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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封信寄给《编年史》编辑后会怎样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砸开地板。”
“他们需要得到许可吗？”
“别傻啦，福布斯已买下了那个地方，他是财产的主人。现在他死了，而贝西·福布斯又是他的妻子，如果她能够得到释放，她就可以继承他的财产。”
“如果她没有被释放呢？”斯特里特问。
“她会的。”
“你怎么认为那下面有具尸体？”
“听着，我们应该抛弃那些无关紧要的枝节，理智地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问题。你还记得阿瑟·卡特赖特初次找我们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
“还记得他说的话吗？他想立一份遗嘱，并在遗嘱中写明财产将由现在以克林顿·弗利妻子的身份在米尔帕斯路那套房子里的那个女人继承。”
“记得。”
“接着他便写了份遗嘱寄给我，但是那份遗嘱并没有按他说的那样写。”
“为什么没有那样写呢？”她问。
“因为将财产留给一位已经死了的女人已毫无意义，他可能通过某些方式发现她已不在人世了。”
“这么说他并没有杀死她？”
“我虽没有这么写，但我是这么想的。”
“那么伪造这样的坦白书难道不是犯罪吗？”
“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
“我不明白在什么情况下不是。”
“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认为阿瑟·卡特赖特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
“是的，他对她一直很忠诚，找她找了10个月，又在她隔壁住了两个月暗中监视他憎恶的那个男人，他想搞清楚自己的妻子过得是否幸福。他一心想杀死克林顿·福布斯，但他知道杀人是要被判处死刑的，所以想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他的妻子，波拉·卡特赖特，而不是福布斯的妻子。但是，他又不想在杀人之前立一份以波拉·卡特赖特为受益人的遗嘱，因为那样会引起别人的调查，所以他想立一份能够将财产转给那个名叫伊夫林·弗利的女人的遗嘱。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不想听到任何流言蜚语。他想杀死弗利后自己走上断头台服罪。他想立一份遗嘱将自己的财产转给那个表面上是他杀死的那个男人遗孀的女人，他想把事情做得很巧妙，这样没有人会对这份遗嘱产生怀疑，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遗嘱受益人的真实身份。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不让她在公众面前失面子。”
斯特里特静静地站着，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说：
“噢，我明白啦！”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致使卡特赖特改变了主意。他知道将财产留给自己的妻子已毫无意义，但他还是希望将财产留给某个人，因为他已经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毫无疑问，他与贝西·福布斯有联系，知道她就在本市，所以就把财产留给了她。”
“你怎么知道他与贝西·福布斯有联系？”斯特里特问。
“因为出租汽车司机说贝西·福布斯让他给帕克莱斯特62945打个电话告诉阿瑟到邻居克林顿家去，而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阿瑟·卡特赖特的电话号码。这表明她知道卡特赖特在哪儿，卡特赖特也知道她知道。”
“我明白了。”她沉默了片刻，问：
“你敢肯定卡特赖特夫人没有丢下克林顿·福布斯跟阿瑟·卡特赖特一起私奔吗？”
“是的，完全可以肯定。”
“根据什么？”
“根据那张纸条。那上面根本就不是波拉·卡特赖特的笔迹。”
“你敢肯定吗？”
“当然敢肯定。”他说，“上面的笔迹与从米德威克发来的那份电报上出现的笔迹几乎完全相同。我手上有他们从圣巴巴拉给我寄来的卡特赖特夫人手迹的样品，它与那张纸条上的笔迹明显不符。”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知道这事吗？”
“恐怕不知道。”
斯特里特若有所思地看着梅森，问：
“是西尔马·本顿的笔迹吗？”
“我有几份她笔迹的样品，那些样品与纸条上及电报上的笔迹也截然不同。”
“是福布斯夫人的笔迹？”
“不是。我有一份她从监狱里写给我的信件。”
“《编年史》上有篇评论文章你看过没有？”
“没有，”他说，“都写了些什么？”
“文章评述说，鉴于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言出人意料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你应该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让你的当事人站在证人席上说明她与本案的关系。对于一个罪行昭然若揭却又百般抵赖不知悔改的罪犯来说，采取这种神秘的态度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像福布斯夫人这样的女人来说，就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我没有看到这篇评论。”梅森说。
“它对你的计划有没有影响？”
“当然没有，”梅森说，“我审理的是这个案子，我要让他们做出对我的当事人最有利的判决，我才不会理睬报社评论员说些什么。”
“所以报纸都在评论你娴熟的办案技巧，你今天白天使审讯的最后一幕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并且在检查当局尚未证实诉讼理由之前就驳倒了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言。”斯特里特说。
“我并没有使用任何特别的技巧，是德鲁姆自己硬要往里钻。他开始对我的证人采取强硬的手段，我忍无可忍带她到法官办公室提出了抗议，我早就知道他会指控我犯有违反职业道德罪，所以想当场跟他辩个明白。”
“马卡姆法官是怎么想的？”她问。
“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我要坚持这些权利为保护我的当事人而战斗到底。”
她突然走到他跟前，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说：
“头儿，我曾经对你产生过怀疑，现在我只想告诉你我再也不会那么做了。无论对错，我都永远支持你。”
梅森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拍拍她的肩膀，说：
“好啦，坐出租车回家吧，如果有人找我就说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她点点头走到门口，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
梅森目送着她走上电梯，然后关上灯，穿上外衣，封上信封，提着打字机走到他的小车跟前。他驱车来到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将信扔到邮筒里，然后驶上一条通向城市后面山坡上一座水库的蜿蜒的公路。来到水库的堤岸时，他放慢车速，将打字机扔进水库里，当水面溅起波澜时，他的脚已踩上了汽车的油门。
19
佩里·梅森和保罗·德雷克坐在办公室里，屋里的暖气片发出嘶嘶的声音。
“保罗，我需要一个愿意冒险的人。”梅森说。
“这种人我可以找来很多。你想干什么？”
“我想让这个人给西尔马·本顿打电话，说他是《编年史》的记者，本地新闻栏目编辑同意支付1万美元购买她日记的独家出版权。
“我想让他约西尔马·本顿到某个地方检查一下她的日记。她自己带不带人去都无所谓，我还不敢肯定她是否会把日记交出来让他检查，但我相信她会让他看一眼的。
“我想让他翻到10月18日那一天的日记并将那一页撕下来。”
“你要的那一页上记的是什么？”侦探问。
“不知道。”
“她会报怨他的。”
“这很自然。”
“他们会把他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最多吓唬吓唬他，仅此而已。”
“如果将这一页公开，她会不会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我不会将它公开的，我只让她知道东西在我这儿就行啦。”
德雷克说：“这事本来不关我的事，你肯定也不需要我告诉你如何做律师。我过去就跟你说过，现在再跟你说一次，你是站在薄冰上溜冰。”
“我知道自己在薄冰上溜冰，”梅森没好气地说，“但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可以申明我所做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新闻媒界在一周里的每一天都在干着比这更差劲的事，可是从未有人说他们干什么。”
“你毕竟不是新闻记者。”德雷克说。
“我知道不是，但我是一名律师，代表一个完全有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当事人。我向天发誓，一定要让她得到公正的审判。”
“你所谓的公正审判就是搞一些戏剧性的东西，让观众大吃一惊吗？”
“是。我认为公正的审判就是揭露案情的真相，我就是要揭露案情的真相。”
“是全部的真相，还是只对你的当事人有利的真相？”
梅森咧嘴一笑，说：
“当然，我不会帮地方检察官审判这个案子，那是他自己的事。”
德雷克“咯吱”一声又坐在椅子上。
“如果我们因为这件事而惹出麻烦，你会为我们辩护吗？”
“当然会。我不会让你陷入我自己都不愿陷入的麻烦中。”
德雷克又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手伸得太长。顺便说一句，你现在已享有法律‘魔术师’的名声啦。”
“什么意思？”梅森问。
“他们认为你能从帽子里变出一个判决。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一样。你的方法一点也不正统，总是那么富于戏剧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民族。”梅森慢条斯理地说，“我们不像英国人那样一本正经，循规蹈矩。我们就想干一些具有戏剧性的、令人惊诧的事。这是我们民族共同的追求。我们习惯于快速思维，干任何事情都喜欢标新立异。”
“哎，你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德雷克说着站起来，“你今天下午玩的那一招真是太绝了。现在本地所有报纸都刊登了特写文章，不是报道贝西·福布斯的诉讼案，而是出租汽车司机证言丧失信任那惊人的一幕。各大报纸都认为出租汽车司机的所有证言都毫无价值。”
“哦，是这么回事。”梅森说。
“然而，”德雷克思索着说，“你知我知，贝西·福布斯的确坐出租车去过弗利住宅。她就是去过那里的那个女人。”
梅森说：“那只是一种猜测和贸然的想法，除非地方检察官可以找到某个证人证明。”
“公众对他找到的出租汽车司机已失去了信任，他还到哪儿去找证人呢？”
“那是地方检察官操心的事。”梅森说。
“好吧，我走啦。还要我干什么事吗？”
“我想眼下就是那件事吧。”梅森不急不忙地说。
“天晓得，这就够我受的啦！”德雷克说着离开了办公室。
梅森紧闭双眼，静静地靠在转椅上，手指轻轻地敲着椅子的扶手。这时，突然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接着弗兰克·埃弗利走进办公室。
埃弗利是梅森律帅的助手，代他料理日常法律事务，审理案件时也总是坐在他的身边。这个风华正茂、雄心勃勃的青年对工作充满了无限的热情。
“头儿，我能跟你谈一会儿吗？”他问道。
梅森睁大眼睛，眉毛一蹙，说：
“可以，进来吧。你想说什么？”
埃弗利坐在椅子边上，看上去很不自在。
“说吧，有什么事？”
“我想代表我自己请求你让贝西·福布斯出庭作证。”埃弗利说。
“为什么？”梅森好奇地问。
“我已听到了不少的议论，不是一般人的闲话，而是律师、法官和新闻记者的议论。”
梅森脸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说：
“行啦，埃弗利，你听到了些什么？”
“如果你不让那个女人出庭作证，而她又被宣判为有罪，那你就会名声扫地。”
“那就让我名声扫地吧。”梅森说。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吗，她是无辜的，现在人人都知道她是无辜的。对她的起诉完全是建立在环境证据上，只要她对起诉做出否认和解释，陪审团理所当然会做出无罪判决。”
“你真的那样认为吗？”梅森好奇地问道。
“当然。”
“你认为我不让她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辩护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先生。”埃弗利说，“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以一个同行的身份给你说话的。你应该对你的当事人负责，对你从事的职业负责，对你自己负责。”
“假如她站在证人席上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但还是被判了罪呢？”梅森问。
“这是不可能的，”埃弗利说，“所有的人都同情她，而且，既然出租汽车司机的证词已被推翻，那么它也就一文不值了。”
梅森沉着地盯着自己的助手，说：
“弗兰克，这次跟你谈话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你的意思是准备让她出庭作证了？”
“不，我的意思是不让她出庭作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