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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升到这里。他并不是警方将军，而是军方将军；也不像奈杰尔。欧文那样，是一
位终身情报官员。他的军事情报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只猫，可以用硬东西将
它砸死，但这不是惟一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多种方法。范。邓。伯格先生已经退
休了，但仍随时准备训导前来求教的人：“上帝总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
英国佬却把他的外号移植到皮埃纳尔将军头上了。
普雷斯顿在范德瓦尔特大街的旅馆里登完记，放下行李，简单地洗了洗，刮了
脸，于10点半来到楼下大厅里与格雷会面。从这儿，向联合大厦开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坐落在一所又长又高的红褐色沙岩大厦里。四层楼高，
400 码长的正面是四个突出的柱廊。这座大厦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山丘上，朝
南俯视一条山谷，谷底是克尔克大街，在大楼前的空场上，可以一览山谷和南边大
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顶矗立着方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
格雷在收发室出示了证件并说明了约会。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年轻的官员，把
他们领到皮埃纳尔将军办公室。这位全国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处是在大楼西端的最顶
层。格雷和普雷斯顿被领着穿过一条又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廊里装饰着典
型的南非那种以褐色和乳白色为主色的图画，都绘在黑色的木板上。将军的办公室
在四楼的最后一条走廊的尽头，两边各有一个办公室，右边的是两个秘书，左边的
是两个官员。
那官员敲了一下门，等着喊进后，把两个英国人领了进去。这是一个相当讲究
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正对着门，桌上很整齐，窗前是一个矮桌子，周围有四只
皮软椅，窗外俯瞰克尔克大街、坡谷和对面的山丘。墙下可能是一些指挥地图，都
用绿色的慢帘遮着。
皮埃纳尔将军又高又胖。他们进来后，他站起来，并走过来握手。格雷作了介
绍，将军示意他们坐在皮椅上。侍从端来了咖啡。他们的谈话声音很小，格雷领会
了意思，便起身告辞了。皮埃纳尔看了普雷斯顿一会儿。
“这么说，普雷斯顿先生，”他几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语说，“是关于我们的简。
马雷大使。我已经跟奈杰尔爵士说了，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他不为我干事，也不为
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国的特务负责人。你是来调查他究竟是为谁干事吗？”
“正是这样，将军。但愿我能。”
皮埃纳尔点了几次头。“我已经向奈杰尔爵士许愿，你会在这儿得到我们全面
的协助。而且，我从不食言。”
“谢谢你，将军。”
“我给你派两名我的官员，他们会在各个方面帮助你的。帮你找所要的档案，
必要时做你的翻译。你会说南非话吗？”
“不会，将军，一个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笔头翻译了，也许也要些口译。”
他接了一下桌上的铃，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也跟将军一样的大个头，但很年
轻。普雷斯顿猜测，他可能刚过30岁。他是黄头发黄眉毛。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安德烈斯，这是伦敦来的约翰。
普雷斯顿先生。你将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顿站起来握手。他觉察到这位年轻的南非人的脸上有一层淡淡的敌意，
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于隐饰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边安排了一个房间。”皮埃纳尔将军说。“好吧，
先生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开始工作吧！”
他们来到已经准备好的办公室后，维尔扬问：“你看从哪儿做起，普雷斯顿先
生？”
普雷斯顿的心里叹了一口气。查尔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种无拘无束的、直接叫
名字的称呼要比这样自在得多。
“简。马雷的档案。你说好吗，维尔扬上尉？”
上尉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我们已经审查过了，”
他说，“几天以前，我亲自从外交部个人档案处调来的。”他把档案放在普雷斯顿
面前。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
“我把我们审查的情况综述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马雷于1946年4 月开始，在
开普敦参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经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纯南非人，
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就是他在伦敦的行为显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不想先人为主。这里的观点是认为伦敦犯了个错误。他
打开卷宗，在档案的开头，是一件手写的英文材料。
“这个，”维尔扬说，“是他自己写的自传，这是申请参加外事局时的要求。
在简。斯马茨的联合党掌权的年月里，英文比现在用得多。现在，这种东西就得用
南非语。当然了，两种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从这儿开始吧！”普雷斯顿说，“我读的时候，你给我写一份他在外
事局所担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吗？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何地，何时，多长时间。”
“好的，”维尔扬点头说，“如果他变坏了，如果他变节了，一定是在国外什
么地方。”
维尔扬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以强调他的疑虑。“国外”的含义是指一
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 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
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
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
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
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
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
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
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
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 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
的马伦斯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
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
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 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坐上了开往彼得斯堡的
火车，然后，换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我父亲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
上，挥手告别，送我上战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进比勒
陀利亚的国防部司令部，经过正式检查，签了字。我被派到罗伯特高地营去接受基
本训练、内务训练、队列操练和学习使用轻型兵器。在那里，我自愿申请戴上了红
领章。
“‘红领章’是什么意思？”普雷斯顿问。
维尔扬停下写字，抬起头。“那时，只有志愿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
他说，“不能强迫。到国外去打仗的志愿兵都发红领章。”
离开罗伯特高地营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团威特沃特斯兰德步兵营。在图卜鲁格
战败后，该营又改编成德拉雷团维茨营。我们被用火车送到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海
帕道克中转站，编入南非第六师预备营，等待开赴意大利。最后，我们在德班乘上
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1 月末，在塔兰托登陆。
那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进军罗马的旅程上了。那时，先是随着第六
师，后来跟着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装甲旅。我们的维茨营穿过罗马之
后，又向佛罗伦萨推进。6 月13日，我和C 连的一个搜索巡逻队在奇安蒂山区的贝
奇尼山巡逻。天黑以后，在浓密的树林中，我掉了队，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被
德军赫尔曼。戈令师所包围，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被“装进了口袋”。
我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他们把我和一些同盟国战俘装到卡车上，运到一个临
时集中营，位于佛罗伦萨以北的拉塔里纳，我记得，海军陆战队二级准尉斯奈曼就
是南非国民大会的老战员。在那里没待多久，因为同盟国正从佛罗伦萨向这边推进。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转移，一片混乱，一些战俘企图逃走，都被射死了。他们被
丢在路上，卡车从身上辗过。我们又从卡车上被装进一些运牲畜的火车里，向北走
了多日，穿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了慕尼黑以北25英里处的穆斯堡战俘营。
在这儿也没待多久。大约14天后，我们一半人又离开穆斯堡，来到铁路，又被
装进牲畜车。车轮滚动了六天六夜，横穿德国，几乎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终于在
19M 年8 月又下了车，向另一个更大的集中营行进。我们发现，这儿叫做344 号集
中营，在波兰的拉姆斯道夫，靠近布雷斯劳，那时还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我认为，
344 号集中营是最糟糕的集中营，里面有11000 名同盟国战俘。食物极缺，实行配
给，忍饥挨饿，主要是靠红十字会的救济包维持生命。
由于我当时是下士，便叫我去干活。每天与其他人一起被用卡车送到12英里以
外的合成汽油厂干活。那年冬天，西里西亚平原非常寒冷。一天，正好是圣诞节的
头一天，我们的卡车抛锚了。两个战俘在修车，德国警卫看着他们。我们一些人被
允许从车尾跳下来，一个年轻的南非战士盯着仅仅30码以外的松林，看了看我，扬
了扬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去做，一刹那间我俩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奔跑起来，
我的同志们在那里推推撞撞地干扰警卫瞄准。我们活着跑到松林边，一下子钻进了
密林中。
“你想去吃午饭吗？”维尔扬问，“我们这儿有个食堂。”
“能不能送点三明治和咖啡来？”普雷斯顿问。
“行。我打个电话。”
普雷斯顿又继续看简。马雷的故事。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虽然逃出了油锅，但又掉进了火坑。只不过没有火，代
替它的是一座寒风凛冽的地狱。温度达到零下30度。我们用纸包上脚再穿到靴子里，
但靴子和大衣都不足以抵挡寒冷。两天以后，我们就非常虚弱而且到了绝望的边缘。
隔一天的夜里，我们躲在一个破棚子里睡觉，突然被人粗暴地捅醒了。我们以
为是德国鬼子。由于我会南非语，也能听懂几个德语词，但他们说的不是德语。他
们是波兰人。我们被一些波兰游击队发现了。他们走到跟前，把我们当成掉队的德
国鬼子，想打死我们。但是，我拼命地叫喊，说我们是英国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
好像懂英语。
看来，布雷斯劳和拉姆斯道夫城镇里大多数居民是德国民族，但农民却都是波
兰人。由于俄国人的逼近，不少农民都进入树林中阻截德军的退却。有两种游击队
：共产党的和基督教的。我们很侥幸，抓住我们的是基督教抵抗力量。我们一冬天
都跟他们在一起。东边，俄国人的炮声隆隆，越来越近。后来，在一月份，我的同
志得了肺炎，我千方百计地护理他，使他渡过难关，但由于没有抗生素，他死了，
埋葬在森林中。
普雷斯顿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呷着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几页了。
1945年3 月，俄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附近。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他们的大炮顺
着大路轰轰隆隆地向西开去。波兰人宁肯困在森林中，但我却忍受不住了。他们给
我指点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一天上午，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森林，举着双手，向一队
俄国士兵投降了。
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德国人，差一点儿把我打死。波兰人教会了我用俄语喊
“英国人”，我便重复地喊着。他们放下枪，找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