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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
“我在事务所安装了窃听器，卡尔。每部电话机，每张办公桌都装了窃听器，博根的除外。我甚至在一楼位于博根和维特拉诺的办公室之间的男厕所里也装了窃听器。这些窃听器所接受的信号汇于一个装置，该装置我藏在阁楼上。这是一家老的事务所，房屋也很旧。阁楼上堆满了长年累月积下来的旧卷宗。
从来没有人去那里。屋顶烟囱绑有一个旧的电视天线，我把窃听设备的导线接在上面。信号通过该电视机天线发射出去，被我安装在帆船上的一个半径10英寸的碟形天线所接受。这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卡尔。我从罗马黑市上买来的，花了很多钱。用双筒望远镜，我能看见那个烟囱，所以接收那上面天线发射的信号是轻而易举之事。凡是窃听器所能听到的谈话，都传到了帆船上。我把这些谈话录下来，晚上进行编辑。他们在什么地方吃午饭，妻子的心绪如何，没有我不知道的。”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你应该听听他们是怎样在我的葬礼后耍两面手法的。在电话里，他们说了那么多好话，表达了那么多哀悼，听起来发自内心，十分友好。但骨子里，他们幸灾乐祸，因为省却了一场可怕的正面冲突。他们已经推选出博根来通知我，事务所决定将我解雇。葬礼后的第一天，博根和哈瓦拉克坐在会议室，一面喝威士忌，一面笑着说，我死得正是时候。”
“这些谈话全录了音？”
“当然吸。我还录下了葬礼前几小时特鲁迪和维特拉诺在我办公室里的谈话。当时他们打开了我的保险箱，意外地发现了那张2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特鲁迪真是欣喜若狂。整整过了20秒，她才问：‘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钱？’”“什么时候我能听听这些磁带？”
“我无法确定具体时间。反正快了。有几百盘磁带。我每天编辑12个小时，干了几个星期。想想看，我得听多少谈话。”
“他们有没有怀疑？”
“没有。拉普利曾经对维特拉诺说，帕特里克测定自己死亡的时间真准，那张2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单才买了八个月。也还有一两次他们谈到我的举止很古怪，这些都算不上有怀疑。他们只是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人一死，他们的绊脚石就清除了。”
“你窃听过特鲁迪的电话吗？”
“我曾考虑过，后来又打消了念头。何必操这份心？她的一举一动都是可以预料的。那样做对我并没有帮助。”
“但是窃听阿历西亚的谈话对你有帮助？”
“那是当然。通过窃听，我了解了他们和阿历西亚的一举一动。我知道了那笔巨款要汇往海外，也知道了哪家银行接收和什么时候到位。”
“你是怎样把它偷到手的？”
“这又是靠运气。尽管是博根唱主角，但与银行有关人士联系的还基本上是维特拉诺。我乘飞机到了迈阿密，准备搞一套能证明自己是杜格·维特拉诺的证件。事先我已掌握了他的社会保险号等一系列关键性的材料。迈阿密的那个家伙在电脑里储存了不计其数的人头像。制证件时，可以根据需要任意选择。我挑选一个介于我和维特拉诺之间的人头像。
从迈阿密，我乘飞机到了拿骚。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棋。我向那家银行，也即威尔士联合银行，作了自我介绍。接待我的人名叫格雷厄姆·邓拉普。维特拉诺主要就是和他联系。我出示了所有的伪造的证件，其中包括一份假的转汇授权书，当然用的是事务所的信笺和信封。该授权书要求我等那笔苗款到位后尽快地将它转汇出去。邓拉普不指望维特拉诺先生会亲临银行。尽管他觉得荣幸，但还是对事务所居然派人孩涉重洋来办这样普通的事感到非常惊讶。他给我倒了咖啡，又派秘书去买羊角面包。我在他的办公室吃面包时，那笔巨款进账了。”
“他没想到给法律事务所去电话？”
“没有。听着，卡尔，我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要邓拉普显露出一点怀疑，我就挥拳将他击倒，然后跑出银行，拦下一辆出租汽车，赶往机常我已经买好了三个不同航班的三张飞机票。”
“你可能会去什么地方呢？”
“别忘记，这时帕特里克已经死了。我大概会去巴西，在酒吧找一个工作，以海滩散步消磨剩余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没有那笔巨款，我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而一旦我拿到了它，他们自然要紧追不舍了。正因为如此，我到了这里。反正，邓拉普提出了几个有关的问题，我回答得滴水不漏。他告诉我那笔款子进账了，我立即办手续将它转汇到马耳他一家银行。”
“全部汇出去了？”
“差不多是这样。邓拉普意识到所有的钱都要离开他的银行，犹豫了片刻。我紧张得心都要提到喉头了。他提及应该交纳一笔管理费作为他的酬劳。我问惯例是多少，他马上换了一副可恶的面孔，说5万美元就够了。我说好。于是5万美元留在账上，以后又转给邓拉普。该银行位于拿骚闹市区——”“当时它是在拿骚闹市区。你夺走那笔巨款后，它停业整顿了六个月。”
“是的，我也听说了。非常遗憾。当我走出大门，双脚触及人行道，我几乎要疯狂地乱蹦乱跳。我想放声大叫，想满街跳跃。但终于，我控制住自己。我拦下第一辆无人的出租汽车，跳了进去，对司机说，我要赶不上班机了。车子快速向机场驶去。去亚特兰大的班机一小时后起飞。去迈阿密的班机也要一个半小时后起飞。而去拉瓜迪亚机场的班机正在登机。于是，我乘飞机到了纽约。”
“9000万美元就这样到手了。”
“你应该扣除邓拉普老兄敲去的5万美元。卡尔，这是我平生时间最长的一次飞行。我喝掉了三瓶马丁尼酒，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恐惧。我只要一合上眼，就会看见海关警探荷枪实弹地守在机场出口处，准备将我逮捕；我又看见邓拉普起了疑心，打电话给事务所；不知如何他们跟踪我到了机场，上了这架飞机。总之，我心急如焚，极盼下飞机。飞机着陆，滑向停机坪，旅客下了飞机。在机场出口处，有架照相机问了一下。我想，完了，他们逮住我了。但其实，是某个小孩在摆弄用相机。事实上，我是跑着到男厕所里去的。在马桶上，我足足坐了20分钟。我的脚下摆着我的旅行包，里面装着我的人世间的全部财产。”
“别忘记那9000万美元。”
“哦，是的。”
“那笔巨款是怎样到巴拿马的？”
“你怎么知道它到了巴拿马？”
“我是法官，帕特里克。警察要向我介绍情况。这是个小地方。”
“那笔巨款是按照我撰写的指令汇出去的。它先是进了马耳他的一个新账户，然后迅速转到巴拿马。”
“你怎么会精通汇款业务？”
“下了点功夫学呗。这项业务我钻研了一年。告诉我，卡尔，你是什么时候听到那笔巨款失踪的？”
卡尔笑了几声，身子后仰，双手交叉托着脑背。
“事务所那帮家伙对于汇款之事进行保密，确实是太傻了。”
“我也很不理解。”
“事实上，整个比洛克西都知道他们要发财了。
一方面他们一本正经地保密，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地花钱。哈瓦拉克买了最豪华的梅塞德斯牌汽车。维持拉诺的11000平方英尺的新居设计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拉普利订购了一条80英尺长的帆船，说要为退休作准备。他ffl还打算买一架喷气式小客机，这种传闻我听到了几次。在这一带，3000万美元的诉讼费很难保密的。何况他们又不想真正保密，要做出许多事让人家看。”
“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你是星期四把钱偷到手的，对不对？”
“是的，3月26日。”
“第二天，我正准备审理一起民事诉讼。这时有个律师接到了办公室的电话，说是博根等人的海外汇款出了岔子。那笔巨款不见了，一分钱不剩，被海外某个人偷走了。”
“有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第一天没有。但没过多久，传出了消息，说银行的自动摄像装置录下了一个模样像你的人。接着其他的传闻出来了，在全城引起了轰动。”
“你相信是我干的吗？”
“起初，我非常吃惊，怎么也不肯相信。其余的朋友也不肯相信。我们明明已埋葬了你。怎么可能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震惊逐渐消除，疑点一个个出来了。新遗嘱、人寿保险、尸体火化，我们有了怀疑。然后他们在办公室发现了许多窃听器。联邦调查局开始询问周围的每个人。又过了一星期，大家完全相信你偷了那笔巨款。”
“你有没有为我感到自豪？”
“自豪说不上，也许感到吃惊，甚至非常吃惊。毕竟有具尸体嘛。后来，我感到十分好奇。”
“一点敬佩也没有？”
“我不记得了，帕特里克。不，我没有一点敬佩。
你为了偷那笔巨款，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加上你又遗弃了妻子和女儿。”
“妻子不忠，女儿又不是我的。”
“当时我不知道。没有谁知道。不，我不认为这一带会有人敬佩你。”
“事务所的那帮家伙呢？”
“他们有几个月没露面。阿历西亚对他们提出了控告。之后其他诉讼接践而至。由于他们花钱过滥，破产不可避免。接下来，离婚，酗酒，情况很惨。他们一直按照标准的方式毁掉自己。”
帕特里克爬上床，慢慢盘起双腿。他细细品尝那些话，脸上泛起得意的微笑。卡尔站起身，走到窗前。
“你在纽约呆了多久？”他一边问，一边透过窗帘向外窥视。
“大约一星期。我不能让到手的钱又失去，于是想把那笔巨款汇往多伦多的一家银行。由于巴拿马那家银行是安大略银行的分支机构，我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你开始大量地花钱？”
“花钱并不多。我成了加拿大人，成了一名温哥华移民，拥有实实在在的证件。我买下了一套小公寓和办妥了信用卡。我找到一位葡萄牙语教师，每天学习六小时葡萄牙语。我去了几趟欧洲。一切都很顺利。三个月后，我卖掉那套公寓，去了里斯本。在那里我学习了两个月的葡萄牙语。然后，在1992年8月5日，我乘飞机去圣保罗。”
“这一天应该是你的独立日。”
“可以说，我获得了绝对自由。我拎着两个小包下了飞机，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不多时便消失在2000万人的汪洋大海中。天黑黑的，下着雨，路上来往车辆不多。我坐在出租汽车后排座位上，心里想：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哪里，没有一个人能找到我。我几乎哭了。这是一种绝对的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我注视着人行道上一个个匆匆行走的人，心里直说：现在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是一个巴西人，名叫达尼洛，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第二十九章
桑迪是在远离利厄的顶层小阁楼上歇息的。在硬邦邦的床垫上，他才睡了三个小时。当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射入屋内时，他醒了过来。此时6点半。他和利厄于凌晨3点才歇息。在此之前、他们紧张地工作了七个小时，查找大量的资料，细听帕特里克以惊人的方式录下的许许多多见不得人的谈话。
他冲了淋浴，穿好衣服，向厨房走去。利厄已经坐在小餐桌旁等候。她重新彻了咖啡，脸上的神色出乎意料地显得很警觉。他测览报纸时，她为他准备果酱面包。桑迪马上就要离开此地。他要带一大堆阿历西亚的材料回办公室，对材料进行分类整理。
“你父亲有消息吗？”他问。对此，她没说多少话，而且声音平静。
“没有。不过我不能在这里打电话。稍后我去集市，用那里的投币电话。”
“上帝保佑他平安。”
“谢谢。”
他们一道把阿历西亚的全部档案材料装进他的汽车后部的行李箱。之后，两人互相道别。利厄允诺24小时内给他去电话。短期内她不会离开。他们的委托人的事情已经变得愈来愈紧迫。
早晨空气十分凉爽。毕竟已到了10月，连沿海地区也有了一丝秋意。她穿上派克式外套，一只手迈进衣袋，另一只手端着咖啡杯，赤脚光腿地去海滩散步。她极不情愿地戴起了太阳镜。虽说海滩空寂无人，她却不得不遮盖自己的面孔。
如同所有的里约热内卢人一样，海滩是她成长的主要场所，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地方。她童年居住在父亲现时独居的那套公寓。该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