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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费？你们打算给每个人发多少钱？”肖娜作出一副似乎极感兴趣的样子。
“来宾三百块钱，发言的五百块钱。”
“坐两个多小时就能得到三百块钱，那也的确是不少了。可是，你们是不是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为得到这三百块钱而像傻子一样呆在会场里，不管这是一个怎么无聊的会。”
“这……”朱国平一下子被噎住了，这显然是她愤然离场的原因。他非常后悔自己在肖娜面前提什么钱，他觉得她肯定已经把他和刘云朋划为了一路货色。
“不过，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肖娜也许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些伤了朱国平的自尊心，便把语气放得平和了一些，“我并不是眼红别人挣钱，我只是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通过各种关系强迫别人来参加这种所谓的研讨会。”
朱国平欲辩无语，他甚至没有勇气去对视肖娜那双此刻充满了谴责和究问的眼睛。他真想此刻能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向她解释清楚。可是这种解释又有什么用呢？它又能够说明什么呢？说明自己也是不情愿来的，更不是为了钱来的？可事实呢？正好恰恰相反。
肖娜走了。
龚燕与朱国平闹起了别扭，起因自然也是因为研讨会。
朱国平那天很晚才回到家，当翘首以待的龚燕从朱国平手里接过薄薄的一沓钱时面色就有些不太好看了，她用那双纤细而灵巧的手很快就把这点钱数完了，一共才两千块钱。
朱国平神情沮丧地解释说，研讨会开砸了，本来讲好在会上发言的来宾中途都改变了主意，结果一下子冷了场。这让出钱的那家制药厂的王守文厂长大光其火，一怒之下，拒绝支付本来说好的会议开过之后立刻就兑现的另一半费用。也就是说，这样一来忙活了半天的刘云朋只得到了制药厂预付的五万元钱，而另外的五万元则成了虽进了锅但却飞走了的鸭子。
倒霉事还不止这些。那些憋了一肚子气的记者们在共进晚餐时搞起了恶作剧，不知先是哪一桌偷偷向服务员要了一瓶五粮液酒，其后便有好几桌纷纷仿效，等到刘云朋发现急忙去制止时，已经有五瓶五粮液下了肚。按这家宾馆的标价五粮液每瓶五百元计算，仅此一项就花去了二千五百元。这显然是那些极难伺候的老记们对开会时没有提供茶水的一个报复。再加上一些女士也不满意餐桌上那些廉价的大桶装的可乐、雪碧，而另外向服务员要了茹梦、鲜榨汁等饮料，光酒水一项就多开支了四千多元钱。
刘云朋气得两眼直冒绿光，恨不得冲进厨房拎出把菜刀把那些可恶的老记们一个个都剁了才解气。可是，又实在惹不起这些无冕之王，因为这次会议的宣传稿能不能见报的生杀大权都握在这些老记的手里。况且，车马费也发了，饭也吃了，如果为了几瓶酒和饮料得罪了他们，回去再把稿子“枪毙”了，那才是前功尽弃，赔了夫人又折兵呢。于是，刘云朋便把一肚子的火气全都发泄在了宾馆的头上，凭什么没经过他刘云朋的允许服务员就随便上五粮液和那些高档饮料？这显然是宾馆使出的恶意促销手段，他完全有权利拒付这部分费用。
但是宾馆不吃他这一套。餐厅经理振振有词：人是你招来的，你又没事先和我们打招呼说来宾在进餐时不得向服务员自行点酒水，而宾馆的服务宗旨恰恰是顾客是上帝，要做到有求必应，这怎么是恶意促销呢？
刘云朋说：“你他妈少跟我玩这套！你这样的我见多了，你肚子里憋的什么坏水我不知道？”
餐厅经理说：“跟这儿撒野没你好果子吃！”
刘云朋说：“我还就想尝尝你这儿的坏果子是什么味。今天我还就一分钱也不给你了！”说完不给钱就要走，餐厅经理岂肯甘休，拦住不放，说不交钱就休想走出餐厅一步。你推我拉，差点动起手来。最后，宾馆的保安赶来了，把刘云朋和朱国平全都扣在了那里。刘云朋只好掏出手机，把一个绰号叫“大葫芦”的哥儿们叫了来，当初，选定这个宾馆开研讨会就是这个叫“大葫芦”的人联系的。于是，这个与宾馆经理和刘云朋关系都很“铁”的“大葫芦”急匆匆赶了来，从中斡旋调解，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一点钟才算把这件事摆平。最后，双方都各让一步，刘云朋又掏了两千块钱才算完事。
但龚燕没兴趣听这些解释，她只强调刘云朋当初许诺的是两万块钱，可现在落在手里的却只有这屈屈的两千块，差了整整十倍。她骂刘云朋是骗子，她甚至怀疑刘云朋与那家制药厂早已暗地里串通一气，导演了这场戏给朱国平看，而背后早把那两万块钱私分了。
朱国平反驳说，人家刘云朋有病呀，吃饱了撑的？他要不想给我这个钱，当初不找我不就完了，根本犯不着去费那个心思演这场戏。再说，今天这个事朱国平从头到尾都是亲眼看到的，刘云朋差点和制药厂厂长玩命，又差点和宾馆里的餐厅经理动手都是真得不能再真的事，绝对不可能是演戏，因为这样的戏就是请北京人艺的演员来也绝对演不了那么真那么像。
龚燕什么也不再说，她把钱扔进抽屉里，然后“砰”地一声关上，连睡衣外面套着的睡袍也没脱就躺到了床上，扯上被子，转过身去独自睡了，把折腾了一天又累又乏的朱国平独自一人丢在写字台前两眼直呆呆地犯愣。
茶几上那台可调式台灯发出的朦胧的光韵，如梦幻一般将朱国平完全地笼罩了进去。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初时是一大堆白天里发生的事情在脑子里拥来拥去，像一台马力不足的洗衣机里乱糟糟地塞满了衣物，艰难地怎么也转不开。许久之后，这一切才逐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片冷冷清清的空白。一忽儿，眼前突然又排列开一张张上下翻动的大嘴，像是制药厂厂长那张发音频率极高的大嘴，急速地翕动着，唾星四溅；一会儿又变成了肖娜一双渐渐颦起的秀眉，秀眉下的眼睛中带出明显的愠怒与谴责。几番淡入淡出之后，又都渐渐化为了一团团白如雾霭似的东西。被这团雾一般的东西团团包裹在其中的朱国平也变得如雾一样有了一种轻飘的奇异的感觉，像是整个身体冉冉升腾了起来，浮在了半空中，先是在房间里缓缓盘旋，然后便轻而易举地穿过了天花板，穿过了整座楼的楼顶，开始在寂静的夜空里游弋。像一张杂志大小的纸片，薄如蝉翼，或高或低，或快或慢，像是在没有任何指令的状况下进入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又像是开启了某种飞行器上的自动漫游的按钮，真是神奇得妙不可言。
不知什么时候它飘进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楼房里，一张光洁如镜的桌子、一束灿烂的向日葵花、一缕缕清香不绝的气味和一个躲在镜框里微笑的小女孩，墙角处的一张席梦思床上，一头如瀑布般漫洒开的黑发铺满了一整个蓬松硕大的枕头，在浓密的黑发的缝隙中，隐约可见到一段雪白如脂的脖颈，在一刹那，他几乎叫出了肖娜的名字。
突然，纸片在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是一个美丽的皂泡突然无声地破裂炸开但却找不到一点痕迹。他一下子醒了，这才看清躺在床上的原来是妻子龚燕。一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乌黑的头发浓密地撒在枕头上，在幽暗的灯光下反射出迷人的光泽。朱国平猛然间想起，今天是他们“法定”的夫妻生活日。
所谓“法定”的夫妻生活日，是指在龚燕每次例假结束后的第一天里，朱国平才能享受做丈夫的“权利”。这是在龚燕的坚持下订立的一个他们夫妻间的“法律”。一提起这件事，朱国平便不免在心中升出几分隐痛与无奈。订立这样的“法律”并非是因为龚燕患有什么性冷淡症，想当初，小俩口也是恩恩爱爱、亲亲热热的一点也不比别的新婚夫妇逊色。这样的幸福时光大约持续了有三年多，直到那年的秋天去西山赏红叶的时候，这种幸福的生活便戛然而止了。
那是一个十分晴朗的日子。尽管进入了深秋，但一点也觉不出有丝毫的凉意，一片片的红叶红得令人炫目，像是一出进入了情节高潮的话剧，所有的人物、剧情都热烈地要爆炸一般，成千上万株黄栌正熊熊燃烧到了它生命中最高潮的时刻。朱国平与龚燕兴奋得不行，一口气向主峰攀去。就在要到达顶峰的时候，龚燕突然叫了一声不好，便弯腰靠在了一棵黄栌树上，吓了走在后面的朱国平一大跳。龚燕说身子下面好像突然流出了什么东西，于是不敢再动。过了好半天，才慢慢地直起身子。顶峰自然是上不去了，两个人从公园直接去了医院。大夫检查后说是怀孕了，有流产的危险。俩个人听完都紧张害怕得不成，怎么就怀上孕了呢？大夫问是保还是流？他们茫然无措，开始说想流。大夫说如果因此引发习惯性流产以后想再要孩子就麻烦了。两口子害怕了，于是又改为保。接下来就打针，打黄体酮，一天一针，要连续打十天，打到第八天头上，龚燕才听一位有经验的女同事说黄体酮对孩子的脑子发育不好，赶快又停止。八个月后孩子总算平安降生了。但龚燕却从此对怀孕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畏惧，连带而来的自然是对夫妻间的那种事情的恐惧与抵触。
他们尝试了各种避孕办法，但最终都以龚燕的不适应而宣布失败。妇科的大夫说龚燕属于很难侍候的那种，放环、吃药都有不良反应。朱国平机关里的医务室免费发放避孕套，但也因龚燕对橡胶制品过敏而派不上用场。大夫说那只好采用安全期这唯一的一个办法了。于是，龚燕便严格坚持只有在月经结束后的头一天之中才可以做那种事。也就是说，每月当中，朱国平只有一次机会可以与妻子亲热，而其他时间决不能越雷池一步，这种夫妻生活日制度从那时起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也许是多多少少对丈夫怀有几分歉疚吧，龚燕在夫妻解禁日这天，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示出几分主动和温存。在这一天，龚燕通常是吃过晚饭早早地就洗过澡，然后待把头发吹干后，就铺好被子，躺在床上看杂志，直到朱国平做完了该做的事上床后将她手中的杂志拿走。如果朱国平在这一天恰巧有事，很晚才回来，龚燕已经睡着了，卧室里幽暗朦胧的灯光依然能提醒朱国平今天是什么日子。只要丈夫有那个要求，龚燕即使被推醒了，一般也不会拒绝。
但是，今天看来完完全全是没戏了。
除了金钱的损失外，朱国平还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夫妻日的机会，这也许是在研讨会上拒绝发言的肖娜和那些喝足了五粮液的老记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第五章 谢虹揭秘
肖娜去向赵副院长汇报研讨会的情况是在开会回来的第二天。
她走进赵副院长办公室的时候，赵副院长刚刚用喷壶给窗台下那几盆枝繁叶茂的富贵竹和龟背竹的叶子淋过水，连溅在手上的水还没来得及擦。上午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射在葱绿挺实的叶子上，使聚在上面的一粒粒水珠变得格外光亮眩目，整个房间便也仿佛因此而充满了无限的生气。
见肖娜走进来，赵副院长便让她先在沙发上坐，自己去用毛巾擦了手后才在另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肖娜还清楚记得三天前赵副院长把自己找来布置去参加研讨会的任务时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不过那是在下午。
肖娜简要汇报了参加药品研讨会的情况，她开始叙述时还算语调平和，但说到后来情绪就变得渐渐有些激动起来，她说那个乡长出身的制药厂厂长简直像是自由市场上推销狗皮膏药的小贩一样推销他们厂生产的药，吹起牛来一点也不顾忌，弄得与会者大倒胃口，许多医药界的专家都拒绝了在会上发言。
赵副院长听完，一副平日里极温和的面孔也突然间变得严峻和愠怒起来，“简直是胡闹！早知这样当初无论如何也绝不会派人去出席的！”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在沙发与办公桌之间的空地上来回地踱来踱去，“我要找他们主办方去交涉，一定要向他们讨个说法！”
赵副院长的义愤态度反倒让肖娜觉得有些不安起来，甚至有些后悔自己刚才的叙述未免有些过于激烈，小题大做，现在做企业搞推销的有几个没做过言过其实的宣传和广告呢？何况这次研讨会的组织者也不是外人，而是自己当年的老同学刘云朋、朱国平，她也绝对没有任何要和他们过意不去的意思。如果赵副院长真的为这件事较起真来那反倒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因此，她又反过来劝赵副院长不必过于动怒，说事情既然都已经过去了，也就算了，再说也并没有给医院带来什么损失，无非是以后医院再派人参加这种会议时慎重一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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