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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国，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了李谅祚。李谅祚的反应是勃然大怒，无法抑制。很多史书把这种心态归为强烈的自尊心，很抱歉，这基本不成立。
回顾党项人从李继迁开始，直到李元昊死去，再到李谅祚的独裁复辟，哪有半点的自尊自爱之心在里面？如果要解释这时李谅祚，以及吴宗的心态，只有一个可能——危机感，和没信心。
西夏人生存到这时，每时每刻都走在刀刃上，就在全盛期的李元昊，都好几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一次次惊险、侥幸地渡过之后，这个民族养成了每时每刻都防范的习性。尤其在所谓的尊严上，哪怕有一点点的损害，都会暴跳起来。
俗话说得好，唯残暴者才胆小，同样，没自信的人才怕鄙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李谅祚小同学的怒火发得很没品味，可他终究是一国之君。
他发火，事儿就小不了。
当年七月，李谅祚带人冲进了宋朝的秦、凤、泾原等州县，成绩是有的，除了杀了些人，抢了点东西外，把宋朝的岁币、榷场又都丢了。
回国想了想，李谅祚决定不能服软，开打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挣不回来，别说自尊心了，就连岁币和榷场这两个命根子，对方也可能收回。
所以一句话，继续打，必须打明白。
之后的两三年里，李谅祚一直没闲着，不管实际得利多少，他始终派人不停地攻击宋朝边境。而在打仗之余，他充分发挥了党项人祖传的无赖精神，一边打着，一边继续派人去宋朝访问。使者们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待遇，一直都在两国的边境线上跑来跑去。
时间长了，李谅祚变得更加心虚。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必须得来一次有力度的打击！这一次，他决定亲自上阵。
公元1066年，宋朝的治平三年，他亲自率领精骑数万人攻打宋朝边境重镇大顺城。连续围攻了整整三天三夜，这次的成绩非常好，他本人都差点死在城下。
当时大顺城头万箭齐发，如暴雨一样射向城下的西夏人。李谅祚的帽子做工非常精良，替他挡住了尊贵的脑袋，可身上就顾不了了，挨了好几箭，带头往回跑。
这一次灰头土脸，可李谅祚就是有种牛皮糖精神，赢了很高兴，输了兴更高。他在边境线上扬言，俺还不回去了，一定要增兵再战。要“先得宋朝岁赐，再打宋朝城池。”
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宋朝的国都开封。
当时世间少有的一代孝子皇帝宋英宗已经病重，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为这事他找来了最信得过的老部下韩琦，问下事大了，怎么办？韩琦的态度很平淡，基本上不屑一顾。
李谅祚这个破孩子，纯粹是没事儿找抽。咱们派个人到边境上去，告诉他会永久性关闭榷场，再痛骂他一顿，这孩子就懂事了。
当时宋英宗以为自己病得幻听了，没听错吧，那是西夏国王，就这样对待？同时文彦博也有点慌，他是主管军事的枢密使，觉得这样太冒险，会惹出更大的麻烦就在他即将展开睦邻友好等等经典碎碎念时，韩琦打断了他。
听我的，就这么干。
于是宋朝的使者就带着份斥责的诏书，和关闭榷场的命令来到了边境。说来真神奇，韩琦终究是当时大臣里唯一还活着的，和李元昊疆场殊死拼杀过的人，他真的摸准了西夏人的脉。
李谅祚屈服了，看到宋朝前所未有的强硬，他乖乖地退兵回国，到家后写了份认识深刻的检讨书，送到开封城。重申愿意做宋朝的善良的好朋友，从此和睦相处。
消息传进开封城，宋英宗已经有气无力，他躺在病床上，抬眼望了一下韩琦，只说了一句话——“一如所料。”
李谅祚时期的宋、夏战争到这里告一段落，其实也有韩琦所料不到的。那就是两岔同学的生命。当时还没满20岁的年青小伙子，身体、欲望都没达到顶峰的人，居然说垮就垮了。
两年之后，李谅祚去世，时年21岁。
回顾这个人的一生，也算是艰苦奋斗过，并且还成功了。可以说，对内得到了皇权，对外保住了收入。表面上还是相当可以的。只是稍微深入下，就会发现他错大了，最重要的事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想想他的苦难是怎么来的，不就是他爹李元昊死得太突然，给他留下了纵欲无度的妈，和贪小便宜贪到死的舅舅嘛。他居然一点教训都没吸取。
21岁就死，没有兄弟可以继任，唯一的儿子才8岁，完全复制了他本人的童年。而西夏的皇权，也就成了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这一次粉墨登场的太后比上一任还要传奇。没藏氏当年是完全被动的，被李元昊偶然发现，无法拒绝，成了两岔的娘。新一代的太后属于婚姻自主，浪漫结合的典范。
就是那位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汉女梁氏。
梁氏上台，做得比没藏氏强得多，同样是整个家族鸡犬升天，他们懂得既要重点，更要普及。具体的做法是国相由太后的弟弟梁乙埋担任，其他的梁氏子弟以空前迅猛的速度占据西夏的各个重要职位，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形成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牢不可破，它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发挥着作用，牢牢地把持着西夏的权力。
当然，这是他们的内政，怎么玩宋朝管不着，只是他们的对外政策非常的嚣张。对宋朝，本是汉人的梁氏废除了李谅祚制定的汉礼，恢复党项的蕃礼。有人对此不理解，其实很简单，越是汉人，身在西夏想站稳脚跟，就越得反汉。
不然怎样和党项人成一家呢？
第十五章 北宋三人行
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宋朝的威胁更大，西夏开始对河湟下手了。
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还处在建国之初，没怎么滑落的时代里，去攻击分裂成散水的河湟吐蕃更部落，无论怎样对比，吞并都是迟早的事。
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
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之后再改革，完全是痴人说梦。
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之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地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秦凤路、洮河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要政策就给政策，王安石新法里备受争议的“市易法”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
打仗要钱，“市易法”的根本就是“均输法”的加深加细，更上层楼的抓钱。在京城设置“市易务”这个专门部门，从内库里提100万贯钱作本钱，由政府接管京城内外的各种物资的买卖。
具体做法是，由市易务招募牙人（商人行会代表），由他们与各地来京城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货物的价格，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和国家之前买到的货物交换。京城本地的商人，没本钱也可以参与，用产业、金帛做抵押，向国家贷货经商。
到期归还货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
公平的说，这条新法是王安石各种新法里最失败的一条，它走了回头路，这不仅是打击了之前操纵开封市场，哄抬物价的大商人，同时也把小商人赶尽杀绝。
国家垄断一切买卖，这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吗？在仁宗时期、英宗时期一直活跃的开封商市，在市易法实行之后，被沉重打击了。到后来，市易务招募的牙人主动辞职，您开恩允许我辞职好吗？为国家服务，我都破产了！
说来这真是残酷，但放在边疆上就是一条再好没有的政策。
王韶需要军费，需要钱，那是军队种田卖粮，自给自足所达不到的。为此，他需要经商，需要全国各地的买卖人到边疆上活动。那么，就只能由国家之力去开拓。由国家拿出本钱，出专人负责，鼓励商人保护商人去变出钱来。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会形成一条有机的运作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就一定能让国库充实，根本就犯不上这样折腾。
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
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
见他的鬼去吧，宋史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谅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动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王安石们的准备已经做好，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对错，我们也都讨论过了，下面应该进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开边”。
可是别忙，在做这样的大事之前，王安石们还得再稍微停顿一下。他们的各位政敌在此时都在做什么，是有必要全面介绍的。
让我们从身份、官职的高低为序列，从苏轼开始。这个初入行的士大夫这时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他不懈地努力，终于抢在熙河开边之前，被贬出了京城。
说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滩上。从职务上说，他这时只能算是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是文笔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里都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什么？你不理他？你该死了，这样风雅绝伦，高迈古人的大才子肯赏面子到你家里坐坐，你不理，还是儒林中人吗？
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蔑视苏轼，等于忘本！
于是苏轼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已经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公平地讲，这没什么。范仲淹抛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笔来说，也绝不在苏轼之下。这时苏轼的《水调歌头》等名作还没有出现，其实就算写出来了，也没法掩盖范仲淹的《苏幕遮》。尤其是范仲淹的声誉没有半点瑕疵，苏轼与他无论怎样联系，也没有错处。
其他的就两说了。
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了，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气，叹了口气，说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上与安石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之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
但是请问，你是国家公务员好吧，你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如果再深究一下，苏轼的用心会更恶劣些。
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么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国家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为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是著名的濮议，到了王安石时期，他怒火升腾，和新法不共戴天。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之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成个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只好列出现象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许会有所心得。
回到主题上，话说在他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的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壮士。
范镇深沉地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比较刻薄。苏轼这是有良知有义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发些感慨说些话，有什么大不了的，犯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
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我们是平民，我们厌恶他！
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回到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