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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孙可望的军屯、还是满洲的八旗包衣，产出的粮食都是用辅兵或汉人的鲜血浇灌出来的。我就是把资本主义这野兽放出来，都府的百姓还能比这过得更惨么？”可邓名仔细一琢磨，认为在中国应该不必担心这个，看过辅兵和百姓受尽欺压、毫无尊严和生命保障的生活后，邓名觉得很难想象有比现在更糟糕、更血淋淋的曰子了；邓名估计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西方底层百姓会有着比较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才让创始人痛心疾首地说出那番话来：“这大概是国情不同，我没有去过欧洲，不知道现在欧洲的贵族是不是爱民如子，不知道西方的佃户是不是能有鱼有肉吃着，不用担心被侮辱、欺压，但起码过得会比中国百姓好不少。马老先生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格伟大，总不会是个信口开河的大忽悠吧？”
尽管邓名想像不出比封建社会更糟糕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不过他还是打算尽量避免这种风险，在叶天明走后，邓名又几次召集军官会议。在几次会议上邓名都提出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都府能够从盐行的盈利中受益：“要求盐行把全部的利润都交出来并不合理，他们承担风险，负责管理、实施食盐生产；不过显然他们从都府政权的支持中受益匪浅，官兵为他们的货物提供保护，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而官兵是由都府百姓组成的，所以如果盐行独吞全部利润显然不合理。”
正如邓名之前见到的那样，整体上来说川军依旧是一支封建军队，上次敢于集体参与对战略的讨论也是因为邓名的授权。当邓名刚刚提出这种全社会共享利益的理论时，很多军官都感到有些不适应，不过他们也说不出那里感到别扭。
不过并不是每个军官都对哲学理论一无所知，任堂很快就找到邓名发言中的漏洞，总结了一套说辞来反驳邓名：大意仍是军队属于邓名所有，而那些盐行也是一样，邓名会因为盐行的贡献而给予赏赐——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军队从邓名手中领取军饷和功勋，和盐行的生意并不直接发生关联；至于都府的百姓，邓名愿意给予赏赐那是邓名仁德，如果邓名不给也没有丝毫说不过去之处。
任堂的观点和理论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邓名本来是非常难以反驳的，幸运的是邓名不是当今天子而只是文安之任命的四川提督——如果邓名拥有皇帝或监国身份，所有的军官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堂那套——但眼下的情况导致明军有一些思想混乱，给邓名进行渗透的机会。
邓名坚称成都政权、四川明军、盐商、百姓都是永历皇帝所有，既然任堂无法反驳这一论点，那么邓名自然就没有居中赏罚予夺的合法姓。邓名不拥有这个权利，四川明军处于感情问题又不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永历皇帝，有人就开始接受邓名提出的那个模糊的成都（国家）概念。
就这样，利用天子弃国威信大减这个机会，还有事实上的军阀自立这个事实，邓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在军队原本坚固无比的思想堡垒上撬出一道细细的缝隙，渗透了一些否认“朕即国家”的思想进去。
在晃动了一下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后，邓名总算在全军掀起了几次如何合理分配战争红利的大讨论，官兵也没有再众口一词地表示“听提督安排”，而是开始尝试思考这个问题，与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反馈上来的分配方案千奇百怪，之前军人完全不需要去思考利益分配这个问题，他们在初次接触到这个问题时自然显得十分幼稚，各种异想天开的方案纷纷出笼。不过邓名本来也不指望他们能拿出什么高明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就算不明所以，至少也会听说过所得税、累进税制、社会保险这些名词。
邓名要的就是这些军人开始思考社会财富分配，只要他们不再把君王拥有一切、分配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就好，这样的军人就会距离标准的天子之兵越来越远，距离帝＇＇人越来越近。
在明军进行着继续前进的准备时，邓名再次约见了周培公，后者现在已经是武昌众多利益集团的代表。当从邓名口中得知明军准备越过武昌，向江西方向前进后，周培公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吃惊，而是默默地沉思起来。
“提督是不是为了切断长江航运，阻止淮盐进入武昌呢？”思考了一会儿后，周培公直截了当地问道。
“正是。”见周培公判断如此迅速、准确，邓名反倒是非常惊讶。
早在邓名决定向下游进军前，周培公就猜测邓名的最终目的是淮盐，那时叶天明甚至还没有进入武昌城。既然周培公早就有这样的猜测，那他自然早就想到邓名会切断长江航运，所以对邓名的通报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
关闭“如果提督只是想单纯阻挡淮盐进入武昌的话，我觉得提督最好设卡检查，不要殃及池鱼。”现在某种程度上，周培公和邓名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周培公早就替邓名考虑过最佳对策：“除了盐以外，武昌还要从下游购入大量货物，比如江西的瓷器就是大宗的买卖，还有江南的棉花和丝绸，都关系到武昌很多商家、店铺的生计。提督行军虽然秋毫不犯，但每次隔绝长江的时候都会让这些商家、店铺叫苦不迭，而他们背后往往也都有缙绅背景的。”
邓名认真地听着，不说一句话以免打断了周培公的思路。
“我猜提督目前只是想安安稳稳地卖盐，不想多树敌人，现在总督大人身边几乎没有人主张和提督对抗，这就是因为提督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利益。既然没人觉得能击败提督获得战功，又没有受损，自然不会主张对提督不利。但如果长江航运断绝，江西的瓷器、江南的丝绸价格节节攀高，大批商店关门，就会有很多缙绅对提督不满，他们就会给总督大人新的压力，要他重建水师保证长江航运。如果总督大人无法满足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向朝廷提出要求，那样不但对总督是麻烦，对提督、对下官、对武昌这里购买提督食盐的人，都会是麻烦，麻烦太多了，也就没有人愿意和提督打交道了。”若是闹得太凶，那周培公宁可放弃邓名的补偿，也不愿意冒险继续与他交易，为川盐保驾护航。
“周知府金玉良言，我岂敢不听？”邓名想了一会儿，提出一个建议：“得知我东进后，武昌这里的瓷器、丝绸什么的势必价格上涨，周知府可以通知一些朋友让他们事先收购一些，等我越过武昌后出售；但我到达下游后，绝不会阻拦食盐以外的货船，不会让周知府的朋友们吃亏，不会断了他们的买卖。”
“如此多谢提督了。”周培公琢磨了一下，觉得邓名如此行事的话，那他隔断航运对这里大商家来说不但不是坏事，反倒可以利用内幕消息投机倒把。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在邓名的行动中受益，那就算有少量人受害也不怕，至于那些没有背景的小商行更不必担心。
想到这里周培公又看了邓名一眼，心里想到：“或许将来还可以和邓提督达成协议，阻挡其他的船只行驶，只放我们指定的货船到武昌。”
结束了与邓名的谈判后，周培公返回武昌城，把今天的谈判内容向张长庚进行了汇报，湖广总督根本没有考虑阻止邓名行动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根本无力阻止。深思熟虑后，张长庚指示周培公道：“务必要求邓名对此严守秘密，不走漏任何风声，然后突然越过武昌，出现在下游江面上。”
“下官明白。”周培公知道若是这个消息传出去，市面上的货物价格就会上涨，给武昌大缙绅们囤积居奇制造麻烦；而若是邓名将这个秘密一直保持到出兵前，那事先知情的缙绅就可以不动声色地吃进大宗货物。当武昌城毫无心理准备地得知邓名再次切断了长江航运后，可想而知所有货物的价格都会翻着番地往上涨——没有背景的小商人们可不会知道邓名私下保证不阻拦货船，他们会以为这又是一场长达数月的航运断绝，会恐慌姓地大量进货。
张长庚想了想，又给了周培公一个名单，表示只有其上的几个人才可以知晓邓名准确的进兵时间，其他的大缙绅顶多稍微透露一点儿口风给他们。
周培公借过人员名单，能够名列其上的都是湖广的缙绅领袖，仔细看了一遍后，周培公对这份名单并没有丝毫异议，他把名单收入袖中，向张长庚行礼告退。
当晚陆尘音就到周府做客，听武昌知府的叙述后，陆尘音连忙行礼道谢，他手下的掌柜会很好地利用这个内幕消息为他大赚一笔的。
“老宗师客气了。”周培公客客气气地起身还了半礼，虽然现在他是官员，但当年他游学武昌时曾经在陆府打过秋风，受到过老缙绅的款待。就算陆尘音不是缙绅领袖，周培公也绝对不会对他无礼，免得落下一个忘恩负义的名声。
“不过阻断盐船一事，知府大人还需要再去与邓提督说一说，邓提督可以没收淮盐，然后偷偷卖给我们。”说完后陆尘音眼珠一转，眉头皱了起来：“这次邓提督给我们留下了三百万斤盐，航运断绝两个月倒是不怕，但若是更长我们也就挣不到钱了。”
虽然盐运断绝能够帮助武昌盐商提价，但若是一断半年陆尘音觉得也未必就好：“如果提督能够每天运来五万斤川盐，他想切断航运多久就断多久，老夫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提督不能保证川盐源源不绝，那最好还是适可而止。”
“老宗师的意思我会转告邓提督的，邓提督一向与人为善，我想他不会不通人情的。”周培公点点头，不过他可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担保，毕竟他怀疑邓名的真正目的不是挣钱，而是阻止清廷通过徽商聚财。
陆尘音不晓得这个关节，对周培公的说法倒是很赞同：“知府大人说的不错，邓提督最能体会我们的难处了，将来等邓提督班师回川的时候，老夫想送邓提督一份礼物，感谢他沿途秋毫无犯，就是不知道送什么好呢？”
“生铁就不错，邓提督肯定不会不收的。”周培公答道，略一沉思又道：“若是能替提督买些工匠，无论是造船还是冶金的，邓提督都肯定会大喜过望。”
“多谢知府大人赐教。”
“老宗师太客气了。”
陆尘音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对周培公低声说道：“知府大人年轻有为，廉洁奉公，湖广士林无不崇敬，现在湖北巡抚空缺，以老夫之见，非知府大人莫属啊。”
张长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把所有具体的事情都交给周培公去出面处理，这实际上就给了周培公更大的权力，让后者的人脉得以飞速地发展。而且这些参与其中的缙绅也都很清楚，张长庚有机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与总督大人相比，周知府才是真正能与大家共进退的人——想不同生共死都做不到。
周培公知道陆尘音这话并不是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而是代表很多湖广缙绅说的，不过仍微笑着连连摇头：“不敢想，不敢想。”
宾主相视一笑，陆尘音离去时，周培公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前。
不到一个月后，燕京。
“张朝太没用了！”顺治看完江西的哀求一般的告急奏章后，拍案叫道。
本来清廷上下都断定邓名会在四川生聚教训，至少也要在成都呆上一、两年之久，但没有想到他在渝城一战刚过去两个月后就再次出夔门，再次逼近武昌。邓名此举说明他对安心发展没有什么兴趣，不少清廷高官都有一股流寇味道扑面而来的感觉。
在接到张长庚急报后，顺治一边严令湖广务必坚守武、汉，一边命令临近数省严加戒备，以防邓名带着大批闯贼窜入中原开始新一轮的全国流窜。得知汉阳陷入苦战后，燕京就开始忐忑不安，唯恐武、汉易手，邓名裹挟满城壮丁沿江而下，以致事态糜烂。
幸好周培公总算不符厚望，带领全城军民拼死抵抗，邓名几次挖塌汉阳城墙，都被周培公重新堵住，有一次明军已经冲进了汉阳，又被身先士卒的周培公带着家丁赶了出去，硬是把缺口夺回再次封上。汉阳保卫战结束后张长庚一连上了两道奏章为周培公请功，顺治周围的臣僚也纷纷称贺，盛赞皇上之前慧眼识珠、准许了张长庚的保举、破格提拔周培公为武昌知府一事。
邓名虽然在汉阳城下受挫，但却不甘心失败，通过武昌继续东进。不过当时顺治认为这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明军损兵折将、士气已堕，他判断邓名很快就不得不返回四川舔伤口。但江西巡抚张朝和布政使董卫国的无能实在出乎顺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