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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公元前１７９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公元前２０９年－前２０３年）；后者断为汉宣帝五风三年（公元前５５年）。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那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措施》，《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３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１）《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溶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３）《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４）《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彛芳唇癖尽读骸罚馐遣徽返摹！逗褐尽分加小读骸罚蕖读骸分诘兰依唷短偃咂分校雌渲械摹侗耸迤贰！逗褐尽け槔唷け薄废碌淖⑹退怠ㄊ∫烈⑻⒐茏印⑺锴渥印Ⅺi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入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彛贰ǘ衔焦币延小读骸分惺溃蠢粗ぞ莶蛔恪！妒芳恰烦啤短ā罚逗褐尽烦啤侗罚降爻鐾恋暮杭蚓衅饷疲醇读骸分Ｏ衷谒芗降慕显缂窃亍读骸分奈南资恰逗蠛菏椤泛汀度尽罚渲杏校骸ā短骸酚刑熳咏拢梢酝崴姆健！ǎā逗蠛菏椤ゑ己瘟写罚ㄉ扑小短骸贰！ǎā逗蠛菏椤ば飙G传》及《左雄传注》）〃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征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后世相沿至今。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著录《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即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葆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三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文韬》：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
《武韬》：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龙韬》：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
《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
《豹韬》：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
《犬韬》：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车士第五十六、武骑士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
《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内容非常丰富。《文韬》主要讨论了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了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了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了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条件情况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
《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己知彼〃，〃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命题，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以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１７７２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六韬》也有许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气〃是一种迷信方术；《文师》中的〃钓饵〃之术表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明主〃〃贤将〃决定社会发展，是唯心史观的反映，等等。
《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版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１）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太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２）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二十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３）《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徵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篇或佚文。（４）《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丛书本及其注释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第八节阴符经
《阴符经》又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注。此书出现于唐代，最早记载见于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木部》；最早著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但它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属悬案。关于作者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黄帝撰、战国山林之士撰（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晋杨羲撰（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道家类·阴符经解》）、北魏寇谦之撰（见唐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唐李筌撰（见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和宋朱熹《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关于成书时代主要有商末说、周末说、战国说（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战国末说（见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阴符经》）、东汉末说（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阴符经》）、晋说、北魏说、唐说（后三说见上文注）等。近年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家，一是王明的东晋说，认为成书于东晋以后，约在公元５３１年至５８０年期间（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二是李养正的战国末年说，认为此书是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点，在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的运用和发挥，是战国时期激烈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它可能成书于战国末期（见《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阴符经》）。
《阴符经》，自李筌始为其作注以后，历朝为其作注的都很多，宋郑樵《通志》著录的各种本子有三十九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