为。若是律法可以任由执政者因其需要随意变通，那这律法就完全变成摆设了。”
郭汾问道：“郑长史，依据律法，真的完全无法变通么？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真的很大啊。正如中谋所言，此事若不能解决，其危害恐不在丧地破城之下！”
郑渭道：“这样的变通，勉强解释得过去，但是太过勉强了，除非”
郭汾问道：“除非怎么样？”
郑渭道：“除非这个解释能够服众！”
郭汾沉吟起来，良久，说道：“既然郑长史这样说，那不如将此事交纠评御史议一议吧。杨国老也说过，这事便是放到了纠评台，纠评御史也都会赞成的——纠评御史来自民间，若他们也都赞成，我想百姓就不会有异议了。”
杨定国道：“我倒是有信心纠评御史都会赞成，不过这事一闹开了的话，只怕那些奸商听到了风声，会有防范。”
郑渭淡淡一笑，道：“这个倒不怕。若此事是光明正大地解决，那便不需要什么秘策。不过得给我一点时间准备，需在三天之后，再公开此事。”
（未完待续）
第一一九章 阵营
二月下旬，凉州中枢忽然传出了一个消息，第一夫人郭汾和国老杨定国都流露出了对高昌囤积居奇者的巨大愤怒，跟着郑渭以留守三重臣的名义，敦促高昌的粮商与国分忧，以纾民困。不过考虑到凉州到高昌的距离，高昌那边的回应暂时还没传回来。
在此之前坊间早就对中部日趋高企的粮价显得很担心，这时一听到消息无不谈论纷纷，又过一日，五执政忽然召集在凉所有纠评御史，并发下文书，准备处置中部囤粮抬价一事，消息传出，满城哗然。
一时间市井的茶楼酒馆都议论了起来，至于纠评台上的御史们更是人人关心，分头搜集高昌的情报，准备在三日后的“大议”中提出自己的意见。
什么是大议？
原来这纠评台的设置，从各地挑选、召集纠评御史作为天策大唐中枢与各地的重要联接环节，同时也是官方与民间的中间机构，由于纠评御史的挑选在各行各业都有代表性，所以是很重要的民意代表，不过自纠评御史出现以来至今人数渐多，基本上各州各县、各行各业、各教各族都有，而天策大唐日常行政，又非所有事务都需要所有在凉纠评御史参与，因此便将各御史分门别类，有主议商业的，有主议宗教的，有主议治安的，有主议刑律的，有主议工程的，有主议教育的，有主议贪腐，共十六个部门，并在纠评台的四周逐渐兴建了一些房子，作为各分议御史议政和住宿的场所，每个部门以堂为称，如主议教育的叫明伦堂，主议宗教的叫教化堂，民间口顺，就叫他们做纠评十六堂。
十六堂平时分别议论所处领域，唯有发生大事之时才将所有在凉御史都召集起来，这便是大议。大议会在凉州目前最大的官方建筑进行——即纠评台也。
————————————天策政权自建立以来，所作所为甚得民心。而且民众对于一个政府的评价不但有绝对标杆，还有相对标杆，张迈所领导下的天策政权若是比起后世成熟的现代政府自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比起安陇前任的统治者——不管是回纥还是归义军那都好得太多了，而比起周边的政权如后唐、契丹、已经灭亡的岭西回纥、陷入混论的萨曼以及四分五裂的吐蕃等都明显好多了，百姓心满意足，对政府的施政基本上的评价都是正面的，贪官污吏不是没有，但这时候高层正处于锐意进取阶段，从张迈到郑渭也都着力于打击贪腐，这倒是上下同心了。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天策政权对于境内民众的言论便显得十分有自信，在对待民间舆论上采取以疏导为主的态度，这便造就了天策境内——尤其是几个大都市十分活泼的市民议政氛围，尤其凉州更是人人开谈无忌惮，“八卦”风气甚浓，一些大胆些的变文僧甚至常拿大臣来揶揄，却也没有人来因言治罪。
当然，对于张迈却是没有人敢口头冒犯的，尽管官方并未定下一条污蔑领袖罪，但以如今张迈在安陇的人望，谁敢人前说他一句坏话怕不得马上被周围的人用口水淹死。
以凉州如今的风气，坊间百姓只恨日子太平静了没谈资，如今忽而出了这样的大事，自然人人关注，个个谈论，那纠评台也是准许百姓进入旁听的，旁听席位有限，所以一发布要出这事，几百个旁听席就有几千人抢，最后只能按照惯例——将所有人的姓名写在纸条上，扔进一个大桶抽签。
而在大议举行的前三天，坊间开始热吵，到大议举行的前两天，坊间开始分成几派意见来。纠评御史们入凉之后和各界都有广泛联系，各界对他们十分尊重，而他们也很注意采集民间的意见，因此在入纠评台大议之前，就都到自己在凉州的好朋友见采集意见，而坊间的民众也纷纷聚集在愿意采纳他们意见的纠评御史身边，慢慢地就形成了不同的阵营。
一些酒楼、茶肆也从中看出了商机，设法招待来一两个纠评御史，只要有纠评御史来了，肯定就会有不少民众跑来问纠评御史是什么看法，或者是表达自己的看法希望纠评御史能将这些说法带进去。一来二去这酒楼、茶肆的生意就火爆了起来，其它的酒楼、茶肆乃至一些开放的寺庙也都效仿起来，竟因此成为凉州自发形成的议政点。
这其中，以几个地方最具影响力，第一个是凉州最大的酒楼——位于城南的刘伶居，第二到第十几个，则都是位于城东商业区的十几个廉价酒店、低价茶楼。
这个分野看似自然，其实里头却大有文章。
原来在凉州刚刚开始的规划中，城东属于商业区，是在一片荒芜之中商户们自己建造房屋，甚至搭建帐篷，政府除了在要求其建筑保持距离以防火、在各地设治安岗亭以防盗等公共服务方面有所介入之外，其它基本不闻不问，所以城东建筑花样杂乱不堪，有高层次雅致的住宅，也有低层次甚至只是一个帐篷的商铺，从境内到此的商人都聚在此，入城讨生活的苦力乃至乞丐也在此，失足妇女们做生意当然也都在此，酒馆茶楼食肆什么都有，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各种下三滥的玩意儿都在这里落地生根，是三俗的渊薮。
天策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郑家、奈家等大商家在城东也买了地皮，但后来他们的生意做上了档次，渐渐就搬离了这里，而转到城南去了。城南却又是什么地方？
这里原来却是宗教区域，以佛教为主，而间以天方教、明教、祆教、道教、景教，由于有宗教力量的介入这一片地区的建筑最为华丽，房屋也最多，在古代宗教活动场所通常也会有商业活动，如另一个时空中北宋时商业开封府商业最发达的地方就是大相国寺，凉州的情况和北宋开封的情况不同，但也有相通之处，就是商业力量同样在此聚集，不过聚集的却是高层次的商人了，比如大宗的买卖，比如银钱的流通（和尚们是这个时代流动资金最多的阶层之一），比如高端情报的交易等等。
因是宗教区域，上不了台面的失足妇女便没法在这里战街，酒香肉臭也不能在这里乱飘，就算是做生意也都打扮得文质彬彬，失足妇女其实不是没有，但都包装得不像失足妇女，比如像鱼玄机那样的女道士。此外各种娱乐设施也是整个西北水平最高的，安陇最好的酒、最好的茶、最好的变文僧、最好的参军戏，都在这里，而刘伶居就是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座酒楼。此乃上等人交游之地，是风雅之归依。
————————————从消息传出的第一天，奈布就到了刘伶居酒楼会晤郑济——能够进入大议的，除了常务的纠评御史之外，还有一些散大夫，纠评御史有一定的俸禄，散大夫们则没有，不过在定期与不定期举行的会议中接到召集可以入内议政，郑济与奈布都有这个资格。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郑济知道得比奈布还早，但是他很懂得分轻重，在中枢决定公开之前并未泄露只言片语——像这种小范围的信息如果泄露要追查起消息源头来是很容易的。但是他和奈布一会面，那便是对着整个大商人阶级和宗教领袖们公开了。
与此同时，也有纠评御史或者散大夫在城东活动，而他们消息的源头则是安六——对于这个身有残疾的老人来说，城南那种风雅之地并不适合他，他更喜欢在这里和贩夫走卒厮混，不仅是他，岭西老兵的许多家眷都将家安顿在这里。这里虽然没有城南那么高雅，甚至有些脏乱差，然而生活起来其实更加舒适。
安六和明教的长老温宿海等人在茶肆之中破口大骂，旁边的市民跟着起哄，整个城东尽是对高昌奸商的痛骂声。这些下九流十有**饿过肚子，自然知道粮价高企的可怕，而且在这里也不用讲究什么礼数，都道：“现在国家有困难，这些奸商不帮忙也就算了，还趁乱打劫，发国难财，这些人啊，该杀！”
“正是！该杀，该杀！”
不知道谁说道：“最好将这些趁机抬高粮价的奸商一个个都揪出来，抄他们的家！粮食嘛，就用来赈济穷人，他们赚来的黑心钱，就送到西面给元帅做军费！”
众人一听，齐声叫好，大叫痛快，均道：“没错，就该这样！这叫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城东那边就没这么喧嚣了，刘伶居里是上层人物连夜茶话，谈起中部的状况来，许多宗教领袖也都忧心忡忡，这次中部粮价的抬高，掌控者虽然是高昌及其周边地区的商人，但是这些人也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资金就炒了起来，高昌的交易火热起来之后，几乎是将天策大唐东部以及西部的资金都吸引了过去，而这些资金的来源，有一部分就出自新出现的钱庄，而僧侣们有恰恰是这些钱庄的东家之一！
“唉！”天宁寺的主持玄秀法师说：“高昌的这些粮商，真是不该啊！他们怎么可以发这等国难财呢？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将钱借给他们！”他也是散大夫人选，而且有着一颗慈悲心，非如此也没法成为天宁寺的主持。不过，如果粮商们因为政令强制而全垮了，对天宁寺来说也将蒙受重大的损失。
从僧侣们到粮价，这中间关系很深，却又不直接，乃是一条很长的链条——僧侣们注资钱庄，钱庄直接或间接借钱给粮商，而粮商又以这些资金来购入粮食、保存粮食，甚至用于推高粮价。僧侣们并不直接控制钱庄，他们关心的只是钱庄是否生息、有赚，至于他们钱庄的钱投向哪里，他们不一定会过问得很仔细，但也不完全知道。而钱庄又只是粮商们资金来源的一部分。
随着中部粮价的走高，寺院和钱庄的可预期财产也都水涨船高，然而这笔钱毕竟还握在粮商们手里，现在还没兑现呢。
迁徙到凉州来重建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