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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文化是什么？”
是在1999年的“议会”里。从9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是个“新生”，“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晕眩的症状出现，我总在头昏脑胀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是学者出身，他的症状是胃绞痛，想呕吐。到了12月底，预算要三读通过，第二年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通宵不寐地审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或48小时。议员可以轮番上场，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就在这样的一个湿雨而焦灼不安、黑夜透着荒谬的凌晨3时，我发现我被唤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可能才应酬完，满脸红通通地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文化？它是随一个人迎面走来的——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长了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推人？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自卖菜小贩接过找来的零钱？他，独处时如何与自己相处？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味；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在一个空荡荡的议堂里，半夜三更，这样谈文化，好像只有鬼在听。我心里在想，我知道，你以为我会谈雄伟的博物馆、华丽的音乐厅和伟大的艺术家，不，如果你给我更多的时间，我会继续说下去，即使是三更半夜寒意彻骨：
胡兰成描写他所熟悉的江南乡下人。俭朴的农家妇女也许坐在门槛上织毛线、捡豆子，穿着家居的粗布裤，但是一见邻居来访，即使是极为熟悉的街坊邻居，她也必先进屋里去，将裙子换上，再出来和客人说话。穿裙或穿裤代表什么符号会因时代而变，但是认为“礼”是重要的———也就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在农妇身上显现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底蕴。何谓底蕴，不过就是，没有学问、不识字的也自然会知道的礼数，因为祖辈父辈代代相传，因为家家户户耳濡目染，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于焉而形，这就是文化。农妇或许不知道仲尼曾经说过“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但是她举手投足之间，无处不是“礼”。
希腊的山从大海拔起，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简陋的农舍错落在荆棘山路中，老农牵着大耳驴子自橄榄树下走过。他的简单的家，粉墙漆得雪白，墙角一株蔷薇老根盘旋，开出一簇簇绯红的花朵，映在白墙上。老农不见得知道亚里斯多德如何谈论诗学和美学，但是他在刷白了的粉墙边种下一株红蔷薇，显然认为“美”是重要的，一种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的做法。他很可能不曾踏入过任何美术馆，但他起居进退之间，无处不是“美”。
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来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
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个古城。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对后世的影响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却是一致的。
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