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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伏罗希洛夫参与领导了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工人罢工，并发表了演讲。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
此后，伏罗希洛夫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曾多次被捕，遭到监禁和流放。在霍尔莫戈雷被监禁的时候，他结识了女政治流放犯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戈尔勃曼。两人彼此相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伏罗希洛夫正在察里津（后改为斯大林格勒，现为伏尔加格勒）的一座大炮工厂做工。他在工人中进行反战宣传。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来到彼得格勒。发动了伊兹麦洛夫禁卫团起义。起义进行得极为顺利，最后士兵们选举伏罗希洛夫为彼得堡工人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前夜，他按照列宁的指示，加强了矿区工人的工作，在工人中建立了赤卫队。积极参加十月革命。11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人民委员。 1918年3月6日，基辅陷落于德奥军队之手，哈尔科夫和彼得格勒都处于危险之中。伏罗希洛夫组织和领导了第一支卢干斯克社会主义游击队，开始对德奥军队作战。伏罗希洛夫自己把这件事看作是做军事工作的开端。3月下旬，他率领游击队从卢干斯克出发，向科诺托普前进。在科诺托普，游击队与德奥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率领的游击队在哈尔科夫工人游击队的配合下，击退了德国第27预备兵团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力量悬殊，哈尔科夫于4月8日被德军占领。不久，卢甘斯克也面临着被德奥军包围的形势。他率领部队掩护80列火车由顿河草原向察里津撤退。此时，他已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司令，指挥两个军和由莫罗佐夫军区与顿涅茨克军区居民组编的部队。在这里，他指挥的部队不仅对入侵乌克兰的德奥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而且与顿河哥萨克白匪军苦战了三个月，到达察里津与苏军主力会合。1918年的察里津保卫战，成为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最重要战役之一。伏罗希洛夫率部从顿巴斯突破封锁来到察里津之后，大大加强了察里津市的防御力量。7月19日，伏罗希洛夫到刚建立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任副主席，同时担任了察里津前线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为了有充足的兵员，他派人到农村动员可靠分子参军，并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他把零散的游击部队编成正规兵团；为了对付机动性强的哥萨克骑兵，他组建了几个用大量机枪和火炮装备的加强师；为了支持步兵和骑兵作战，他组建了装甲纵队。所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察里津的防卫。苏军在伏罗希洛夫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显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1918年11月，他当选为乌克兰工农政府委员、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19年5月，他领导了格里戈里耶夫的剿匪作战。6月，出任第14集团军司令。不久，指挥了卡捷林诺斯拉保卫战。后任乌克兰内线司令，指挥了基辅保卫战。 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一样认为，大批骑兵部队机动灵活而且威力巨大，苏联红军必须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集团军。于是，当布琼尼向中央提出这一建议时，他表示完全赞同。1919年11月，伏罗希洛夫便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军的军事委员。布琼尼在回忆中说道，伏罗希洛夫“是领导全军作战的核心人物之一”。“骑兵部队的特殊组成要求任命不仅具有一般政治声望，而且要多少以自己的军事生涯闻名于众，享有一定威信的人。”伏罗希洛夫率领这支部队粉碎了邓尼金军队的进攻。从波兰白军手中解放了乌克兰，消灭了弗兰格尔的部队。
此后，伏罗希洛夫在苏联红军中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党政工作。从1924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与伏龙芝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军事改革。1925年至1934年，他升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又担任了6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为加强苏军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
1941年6月，德国突然袭击苏联后，伏罗希洛夫为西北方向总指挥部司令。
卫国战争一开始，他就直接参加了粉碎德军进攻的组织工作，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和列宁格勒前线司令、游击队总司令等职。在列宁格勒防御战中，他曾率部以强有力的反突击，迫使德军在卢加河畔转入防御达1个月之久。1942年12月15日，伏罗希洛夫和朱可夫奉命指挥了打破德军封锁的行动，在拉多加湖的冰面开辟了军用汽车路—“生命之路”。但由于他对战争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仍停留在骑兵时代，对当代战争中的新情况认识不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一般，未能象在国内战争中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伏罗希洛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参与制定和实施了解放克里米亚的作战计划，彻底歼灭了克里米亚的敌集团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1945—1947年出任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1952—1960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因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于1958年被打为“反党集团”，1961年苏共22大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赫鲁晓夫集团倒台后恢复名誉，于1966年苏共23大时人选中央委员；1968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 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的故事》的前言中写道：“我不信上帝，但我感激自己的命运。因为降临我头上的那条道路，正是我有幸走过来的道路。再也没有比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事业更崇高了。”因此，苏联人称他是“军队的统帅”和“人民的儿子”。
所获荣誉
8枚列宁勋章，6枚红旗勋章，以及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和许多苏联奖章。1920年，他获得革命荣誉武器——带镀金刀柄的、刻有红旗勋章的军刀，1968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
同名系列坦克
“Ｋ？伏罗希洛夫”坦克，由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女婿——设计师科琴领导研制。以１９３７年制造的ＳＭＫ双炮塔样车为基础在１９３９年制造出ＫＶ双炮塔重型坦克，原本使用弹簧悬挂但后来改为扭杆悬挂，在１９３９年入侵芬兰时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
１９４０年ＫＶ－１坦克投产，它只有１个炮塔，部分车辆加装了螺栓固定的附加装甲。在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至１９４３年底ＫＶ型都是苏联重型坦克编队的中坚。在发展到ＫＶ－９后，出现了全新的ＫＶ－８５，它是Ｔ－３４／８５（炮塔部分）和ＪＳ系列的概念车。
ＫＶ系列虽然装甲厚实但机动性和火炮威力都不理想。
KV…1重型坦克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研制的，主要用于对付当时德军PzKpfwIII和PzKpfwIV中型坦克。1939年2月开始研制，同年4月，苏联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该坦克的样车定型。1940年2月，位于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开始生产，当年生产了243辆。到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前一共生产了636辆。1941年9月，迫于前线形势，基洛夫工厂迁往位于乌拉尔山脉的车里雅宾斯克，与当地的拖拉机厂等工厂合并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坦克制造厂，人们称为坦克城。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坦克城一共生产了13500辆KV系列坦克和自行火炮。以KV…1坦克为基础研制出多种改进型坦克，尤其是其中的KV…85重型坦克和KV…2型122mm自行火炮很出名。KV系列重型坦克是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重要装备，该坦克曾参加对芬兰和德国的作战，1940年，苏军一个装备KV…1坦克的坦克排参加了突破芬兰主要阵地的战斗，在战斗中，没有一辆KV…1坦克被击穿。苏德战争初期，在苏军和德军的交战中，KV系列重型坦克对阻止德军的进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系列坦克机动性较差，火炮威力也显得不足，在二战后期终于被IS系列重型坦克所取代。
伏罗希洛夫访华
1957年4月至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团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一员，除负责分工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的在华生活外，还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为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
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形势不稳，意大利和英国的共产党员纷纷要求退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日子也很不好过。 在此期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向苏共中央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就当时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迫切问题交换意见，统一认识，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发展。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这些建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认为，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当前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十分必要，因而明确表示支持。此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就如何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多次交换意见。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双方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同时，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也是对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苏联的回访，以显示中苏两国的平等地位，“不是中国国家元首总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到中国来”。1957年1月6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邀请他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1月18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感谢对他的邀请，并表示准备在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华。
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北京。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华大使馆大使尤金。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也一同来华。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中方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数千群众到南苑机场迎接。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致欢迎词中，称伏罗希洛夫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欢迎仪式结束后 ，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乘坐敞蓬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迎宾车队跟随其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乘坐的敞篷汽车行至天安门广场时，数不清的欢迎群众自发地冲破警戒线，拥向车队，挥舞着鲜艳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一时间车队只好停下来。伏罗希洛夫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近距离地、几乎面对面地向他热烈欢呼，他又高兴又有些紧张，不安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谈笑自如地说：“‘即来之，则安之’。他们看够了，也就散了”。过了好一段时间，车队才从人群包围中驶出来。随后，伏罗希洛夫及其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代表团其他人员则被安排在东郊民巷宾馆。
为了准备迎接伏罗希洛夫访华，我们中办翻译组经请示中办主任杨尚昆同意，请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来担任主要翻译。李越然精通俄语，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给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当翻译，多次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当翻译，陪同他们去苏联访问，是新中国首批俄语翻译中的佼佼者。他原来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后调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伏罗希洛夫在华的各项活动，都由李越然担任翻译。我分工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并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给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中办翻译组的朱瑞真跟随罗瑞卿和苏方保卫人员，负责安排伏罗希洛夫的安全保卫工作；赵仲元则给其他苏方人员当翻译。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一直由中国党政主要领导人陪同：在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了为他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