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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下之后继续遭受猛击的证据。左手的损伤说明开始时他可能举起手臂自卫过。根据前两个伤口流出的血迹我认为受攻击时他坐着。不久后，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被抛在这里。
很快就证明他是南安普顿的出租汽车司机，名叫乔治·纽珀里，其他司机最后一次看见他在镇里是晚上10点。开始搜索凶手时，那个流浪者前来告诉警察，说他在晚上11点15分左右看见这具尸体。显然那个时候纽珀里处于濒死状态，而且事实上已无法救活，但可以肯定他还活着。同时在锡司·黛尔斯附近的荒地上发现了他的汽车，那里离纽珀里家不远。整个车顶衬里、司机座位和邻近的车厢都喷溅着血液。我认为很明显，他是在坐着时受到后座乘客的攻击。
纽珀里，60岁，估计是被某些钝器猛烈打击的：例如一根铁棍或管子，或一根撬轮胎的杠杆，或一个千斤顶的把手或类似的一些东西。警察在丢放尸体的附近灌木丛中搜索，发现了一很生锈的煤气管，第二天他们将它拿到伦敦警察厅来给我看。在螺帽固定的那一端有血痕，显然就是造成上述损伤的凶器。
负责这个案子的是探长华尔特·琼斯。他抓过杀害布伦达·纳什的凶手。这是他当汉普郡刑事侦察局长的12年中处理的第40个凶杀案。在这12年中他没有一次不抓到凶手，在法庭里这些凶手没有一个不判罪的。警察局长觉得没有必要邀请伦敦警察厅。琼斯很快组织了一个地区刑事调查小组。他料想这个调查是长期的和十分困难的，但最后又是成功了。
这是个能给警察造成巨大麻烦的案件，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找到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痛打他，偷去他的现款，把他的尸体丢到几英里路远的地方而不留下痕迹。琼斯在汽车里没有发现什么，除了纽珀里自己的以外没有别人的指纹，没有别人的纤维或头发，尸体上或其周围也没有发现东西，煤气管上除血迹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因此他在锡司·黛尔斯周围一英里路以内的地区挨家挨户进行检查，还组织了另一个小组在船只启航之前检查码头。那天早晨不幸得很“玛丽皇后号”己启航了，另有两艘船刚要开走。大约60名警察仔细检查了这些船只和停在港内的其他船只的船员，进行询问，对他们的物品，特别是他们的衣物进行搜查。同时发信号给“玛丽皇后号”的船长，要他们搜查有血迹的衣服，在船到达纽约时官员们询问了船员。但没有什么发现。
同时，琼斯从纽珀尔的寡妇那里了解到死者有邮政局存款帐户，而他的存折不在家里。琼斯给邮政总局发出紧急通知说这个帐户可能被人盗用。果然，通过正式的会计核算送来了那个帐户的3英镑的提款登记单。是在发现尸体那天下午1点至2点钟时兑的现款。这样就排除了玛丽皇后号的船员的嫌疑，因为那只船是1点钟前启航的。
琼斯拿提款单来作指纹检查，没有多少希望：它已被邮局各科室几十个职员拿过。最后——在那张提款单上发现了几个多汗的，油腻的指纹。总算找到了一条线索。
汉普郡档案和伦敦警察厅刑事档案局都查了有无类似指纹，令人失望的是没有结果。这个指纹的主人没有犯罪记录：从这一点沃尔特·琼斯正确地推断罪犯很可能是个青年。
除了“玛丽皇后号”之外所有在港内的船员都被提取了指纹，提款单上的笔迹与各种官方文件上的笔迹进行比较：海员身分卡、劳工介绍所和工厂的申请书，驾驶执照（将出租汽车开到锡克·黛尔斯去的不是纽珀里），所有警察能合法地弄到手的资料。堆积如山的陈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逐家逐户的、一个码头一个码头的、货栈和船上的人们的详细材料，有些是来自地中海和南非的——10万多份的文件——但是仍然没有线索。警察悬赏500英镑征求线索，没有反应。两个多月以后，看起来琼斯解决刑事犯罪的良好记录就要结束了。
但是琼斯并没有被这些所吓倒。如果他所寻找的人太年青以致没有犯罪记录，那么时间会使之得出正确答案的。他要求对所有新犯人的指纹与提款单上的指纹进行比较。就这样这个案子最后终于解决了。一个叫做约翰·威廉·斯通尼里的21岁电缆制造工，在试图破屋抢劫南安普顿汽车库时被抓住了，他的指纹与提款单上的正好相同。因为他将要结婚，获准保释。在他原定结婚那一天在莱福地方法庭指控他犯凶杀罪。跟他一起的是他作案的同伙乔治·埃尼斯特·赛克斯，23岁的牛奶房男工。证据包括斯通尼里的笔迹，那是在“帮助警察调查”时写给华尔特·琼斯探长的供词中的。
斯通尼里说他无意杀害纽珀里，而且只打过他一次。但我的证据证明纽珀里毫无疑问遭受了七次打击，最后的五次是平行的，靠在一起，都在头的后部，按我的观点是连续打击的，而且当时被害人因头两次打击已经向前倒下，不能抵抗，很可能已失去意识。这不是零散的单一次打击而是一连串残酷的毒打：明显的凶杀案。
斯通尼里用一句话总结他的供词，这一句话就足以失去陪审团的任何同情：
“他的死是因没有得到抢救引起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即使立即进行很熟练的治疗也不能救活他的生命。当时能够给予帮助的仅有的两个人就是攻击他的人，如果说死亡是由于纽珀里自己的过错，这种想法实在太荒唐了。
这两个人都被判犯凶杀罪。斯通尼里判死刑，后来减为终身监禁，赛克斯判无期徒刑。五个月以后，一个19岁姑娘帕特·曼德尔在圣米迦勒教堂和斯通尼里结婚。她由监狱福利官员带给新郎，男摈相是另一个监狱官员。没有赞歌，没有音乐，仅仅是13分钟在一起就回到达特莫，然后斯通尼里还是服他的无期徒刑。
沃尔特·琼斯探长解决了他的连续第40个凶杀案。第二年刑事作家协会授与他第一个“歇洛克·福尔摩斯烟斗”。此后不久他就退休了。在温切斯特附近开了一间汉普郡“小酒店”。我顺路时常去访问他。
1966年3月8日黄昏，一帮大吵大嚷的家伙的暴力行为打破了韦特卡普尔一间叫做“盲人乞丐”小酒店的平静。这间酒店除了坐在酒吧间饮淡啤酒的五个人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人。唯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名字是乔治·康尼尔。
晚上8点30分不到一点，那群人中的两个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其他的三个继续饮酒聊天。不久，一辆汽车停在外面，有两个人走进来。康尼尔抬起头来，刚说“啊，看谁来了。”之后其中的一个用手枪指着他，并朝着他的二眼之间开枪。康尼尔应声从凳子上倒下，又一枪打进了天花板。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两个人又走出去，开汽车跑了。
酒吧间女招待当时赶快藏到柜台后面，现在走到受伤的人面前。有人叫了一辆救护车，并通知了警察。同这个人一起喝酒的那两个朋友不见了。凶手及其同伙没有带面具，连帽子也没有戴，但酒店的人谁也说不上他们的样子。酒吧间女招待说，她大概能够认得出那两个人，但说话时显然没有什么热情。
康尼尔被送到伦敦医院，到达时已决要死了。要是他那时死了就会由坎普斯作尸体解剖。但他被转送到西部医院做颅脑外科手术，几小时后才死，便由我在韦斯明斯特作尸解。坎普斯气得脸发育。
我认为康尼尔当时必定是完全被吓惊了，两只手没有一只举起来进行自卫。枪创入口正好在两眼之间。没有火药粉末痕迹，显示枪是在几英尺远，超过一臂的距离开火的。从康尼尔的头内取出了弹头。侦探在酒店的地板上找到两颗弹壳。如果找到武器时要证明它是否凶器是根简单的事了。警察认为枪击事件是伦敦东部一帮歹徒保护其非法活动的花招。公众的忧虑在增长。
来自伦敦警察厅的警长巴特勒负责这个案子。不久就有两个告密的人告诉他到哪里去侦察。发案后三天他到华尔登斯托的李桥路的一间寓所，叫了两个人到商业大街警察局去询问。他们是兄弟俩，伦敦警察厅早已熟悉他们，姓克莱。他们俩向巴特勒保证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去过“盲人乞丐”酒店，而且说关于杀人这件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搜查了他们的房间，但没有找到手枪。巴特勒要罗纳德·克莱去参加辨认身分（他也满可以叫雷金纳德·克莱去参加，因为他们是同卵孪生兄弟）。酒吧间女招待比嫌疑犯显得紧张得多。她几乎不敢正眼去看在她面前排列着的人，其后就对巴特勒说她认不出那个是杀害康尼尔的凶手。在调查时她抗议说根本没有看见开枪。验尸官作出的唯一判断是：谋杀是由一个或几个未知姓名的人干的。
然而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凶杀案。那是在伦敦闹市的一个酒店里，公然地、从容不迫、明目张胆地干的。凶杀者进来，打死了他们的受害者，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又开车跑了。康尼尔的四个伙伴突然不见，无影无踪。象其他知道凶手是谁的人一样，他们也因为给吓坏了而不敢告诉警察。对于伦敦，一个相对守法的首都来讲，这是一个新的值得警惕的事件。如果这种情况可以一次不受惩罚，那么肯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是一场与匪帮的战争。
乔治·康尼尔未必会受到公众的悼念。事实上没有他伦敦会更健康和更安全些。他有过暴力犯罪的记录，曾恣意折磨拷打别人，最近又参加了伦敦西区色情文学的生意。这种情况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死亡。在巴克里广场阿斯特俱乐部一次深夜偶然的会见中，另一个歹徒自己提出要求，而不是被邀请作康尼尔的“蓝色影片”生意的合伙人。
“去你的！你这个大混蛋！”康尼尔回答说。这样他当场差点被枪杀，但是这个人被他的朋友制止了，他认为现在既不是合适的时候，也不是好地方。他们认为“盲人乞丐”酒店的黄昏是用子弹打中康尼尔印堂以惩罚他那傲慢无礼行为的比较合适的时机。
使警察大为吃惊的是凶手的骄横和满不在乎的态度。如果他们干了这件坏事而能溜掉的话，那么他们可能会再干出些什么来呢？别的什么人又可能被杀呢？
警察在几个月以后才知道，答案在杰克·麦维蒂身上，这人是个秃头，老是戴着帽子，他是又一个有暴力罪行记录的冷酷残忍的恶徒。一次他正在开车时，把一个女朋友推出车外，撞坏了她的背部。他干各种犯罪勾当，从包庇犯罪行为到贩毒——甚至凶杀，目的是为了捞钱。他曾为了得到500英镑的报酬想去谋杀一个有潜在危险的证人，但没有成功。除了别的讨厌的事情之外，杰克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喝酒喝得很多，而且喝醉后就与人吵架。有人看见他在摄政俱乐部，北伦敦最漂亮的公共场所，歪戴着帽子，手里提着一支截短了的枪，威胁说要杀死他的雇主。几天以后他很愚蠢地接受了一个邀请，去参加斯托克·纽温顿底楼的一次私人宴会。那是乔治·康尼尔凶杀案发生后八个月（当时此案还没从技术上得到解决），即1967年10月的黄昏。
“姑娘在哪里？酒在哪里？”杰克进入房子时大声说。
没有姑娘，也没有酒。有五个男人等在房子里，还有四个和麦维蒂一起来。有人用手枪抵住他的头，拉动扳机，但子弹卡住了。其他的人就扑上去。
杰克朝窗子跑去，头和肩膀伸了出去，但他们却猛地位住他的双腿，把他又拖了回来。一个人从后面抓住他，同时另一个人用刀子刺他——一次在眼睛底下，然后刺胸部和肚子，最后刺穿喉咙，把他丢在地板上，大致就是如此（后来一个目击者说）。没有作尸解，因为麦维蒂的尸体根本就没发现。在他这个凶杀案的证人中，后来供出对同案犯不利的证据的人中，除了说麦维蒂被鸭绒被子包着，用汽车载走之外，没有一个能说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有人走进公园，拣到了麦维蒂企图逃走时从他的秃头上掉落的泄露真情的帽子。小刀、卡住了子弹的手枪都被丢在奎思斯布赖特路旁的大运河里。小刀和手枪都没有发现，但将近一年以后警察在那里打捞出一支卡了子弹的0。32口径自动手枪。
这一经过周密考虑的谋杀案一句话也没有泄漏出来。过了相当久，别人和警察才知道杰克死了。和他一起生活的妇女报告他失踪了，那是他被谋杀的第二天早上，但他平时就是这样一个经常突然离开家里的人。要不是警察一直没有放弃“盲人乞丐”店的案件，杰克的被杀可能永远也不被人发觉。实际情况是，在两个很有经验的侦探，警长杰克·罗斯和侦察长“少年”利德带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