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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发现了埋在水下的石椁。子胥看罢神情大振，再命一个营的兵士用麻袋装满泥沙，用船运往石椁之处，投入湖中，在墓坑四周垒成围墙。在将墙内之水设法舀干之后，命有经验者凿开石椁，只见椁内包有一棺，几十名军士将棺抬出来打开，却发现棺内只有衣服帽子及铁块数百斤，别无一点皮毛显现。正当大家疑惑不解之时，老翁走来说：“这是一件疑棺，专为迷惑盗墓者而设，真正的棺材在它的下面。”在老翁的具体指挥下，军士们掀开厚重的石板，果然看到有一棺伏卧于空旷的墓穴中。子胥立即命特工人员将棺劈开，将里边盛放的尸体拖出，并运到岸边。因此尸入殓前用水银专门做了防腐处理，故虽埋入地下几年，但整个身子从上到下，仍同刚死去一样鲜亮而富有弹性。子胥一看，正是楚平王之身，立刻怒气冲天，从一军士手中夺过九节铜鞭，蹦着高儿，嘴里喊着“狗日的，看鞭！”开始鞭打其身，直到整具尸体骨断筋折，方才住手。子胥一边收鞭，一边围着楚平王的尸体转了两圈，仍觉不解其恨，便抬起左脚踩住尸腹，右手两个手指插入眼窝，愤然呼道：“楚平王，你活着时枉长了一对狗眼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杀我父兄，真是死有余辜。现在我代表世人正式判处你的死刑，并给予碎尸万断的补充处分。”言毕，两个手指用力插入平王的眼窝，一扭一勾一挑一拽，将二目刷地抠了出来。紧接着，又弯腰弓背，双手抱住平王已经有些脱发的头颅，两臂一用力，咔嚓一声扭了下来，西瓜一样摔在地上，随后连踢三脚，直至踢入波涛滚滚的湖水中。最后，子胥下令随行军士将楚平王的棺椁、衣帽、尸身等，全部捣毁、砸烂，弃之于荒野。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子胥长嘘了一口气，心想这下总算彻底解除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深仇大恨。正待转身让手下弟兄撤出现场回府，心中怦然一动，突然觉得此事有些跷蹊，便上前问道：“你老汉怎么知道平王之冢的具体方位，又何以知其有诈，莫非你是什么神仙或妖魔鬼怪不成？”
对方笑笑道：“我老汉今天不瞒你小伍子说，本人既不是神仙也不是白发老怪，而是一石匠尔。昔日平王曾令我们石工五十余人为其建造疑冢于此，待冢成之后，恐我等泄露其机，乃设计将诸工杀之冢内，独老汉命大私逃得免。这些年来我只有暗地里望冢而怀恨，不敢稍有造次。今听说你专门请示吴王并获特批欲掘冢报仇雪恨，我也就趁机给予指点。一来我也有恨要雪，二来我想今日事成，你小伍子再吝啬，但身居高位，资财丰厚，说什么也得给几个大钱，我也好买刀纸祭奠一下含冤去世的工友们那在天之灵吧。”老汉说到这里，满脸悲伤地望着子胥补充道，“不知可施舍否？”
子胥用惊奇、复杂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老汉一遍，心中不悦。但转念一想，既然今天事成与这位投机钻营的神秘老汉指点有关，破点财也是自然，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便让手下弟兄领老汉到军中后勤部门领了几个大钱作为酬劳。
伍子胥掘墓鞭尸（3）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其复仇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后人对此事多有评论，认为这手段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良史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哉”的感叹。
先秦被盗名墓备忘（1）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伍子胥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侯陵墓因各种原因被盗被掘者还有许多。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做一全景式的扫瞄。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冢，曾被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记载，冢的规模很大，在四个角，各有一个石犬捧烛照明，有40余尊石男石女像侍立四周。而晋灵公的尸体历经300余年，竟然完好如初，他的嘴、鼻子等“孔窍”中都放有金玉。墓里面还有许多器物，因时间久远或烂或朽不可识别，只是还有一个玉蟾蜍，大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腹中空空，光润如新。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九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尸体上的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令人扼腕。屈原在《天问》中曾有“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恒九会，卒然身杀”之句，以示对这位春秋霸主命运的哀叹。（该书籍由红糖粽子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尽在 未知部落 wzbl）
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晋书》记载，齐桓公及其重臣管仲之墓，到晋愍帝建兴年间，被一位名为曹嶷之人盗掘，据说里面的“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前面伍子胥故事中涉及到的吴王阖闾，也算是一位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其墓冢也曾遭人盗掘。
相传公元前496年，阖闾死，其子夫差为父建墓于当时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西北的虎丘。这虎丘，初名海涌山，古代的《越绝书》载，“吴王阖闾葬山下，经三月，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
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说，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褚”、“鱼肠”等三把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先秦被盗名墓备忘（2）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传说还不止这些。有人曾云，当年秦始皇东巡，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都曾派人到此，凿石求剑；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发现了吴王墓门，未敢深探之语。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 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200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200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先秦被盗名墓备忘（3）
自崔述之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学者们大都相信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以作为历史资料，从此打入另册，被称为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