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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山西绿营相对更不熟悉地理，所以李国英也不用太担心他们在打开通道后自行逃走——虽然李国英一再向部下们强调，明军实力薄弱，无法阻挡七万大军抱团离开，但如果换成川陕绿营在北面，李国英还是不太放心，怕他们会在危机关头抛下主力先行离去，毕竟他们可能仗着自己是地头蛇快速逃回渝城去。
清军突围的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山西绿营向西攻击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出路，他们向北深入内陆山地十几里，但依然能够见到明军的哨所和营寨。而且明军的防线也相当厚实，即使越过明军的营地也会遭到明军增援部队的阻击。
不过山西绿营不肯放弃，他们坚信李国英的判断，那就是明军的兵力不足，无法形成一道连绵的战线，若是明军强行延展他们的防线，那整条防线上的兵力就会被摊薄——除了相信这个判断外，山西绿营也没有其他的出路，因为事实若非如此的话，清军就只剩下了死路一条。
根据李国英的命令，山西绿营尝试绕过前排的明军哨所和堡垒，并用无甲兵把这些明军堡垒包围起来，以阻止他们出来干扰清军行军。在绿营的先锋进行这样的工作时，明军堡垒里就开始用烽火报警，很快就有大批的明军甲兵从后方开过来，阻止山西绿营用简易壕沟瘫痪明军的前哨堡垒。
不肯死心的山西绿营反复地攻击着明军的防线，直到时近黄昏才不甘心地退下去。撤回来的山西绿营向李国英报告了他们失败的详情，除了明军总会有甲兵及时增援外，这些山西绿营还看到堡垒后面有不少游骑往来活动，显然在北方的防线后面驻扎着明军雄厚的兵力。每次出动的明军甲士目标都很明确，只是赶走想要进行土木工程的无甲兵，或是阻挡绿营披甲的进一步深入，明军每次都仅仅出动必要的部队而没有浪费他们的后备兵力。
山西绿营的报告让李国英沉吟不语。清军在南线和中央的攻击也不成功，王明德只打了一个上午就叫苦不迭，抱怨明军的营垒坚固，绝对无法突破；而中央的甘陕绿营也称明军防备森严，让尝试突围的清军无隙可乘。
李国英亲自坐镇，知道前锋将领断然不敢撒谎欺骗自己，既然明军在每一处都有充裕的兵力，那就只能说明邓名得到了大批的援兵。
“成都原先不就是刘曜的一万多人吗？后来可能又从建昌要了些人，再加上跟着邓名进川的浙江人，总共也就四、五万吧？”对面的明军实力要比李国英想像的强大很多，但川陕总督却感到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剩下的可能还有十几万人，但都是邓名抓回去的俘虏啊。”
赵良栋他们的贵州辅兵、高明瞻战败后送给成都的部队、还有李国英抛弃的数万民夫，这些人刚被明军俘虏一年多李国英虽然是武将出身，但他对军屯等工作都颇为擅长，对战略、人心也都有不错的把握，因此才会受到朝廷和洪承畴的青睐，把抵挡刘文秀大军的重任交给他，还把他一路提拔为西北数省的总督。
根据李国英的经验，这些被明军抓去的俘虏没有五、六年工夫根本无法消化，不但不能成为明军的助力，反倒需要留下相当的人手去监视他们。而明军从长江下游掳掠来的壮丁也不是短短两年就能收为己用的，这些人恐怕都有逃离军屯的心思。但是李国英却没有见到流亡者——就算渝城和成都中间隔着大片的无人区，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只能说明邓名对他的统治区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警戒制度，而这种制度当然也需要人手去维持。
掰着指头算算，李国英认为邓名最核心的部队就是川军，那些人手下的辅兵可能都被邓名提拔为军屯看守和甲兵；其次就是浙江来的亡命徒。不过李国英始终没有看到刘曜、杨有才和其他青城派的将领出现在战场上，一次也没有过，所以李国英一直怀疑邓名在成都进行了大清洗——这会导致邓名对旧川军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
“邓名怎么可能动员四、五万人来阻拦我们？他手里可靠的部队顶天也就是这个数，难道成都一点儿看家的人马都不留吗？”
除了核心部队的人数外，李国英猜测成都现在有壮丁二十万左右，他为了保险还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二十五万——虽然还是低估了，但和邓名实际控制的二十八万男丁相差并不多。如果邓名动员五万人到前线，那就相当于六丁抽一丁，这是李国英绝对不敢相信的比例——当初在辽东松锦决战的时候，皇太极虽然能够在满、汉、蒙八旗中实现三丁抽一（包括无甲兵），但那也是满清的极限，而且在八旗兵三丁抽一的背后，还有数百万汉人包衣的后盾。为了保证八旗兵的动员，包衣连三十丁抽一都做不到——这样算起来辽东的动员率也不过是二十分之一左右。
就算邓名有粮食储备、有水路优势，可皇太极也同样有大量的储备和本土作战的优势，现在邓名表现出的动员能力比皇太极时期的满洲还要高得多，这让李国英感到非常不解——皇太极当时已经在辽东经营了很多年，手下有很多在辽东出生的汉人、投降汉军的第二代和十年以上的汉人包衣，这些人都对满洲人死心塌地，肯定不是邓名手下这帮从五湖四海收罗来的人群能比的——而如果没有足够长的统治时间，以李国英的见识，他完全无法理解邓名如何敢大规模动员这些不可靠的壮丁。
最糟糕的是，这些明明应该很不可靠，不肯为他们缺乏威信和恐惧感的军官去拼命的明军壮丁，居然在坚定地守卫着明军的防线。
“是不是虁东贼也来支援邓贼了？”王明德对李国英说道。
“有这个可能姓。”虽然除了袁宗第以外，李国英没有见到虁东众将的旗号，不过如此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何对面的明军会有如此众多的数量，而且还没有大量逃亡事件发生：“也可能是建昌的贼人来增援邓贼了。”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不少山西绿营将领都感到很紧张，他们人生地不熟的，一旦分散突围肯定会落入敌手。而且王明德他们都是李国英的嫡系，如果形势紧张到必须要有人断后的话，山西绿营怀疑这个送死的差事肯定会落在他们的头上。
“总督大人，我军的军粮只够吃三天了，必须要突围！”山西绿营怕什么偏偏来什么，王明德铿锵有力地说道：“贼人只会越来越多，我军必须尽快突围！”
环顾了周围众将一圈，王明德跨上一步，单膝跪倒在地，双手抱拳向李国英请命道：“总督大人一定要走，而且一定要立刻走，末将敢请为大军断后！”
随着王明德这话一出口，山西绿营的将领们人人脸上变色，紧接着就是真诚的感动，还夹杂着些许的怀疑。
“正是。”另外一个陕西籍贯的大将胡文科也抢上一步，和王明德肩并着肩跪下，慷慨陈词：“想让全军突围很难了，但甲士一定要保住！末将恳请总督大人带着山西绿营的披甲先行一步，让末将留下和王总兵一起为大军断后。”
“末将亦愿留下。”
“末将也是陕西的好男儿，不愿意丢下王总兵和胡游击独活！”
许多陕西绿营将领纷纷跳出来，争先恐后地向李国英请命断后，他们一再强调要总督大人赶紧带着全部山西绿营披甲离开，并且发誓会用手中的五千甘陕绿营披甲兵和几万无甲兵死死拖住邓名，保住总督大人和大部分主力逃出险境。
山西绿营的将领们此时都惭愧得无地自容，不少人热血上涌，也要求留下一起断后，但却被王明德他们拦住了，胡文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你们远来是客，我们老秦军不，我们甘陕绿营是做主人的，怎么能让客人冒险？”
除了山西绿营外，甘陕绿营的众将还一致表示陕西提督张勇也是太重要的人物，应该和总督大人一起突围。
张勇对此倒没有推辞，不过让山西绿营将领们奇怪的是，张勇并没有露出感激之色，只是阴沉着脸点点头，一言不发地站在李国英背后。而川陕总督面对着手下众多的忠义之士，似乎也没显得有多么感动，反倒有一种让山西绿营将领看不明白的古怪表情。
第五十八节 断后（下）
李国英和王明德他们商议战略的时候，明军大营这边袁宗弟也在向邓名提出他的战术见解，在他看来邓名的部署实在是太软弱无力了。明军从始至终就满足于不让清军穿越他们的防线，并没有及时发起追击，现在李国英明显军粮不足，袁宗弟认为最正确的办法就是狠狠咬上去，不让李国英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邓提督为何不贴着鞑子扎营？”袁宗弟大惑不解地问道，对李国英来说时间最宝贵，邓名只要摆出近战的架势，对方就必须要应对，而几天的激烈争夺下来，就算李国英赢了他军粮也耗尽了，到时候只能仓皇逃跑，而追击逃跑的敌人袁宗弟认为是自己的长项，还能给邓名不要好意见：“如果李国英怯战，我们就贴着他的大营挖沟，然后通通灌上水，把他的大军通通围死，他一定得出来阻挡我们，然后我们就动员全军和他打，打个几天他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我没法这么打，”邓名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道：“我没有那么多军队。”
“邓提督的军队不少了。”袁宗弟自信满满地说道，看起来明军是五万对清军七万五、六千的样子，好像是比对方少了三成，可是明军有水师优势，调动起来比清军负担小，所以差距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大。而且袁宗弟虽然只观察了几天，但他认为邓名的军队素质相当高，即使是辅兵一个个也都龙精虎猛，显然营养充足；而且这些辅兵能够熟练地执行军官发布的命令，小队之间配合默契，虽然没有甲胄在身，但按照袁宗弟的标准这都是战兵，只是没有披甲而已：“绝对能围着李国英的大营挖壕沟。”
“不，很少，我只有一万五千军队，其中还有三千是水手，剩下的都是民夫。”邓名不得不更正袁宗弟的看法：“他们不是士兵，不是辅兵，而是民夫！”
“他们都是好兵，再说就是民夫也能当兵用啊。”袁宗弟完全不理解邓名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倒是盼着我拿他们当兵用。”邓名苦笑了一声，把自己和民夫达成的协议给袁宗弟说了一遍：“可我没法给这么多人娶媳妇，就是这次参战的士兵的奖金和媳妇该怎么解决，我现在还一点儿数都没有呢。”
清军进攻的时候，邓名可以让民夫参与防守营地，就算他不下令这些民夫也肯定会帮忙，叙州来的不用说，就是成都的民夫也不可能看着清军突破营墙来杀他们。而邓名也可以强词夺理称他没有把这些民夫当做军人使用，他们是自愿助战的；而如果全军迫近李国英的大营，和敌人野战争锋或是冒着清军的火力和搔扰挖壕沟的话，邓名就没法不给这些民夫军人待遇了。
“反正李国英没粮食了，等他撤兵的时候我跟在后面抓俘虏就是了。”邓名虽然有三万五千训练有素、士气饱满，甚至积极愿意参战的民夫，但他口袋里没钱，所以主动退而求其次，只想着取得一个有限的胜利而不追究全歼李国英的部队：“等李国英逃跑，我就在后面跟着，把他的无甲兵都抓走后，他的披甲迟早也要丢盔弃甲地逃亡。”
“可是！”袁宗弟这才想起来，邓名和他以及其他夔东众将不同，成都的政治模式和其他军阀也大不相同，邓名没有说一不二的权利，而是要和治下的百姓讨价还价——现在他们都是士人了，地位比明末的百姓地位还高，可不是军屯里那种随便揉捏的农奴兵。
“可是如果邓提督不紧逼上去的话，李国英最后很可能只把辅兵扔下就跑了，”袁宗弟听明白了邓名的难处，但却没法同意对方的战略：“最后披甲兵多半能逃走，就算他们把盔甲扔下一部分，人可是都能跑了。”
在袁宗弟看来，辅兵这种夫子是要多少有多少，披甲兵才是关键，如果不消灭对方忠心耿耿、富有战斗力的披甲部队，那对方元气就还在，下次再从山西、陕西征发一批夫子来就实力尽复。袁宗弟的价值观也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看法，辅兵在谁手下都是效力，胆小怯懦，平时在军屯干苦力，战时给战兵背盔甲，消耗的不过是鞭子罢了。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些辅兵更重要，关键是人多啊。”但邓名的价值取向和袁宗弟完全不同，对方的战兵吸收入成都体系相对困难，将领、军官、亲兵、战兵的忠诚链条强劲有力，为了消化俘虏的那两千山西披甲，邓名不得不善待他们的将领，袁象也需要额外拿出资源来笼络军官们；可无甲兵就容易得多了，他们庞大的数量对成都的生产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