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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交爵士会。爵士会的权力比起朝庭当年的中书省还大。每年被扣住不发的政令不在少数。这让朱棣在感觉到手中这股力量的强大的同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威胁。
特别是最近几年，朱棣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的哥哥放着这么有活力的力量不用而非要选择那从南宋时已经证明失败的理学为治国经典了。新兴工商阶层唯利的本性使他们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文明揖让之风不见踪迹，等级秩序在此也荡然无存，官府在他们眼中的威信一天不如一天，发布的政令对他们有利则欢呼之，无利，自然要找一两个代理人前来说话，讨价还价一番，不捞足了好处绝不执行。除了一两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异类外，那些各地的爵爷，包括一些女直、蒙古王公现在都成了业主，这些家伙对自己的钱包看得比性命还重，想说服他们退步比登天还难。就连他们自己之间也从来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矿山和冶炼行业的业主是一伙，纺织与肉食行业成一团，还有诸行皆沾，行行赚钱的原北平起家的商团，南来北往的游商团伙，派系林立，彼此之间互不买帐。
爵士会探讨政令的时候是最混乱的时候，此制度刚开始实行时，朱棣几次躲在隔壁偷看，每次都看到了几伙人互相扔臭鸡蛋的热闹场面。后来为了维护官府尊严，布政郭璞以君子动口不动手为原则，通过了各地爵士开会均不准带食物入会场及先动手为输的准则，才勉强止住了乱局，但会场外互相之间小动作从不间断。大伙都是有身家的人了，有了矛盾，杀人械斗的行为极为罕见，但报纸上互相之间的口诛笔伐却越演欲烈。特别是一伙人弹劾某个官员，而另一伙人死命要保这个官员时，对方中任何一人的隐私都会被小报写手们挖出来，大做文章，从抛妻弃子到忤逆不孝，反正是不利于对方形象的事情绝不纵容。
由于爵爷们手中权力过大，能在北六省文官队伍坐稳位置的，手里没有点真本事绝对不行。非但朝廷派来的官员很容易被各路勋爵们联手弹劾掉，即使是北方六省本地人，受到任命后也不容易干长久。六省依然继承了大明异地为官的传统，所以一县或一府长官到任之地绝对不会是他的故乡。到了当地应付完了那些小吏，再应付地方勋爵，摸清楚当地情况就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官位想做得和郭璞一样轻闲十分困难。十年来出过几次官员到任先拜望各位地方大佬的笑话，也出过无数官员和地方豪绅勾结欺压百姓的事，但不受控制的报纸和敌对派系为了各自利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监督职能，丑闻很快就能被揭发出来，捅到律政部门的桌案边。处罚起违规官员和勋爵时朱棣和郭璞意见出奇一致，从不手软。看到前任丢官罢职发到极北之地拓荒，以前和自己平起平坐勋爵从此失去参政资格，罪行被依法查办的下场，新到任者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有一个仁慈的哥哥在远处比较着，燕王朱棣也屏弃了他父亲朱元璋动辄将官员剥皮的凶残。按大明刑律和震北军军法处惯例，无论官员的百姓，只要犯了罪一般要经过相对严格的审理，按其罪行的轻重量刑。对于贪污受贿官吏，北六省的惩罚措施是没收全部财产，并根据贪污总额对其家族中全部涉案人员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主犯发配边远之地伐木拓荒，不足以判罪入狱的从犯则需要筹钱归还罚金，罚金没归还完毕之前一切行动都会被官府监视，发现有隐藏财产一律充公。真有个别官员和爵士被罚得沿街乞讨为生，在过往行人的目光中，他们看不出多少怜悯，百姓对这些曾经欺压过自己的人能施于的只是唾弃。
十余年没有战事，地方上获得朝廷封爵的人数增长缓慢，导致地方上各级爵士人数相对不足。远在南方的朝廷对捐爵一事不十分热衷，燕王朱棣每年争来争去，为地方上争得的空头爵位也不到十个。所以除了捐款之外，想得到爵位的人又增加了许多附加条款。特别是郭璞倡议的要事先在报纸上公示两个月，由百姓评论这一项，简直害苦了试图谋求爵位者。那些出身于派系力量比较均衡的地区的家伙最惨，地方上新增加一个爵位即意味着平衡再次被打破，所以从公示之日起，各方势力暗中较量旋即展开，被公示人往往被攻击得体无完肤。
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目前来看这种依赖有爵之士监督官员和探讨政令的策略带来了很多不便。布政使郭璞多次向燕王朱棣提起过这件事，燕王朱棣也希望有所改变，至少要让爵士们讨论起政令来效率更高些，更容易受自己控制一些，但想改变这一切的确很难。除非北六省退到和朝廷一致的执政方式上去，但是真的那样做了，他燕王朱棣凭借什么和朝廷抗衡？
眼前就有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朝廷上下达政令要分散官府职权，将钱粮和海关部门直接划归户部和海部管辖，地方不得干涉。这个政令北方六省没有抵制的合适理由，但是归还了这项权力，意味着此后朱棣封地上的资金要接受朝廷的控制。北六省的百姓对朝廷向来就没好印象，各地勋爵过完年就都聚集到辽阳来，一致要求拒绝朝廷这项政令。朱棣当然不愿意把手中的权力再交还给朝廷，况且在永明城那边还有一伙庞大的商队瞒着朝廷在悄悄地发展，这个商团拥有几支装备了轻度火力的船队，生意以远洋贸易为主。隶属于辽蒙联号，但燕王朱棣的个人股份在里边占了三成。船队从事的买卖有很多见不得光，每年给都给地方上带来了巨额资金收益。如果将永明海关交了，这几支船队连同他们从事的生意就要暴露，肯定会引起士大夫们的非议和朝廷的不满。况且在船队成立之初，朱棣就抱有了一旦有战事发生，将这几支船队装备好火炮组合成一支护卫舰队的想法。
但眼下还不是和朝廷翻脸的时机，单凭六省之力主动挑起战争，朱棣没有必胜把握。名不正，言不顺不说，军事实力上双方也存在很大差距。靖海公曹振的水师让朱棣感到很大威胁，一旦打起仗来，水师封锁了全部出海口，对外和南北贸易中断，底下这些商人非闹事不可。到时候自己这边的军心一乱，实力雄据七军之手的震北军难保会一溃千里。
况且在震北军的侧后还有一支靖远军虎视眈眈，朝廷这几年没少向靖远省扔钱，辽王及其幕僚对安泰元年大封诸王，富庶的热河省划归燕王名下一事心存芥蒂。朱棣不能保证自己和哥哥翻脸后，这个名义上归燕王统属的辽王听朝廷的还是听自己的。利益之下，哥哥能和父亲翻脸，弟弟还不能和哥哥动刀子么？
焦头烂额，越想越郁闷的朱棣暗中有些嫉恨起武安国来，如果当年他接到自己的信后肯北返，以新军缔造者的身份和自己一道率领震北军质问朱标的继承权和玄武湖事件的黑幕，现在的坐在龙椅上的能是哥哥朱标吗？当年天下七军当中可是有三军私下向自己表明的态度，对抗起朝廷来比现在容易得多。可那个武呆头就是不肯北返，居然还劝自己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要妄动干戈。不妄动干戈，现在朝廷日削月割，再这样下去连动干戈的机会都没有了。
“殿下为何而叹”！一个阴冷的声音把沉思中的朱棣吓了一跳，从窗口上回过头，映入眼中的是姚广孝那菩萨般的慈眉善目。
是朱棣自己派人请姚广孝过来并吩咐手下不用通报的，他发不了脾气。此时布政使郭璞正忙着和燕王朱棣的幕僚及各地赶来的勋爵们商讨如何与朝廷讨价还价，没时间陪朱棣闲聊。近卫师长张正心带着几十个斥候南下执行秘密任务，到京城准备劫狱去了，烦心之时，也只能找姚广孝这个闲人来解闷。
“穷啊，没听说过逢年过节当家的就犯愁吗”，朱棣苦笑着开了句虚虚实实的玩笑。若将这北方六省比喻成一个家，他不就是个当家的吗？
“王爷马上就要富有四海了，还哭什么穷”。姚广孝很会说话，从见到朱棣第一面，他就毫不避讳地说燕王有帝王之相，左右随从皆将相之貌，哄得很多人将信将疑。这个和尚名气很大，凭借几手古怪的治病救人之术网罗了不少善男信女。他四下宣扬朱棣是天命帝王，正可了燕王的私心。一些从龙之心甚盛的将士便开始私下准备，幻想着有朝一日可辅佐明君登上皇位，成就徐世绩、李靖般伟业，流芳千古。一些商人也希望燕王能主持朝政，将北六省的执政方式推广到全国，当然，能给有功之臣永远免税之权更好。
几伙人凑在一起声势极盛，将燕王本来就不安分的心思勾得越来越活，若不是郭璞和徐增寿等持重之人在一边分析局势，屡泼冷水，说不定已经闹出什么事端来。
“休得胡言乱语”，朱棣笑着训斥了一句，“火都烧到眉毛了，大师还拿本王开心”。
“阿弥驼佛，出家人不打诓语”姚广孝宝相庄严，以佛祖的名义撒了一个谎。“这里天寒地冻，南风不来，火从何起”？
双方都是聪明人，一句南风不来已经表明了姚广孝知道了自己为何事烦恼，朱棣也不再兜圈子，直接了荡地问道：“大师可有良策教我”。
“良策倒是有，不过需要些东西佛前礼敬，不知殿下舍不舍得”？姚广孝的话语依然不急不慢。
“佛祖不是普渡众生吗，怎么大师给人献策还要好处”？朱棣沉住气，笑嘻嘻的反问了一句。眼前这个僧人不比郭璞，双方不是一类人。郭璞虽然偶尔为了地方利益与自己唱唱反调，但是不必怀疑他的用心。从根本利益上而言，北平人马和燕王府相互依存。这个僧人则不然，他属于典型的出售谋略的游学之士，一旦满足不了他的胃口，朝秦暮楚之事在这类人眼中稀松平常。
“佛祖普渡众生，可佛们弟子是要靠米粮而活的啊，殿下难道没听说过‘佛也要钱’这个典故吗”。姚广孝继续吊人胃口。
“好了，本王不与你参禅，要什么就直接说吧，去年不是许你在辽阳建寺庙了吗”？
“殿下莫要误会，小僧要的不是钱财，要的是一个人“，见朱棣有些不耐烦，姚广孝赶紧赔罪，他对燕王所求颇多，不敢得罪了这个大施主。刚才那番做作其实为了提高朱棣对自己所现之策的重视程度。
蒙古诸部喇嘛教兴盛，北方女直诸部则各自有各自的信仰，大乘佛教所推崇的教义要在辽东辽北各地生根，少不了燕王的支持。这里民间富庶，如果得到燕王的首肯，筹建数十座寺庙花费不了多少时间，到那时姚广孝的功德就可以直追达摩了。
“谁，难道你想让我身边的人出家不成”。朱棣骤然提高警惕。
“非也，小僧是想劝殿下舍了一个人”。姚广孝低低垂下两道佛眉，仿佛为在哀叹命运的不公平。
“舍一个人”，燕王朱棣微微发楞，手下弟兄都没犯什么事，谈不上舍弃。没等他再度发问，姚广孝已经说出了答案。
“伯文渊”！
起风了，窗外的天空忽地阴了一下。
“大师劝我弃文渊于不顾”？朱棣紧接着反问了一句，“伯文渊陷在京城，本王救还救不出，如何弃之”？
营救伯文渊是郭璞、张正心、徐增寿、李尧等北方核心人物的建议，大伙认为无论伯辰是否有罪，无论他走多远，他都是北方六省的人，必须由北方六省来审理，外人都不能欺负。
“殿下心里明白，何须小僧臊聒。朝廷至今不定文渊之罪，难道是因为证据不足么？还是顾及着其儒学大家的声名”？姚广孝的分析一针见血。如果不是顾及到燕王朱棣和布政使郭璞二人措辞激烈的信，伯辰的案子造就定性了，根本不必拖延的到现在。
朦胧中，朱棣已经想到了姚广孝要说什么，但是作为一个王爷，有些话还是由臣下提出的好。轻轻叹口气，朱棣装作十分不忍的样子说：“可文渊毕竟是我北平旧人，弃之，难免伤弟兄之心。况且本王看不出此事与海关归属有何相关”？
姚广孝数着念珠微微一笑，仿佛早已预料到朱棣会这样回答，胸有成竹地回应道：“当然无关，可如果殿下将此二事给关联起来，岂不是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依贫僧之见，红尘之事，终逃不过交易二字”。
眼前形势很清楚，朝廷上新颁发三令，规范地方官员权力，统一税收和承认物权，至少前两条都是针对北方来的。而北方能接受的，却只有第三条。
有时候朱棣觉得自己的哥哥很可怜，从旁观者角度，他认为皇帝朱标为了朱家江山鞠躬尽瘁，对百姓也心存善念。可他手下那帮官员太坏了，那帮家伙把“轻、重、缓、急”四字做官真言悟到了极致，任何好的政令到他们手里都会变味道。放下自己和哥哥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