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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些关于席格的独特行事风格的记录，应该会让热心研究他的人略感惊讶。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位和布伦兹贝利社团（译注：BloomsburyGroup，二十世纪初位在伦敦Bloomsbury区的著名文艺社交圈）颇有往来的法国名画家安德烈·杜拿耶·德·瑟贡札从巴黎写信给苏顿，说他在一九三年左右认识华特·席格，并且清楚记得席格声称他曾经“住在”白教堂区那栋开膛手杰克住过的屋子里，席格并且“活灵活现的告诉他这名杀人魔所过的极度谨慎低调的生活方式。”
瑞丁大学的艺术史学者、也是席格研究者的安娜·谷鲁兹纳·罗宾博士说，任何人一旦深入研究席格，迟早总会怀疑他就是开膛手杰克。她某些关于席格艺术的研究著作似乎过于迎合席格的口味了。关于他的种种真相仿佛罩着层层薄纱，就如同开膛手的一切，让任何不名誉的细节曝露在阳光下将是对他的极大亵渎似的。
二二年初，曼彻斯特市美术馆馆长郝尔德·史密斯和我联络，问我是否知道一九八年华特·席格曾经绘过一幅极为黯淡阴沉、名为《开膛手杰克的卧房》的油画。这幅画在一九八年捐赠给美术馆，当时的馆长立刻通知了温蒂·巴隆博士——关于席格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没有人比她数量更丰——告诉她这个惊人的发现。“我们刚刚收到一笔捐赠，是席格的两幅油画。”当时的馆长朱利安·楚贺兹在一九八年九月二日写给巴隆博士的信中说。他说，其中一幅是“开膛手杰克的卧房，二十乘十六英寸的帆布油画”。
十月十二日巴隆博士回信给楚贺兹馆长，证实那幅油画中的卧房的确是实际坐落在康顿城的一栋公寓内（摩林顿街六号）的房间。席格一九六年从法国迁回伦敦的时候在这里租下最上面两层楼。巴隆博士进一步发现，这栋康顿城公寓正是“席格相信曾为开膛手杰克住所”的住宅。尽管我并未找到这个摩林顿街地址即是席格所认为的开膛手住所的证据，我相信在一八八八年连续谋杀案发生期间，席格很可能确曾有这么一个秘密房间。开膛手在几封信上提到，他正迁入一间公寓，也许就是这栋摩林顿街六号的公寓，同时也是一九七年席格所居住的地方，而在同一时间内又一名妓女就在距离这里不到一英里的地点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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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特和弟弟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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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格告诉朋友，他住过的一间公寓的女房东声称，在连续谋杀案发生期间开膛手杰克就住在那儿，她并且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开膛手是个病态的兽医学徒，最后被送进一家精神疗养院。她还将这名病态连续杀人犯的名字告诉席格，席格说他把它抄在当时他正在阅读的卡萨诺瓦回忆录的书页里。可惜的是，记忆力过人的席格始终记不起这名字，而这本书又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销毁了。
二十多年来，这幅《开膛手杰克的卧房》油画始终不受重视，一直闲置在储藏室里。这幅画似乎是巴隆博士没有在著作里提及的少数作品之一。我当然从来没听过有这么一幅画，罗宾博士、泰德画廊以及我在调查过程中访谈过的每个人也都不曾听说过，很显然没有人想喧嚷关于这幅画的事。席格是开膛手杰克的说法根本是“胡扯”，席格的外甥约翰·勒梭说。他和席格并无血亲关系，而是席格第三任妻子黛蕾丝·勒梭娘家的亲戚。
写这本书的期间，我和席格家族信托并无联系，他们或者其他人都不曾劝我别把我所深信不移的真相公之于世。我参考了和席格同时代的许多人的回忆，包括惠斯勒，和席格的前两任妻子，她们对席格家族信托并没有法律义务。
我极力避免以往在一本本相关著作中反复出现的那些谬误。我发现席格死后人们提出的种种说法无不一再强调对他的生平和为人没有丝毫诋毁或羞辱的意思。他的瘘管病不受重视显然是因为，那些提起这事的人并不十分明白那是什么，或者这疾病可能会为席格的精神状态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向约翰·勒梭提起他姑丈的瘘管时，他告诉我——仿佛那是普通常识似的——瘘管是“‘席格的’阴茎上有个洞”。
我认为勒梭并不清楚这话的真正涵义。我也不认为丹尼斯·苏顿对席格的瘘管疾病有深切的了解。苏顿提起这点时只简单地说，席格曾经在慕尼黑接受过两次失败的瘘管手术。接着在一八六五年席格家族居住在迪埃普时，他的姨婆安娜·希普汉克提议由一位伦敦的顶尖医生为他做第三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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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华特和弟弟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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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格才五岁便已因为瘘管疾病而接受过三次危险的外科手术。
我读过的每一本席格自传对于这几次手术都只是简单提及，因此我不知道是否有谁可以证实他到底罹患了哪一种瘘管疾病，以及为什么需要多达三次危及生命的手术来治疗。话说回来，截至目前我们尚未看见任何一本客观细述他八十一岁漫漫生涯的学术性传记出版。
尽管丹尼斯·苏顿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席格传记当中披露了不少资料——因为作者研究得十分透彻而且花了许多工夫和那些认识“大师”的人面谈——他终究必须妥协以获得席格家族信托的准许，才能使用信件之类拥有版权的文件。想要一窥席格这个人复杂、强烈矛盾的性格全貌，就必须先跨越关于使用智能财产——包括他的艺术作品——方面的重重法律障碍。格拉斯哥大学的苏顿档案库当中的一份研究笔记显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席格曾经绘制一幅“开膛手”画像。果真有这么一幅画，我却从来没听人提起过。
还有另外一些关于席格的独特行事风格的记录，应该会让热心研究他的人略感惊讶。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位和布伦兹贝利社团（译注：BloomsburyGroup，二十世纪初位在伦敦Bloomsbury区的著名文艺社交圈）颇有往来的法国名画家安德烈·杜拿耶·德·瑟贡札从巴黎写信给苏顿，说他在一九三年左右认识华特·席格，并且清楚记得席格声称他曾经“住在”白教堂区那栋开膛手杰克住过的屋子里，席格并且“活灵活现的告诉他这名杀人魔所过的极度谨慎低调的生活方式。”
瑞丁大学的艺术史学者、也是席格研究者的安娜·谷鲁兹纳·罗宾博士说，任何人一旦深入研究席格，迟早总会怀疑他就是开膛手杰克。她某些关于席格艺术的研究著作似乎过于迎合席格的口味了。关于他的种种真相仿佛罩着层层薄纱，就如同开膛手的一切，让任何不名誉的细节曝露在阳光下将是对他的极大亵渎似的。
二二年初，曼彻斯特市美术馆馆长郝尔德·史密斯和我联络，问我是否知道一九八年华特·席格曾经绘过一幅极为黯淡阴沉、名为《开膛手杰克的卧房》的油画。这幅画在一九八年捐赠给美术馆，当时的馆长立刻通知了温蒂·巴隆博士——关于席格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没有人比她数量更丰——告诉她这个惊人的发现。“我们刚刚收到一笔捐赠，是席格的两幅油画。”当时的馆长朱利安·楚贺兹在一九八年九月二日写给巴隆博士的信中说。他说，其中一幅是“开膛手杰克的卧房，二十乘十六英寸的帆布油画”。
十月十二日巴隆博士回信给楚贺兹馆长，证实那幅油画中的卧房的确是实际坐落在康顿城的一栋公寓内（摩林顿街六号）的房间。席格一九六年从法国迁回伦敦的时候在这里租下最上面两层楼。巴隆博士进一步发现，这栋康顿城公寓正是“席格相信曾为开膛手杰克住所”的住宅。尽管我并未找到这个摩林顿街地址即是席格所认为的开膛手住所的证据，我相信在一八八八年连续谋杀案发生期间，席格很可能确曾有这么一个秘密房间。开膛手在几封信上提到，他正迁入一间公寓，也许就是这栋摩林顿街六号的公寓，同时也是一九七年席格所居住的地方，而在同一时间内又一名妓女就在距离这里不到一英里的地点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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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华特和弟弟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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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格告诉朋友，他住过的一间公寓的女房东声称，在连续谋杀案发生期间开膛手杰克就住在那儿，她并且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开膛手是个病态的兽医学徒，最后被送进一家精神疗养院。她还将这名病态连续杀人犯的名字告诉席格，席格说他把它抄在当时他正在阅读的卡萨诺瓦回忆录的书页里。可惜的是，记忆力过人的席格始终记不起这名字，而这本书又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销毁了。
二十多年来，这幅《开膛手杰克的卧房》油画始终不受重视，一直闲置在储藏室里。这幅画似乎是巴隆博士没有在著作里提及的少数作品之一。我当然从来没听过有这么一幅画，罗宾博士、泰德画廊以及我在调查过程中访谈过的每个人也都不曾听说过，很显然没有人想喧嚷关于这幅画的事。席格是开膛手杰克的说法根本是“胡扯”，席格的外甥约翰·勒梭说。他和席格并无血亲关系，而是席格第三任妻子黛蕾丝·勒梭娘家的亲戚。
写这本书的期间，我和席格家族信托并无联系，他们或者其他人都不曾劝我别把我所深信不移的真相公之于世。我参考了和席格同时代的许多人的回忆，包括惠斯勒，和席格的前两任妻子，她们对席格家族信托并没有法律义务。
我极力避免以往在一本本相关著作中反复出现的那些谬误。我发现席格死后人们提出的种种说法无不一再强调对他的生平和为人没有丝毫诋毁或羞辱的意思。他的瘘管病不受重视显然是因为，那些提起这事的人并不十分明白那是什么，或者这疾病可能会为席格的精神状态带来何等巨大的冲击。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向约翰·勒梭提起他姑丈的瘘管时，他告诉我——仿佛那是普通常识似的——瘘管是“‘席格的’阴茎上有个洞”。
我认为勒梭并不清楚这话的真正涵义。我也不认为丹尼斯·苏顿对席格的瘘管疾病有深切的了解。苏顿提起这点时只简单地说，席格曾经在慕尼黑接受过两次失败的瘘管手术。接着在一八六五年席格家族居住在迪埃普时，他的姨婆安娜·希普汉克提议由一位伦敦的顶尖医生为他做第三次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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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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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花两便士，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野蛮的展览场去参观。男女老幼鱼贯进入那栋空荡凉飕的建筑，挤在一处从天花板垂下的红色桌布四周。戏台主持人在众人“哗！”、“啊！”和阵阵惊叫声中掀开布幔。只见梅里克厚肿的身体蜷缩在凳子上，全身只穿着件过大、脏污磨损的长裤。崔维斯医生深谙解剖学，再怎么丑陋、秽臭的形体都见过，然而他从未看过或闻过如此令人作呕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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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夜访贫民窟的绅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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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八年八月最后一周，天空降下整年最猛烈的雨。阳光穿透浓雾的时间，每天平均不超过一小时。
气温依然不寻常地低，住宅内烧着煤炭，将黑烟吐入空气中，使得整个大都会区已然严重的污染情况更趋恶化。维多利亚时代并没有污染侦测这回事，也还没有“污染烟雾”（译注：smog，为smoke和fog的合成字。指在特殊气象条件下由光化学作用而产生的空气污染物）这个字眼，然而煤炭所造成的问题早已不是新鲜事了。
众所周知，英国在十七世纪停止使用木柴作为燃料以来，燃烧煤炭所产生的黑烟便一直损害着人们的健康和所有建筑物，可是这并未阻止人们继续使用这东西。根据估计，十八世纪伦敦大都会区的四万栋房屋附带的烟囱高达三十六万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煤炭消耗量大为增加，尤其在贫民阶层。造访伦敦的人总是在数英里之外便闻到它的气味。
天空一贯地潮湿斑驳，街道覆盖着层煤灰，石灰石建筑和铁制品被腐蚀得厉害。浓厚的污染烟雾徘徊不去并且不断增浓，只是变了个不同于以往的色调。罗马时期留下的水道由于严重污染而被填成平地。有份一八八九年的公共健康报告指出，依照伦敦的污染指数看来，过不久工程师们恐怕必须连泰晤士河都得把它填满。每当涨潮，这条流满数百万人排泄物的河流总是秽臭不堪。人们喜欢穿深色衣服不是没有理由的。有时候充满硫磺味和黑烟的空气如此令人难受，污水的恶臭恶心到了极点，走在街上时伦敦人不得不忍受着眼睛和肺部的刺痛，甚至拿手帕蒙着脸。
救世军在一八九年所作的报告指出，当时伦敦大都会区大约五百六十万居民当中有三万名是妓女，三万两千名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