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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书通览 许保林 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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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书中有一大类,古人称〃兵技巧〃,它是专门记述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的,从戈矛到火器无不详载。这部分兵书的内容构成了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史,是古代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兵技巧类的专书如《耕余剩技》、《手臂录》、《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等外,其他类型的兵书中也记载了大量军事技术资料。最早系统记载当代及其以前各代军事技术资料的综合性兵书是宋代的《武经总要》。这部兵书前集的第二卷、第十至十三卷,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军事上的〃器械名数,攻取之具,守拒之用〃(《武经总要·仁宗皇帝御制序》),并绘制了相应的图形。这些图文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北宋初期及其以前各代的陆战和水战兵器、筑城技术和攻守城战器械、战船的形制构造等,可以说是北宋初及其以前军事技术的大荟萃。尤其重要的是,收录了我国最早配制成功的三个火药配方,即火球、毒药烟球、蒺藜火球火药配方,以及我国最早用于战争的一批军用火器,即火球类火器与火箭类火器,及其它们的制造与使用方法。自此以后,许多城守、海防、训练、作战和综合性兵书都以相当数量的篇幅记述历代军事技术资料和当代在军事技术上的新创造。例如,南宋陈规的《守城录》记载了当时在筑城技术和守城兵器方面所取得的新成果〃重城重壕〃、长竹竿火枪等;明郑若曾的《筹海图编》记述了明军使用的海战武器装备,以及葡萄牙人制造的佛郎机等;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嘉靖时期创制的虎蹲炮、地雷、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狼筅等新式兵器,以及战船的规制,对佛郎机、鸟枪的仿制、改制,对外来铳用发射火药的改制等;明何汝滨的《兵录》介绍了当时对西方使用的野战炮、攻守城炮进行研究的成果,以及对各种火药配方和配制的理论、技术进行分析解剖的研究成果;明天启元年(1621年)出版的茅元仪《武备志》,既全部转录了《武经总要》中的军事技术内容,又囊括了自宋迄明所创造的军事技术的新成就。它是古代收录军事技术成果资料最多的一部兵书,堪称古代军事技术大全。可以说,从《武经总要》到《武备志》之间各类兵书中的军事技术内容,构成了未元明三代近七百年的军事学术史,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兵书中保存了许多其他史籍罕载的珍贵科技史料。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兵书《武经总要》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和火药两大发明,而且是关于制造方法的最早记载,即指南鱼的制法和现存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尤其珍贵的是,兵书《武备志》中保存了郑和航海图。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先后七次下西洋,经37个国家,向南到了爪哇,向西到了波斯湾和红海里的默伽,最远到了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他比葡萄牙人地亚士于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早81年,比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葡萄牙人达伽马于1497年沿着非洲南岸、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海岸早90多年。因此,郑和下西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关于郑和航海的情况,虽有《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赢涯胜览》等书记载,但都没有附任何地图。郑和依据当时中国先进的航海技术、天文学知识和他自己的航海经验,绘制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海洋地理的世界地图--航海地图。可是,这部航海图的单行本失传,其他史籍失载,唯有《武备志》进行了收录(之后,《武备三大秘书》予以转录),使这部珍贵的科技史料得以流传下来。全图包括一幅长达20页的海洋地理图和四幅过洋牵星图。图上绘有沿岸地形(山脉)、岛屿、礁石、浅滩,以及针路。针路记载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停泊处所等。航向记罗盘针位,航程用更计算。在图上还记有观测的牵星记录和测量的水深等。这幅图在东西交通史和航海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五节兵书的管理学价值

  军事学与经济管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军事行动是人类最早的大规模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兵书中的决策思想、谋略思想、将才思想、指挥艺术、治军方法等都适用于经济管理。这些思想是珍贵的古代管理史料。
  我们仍以《孙子兵法》为例,它不仅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哲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管理学价值。在管理思想方面,一是提出了系统管理思想,指出:〃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势篇》),意思是军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管理几十万人的大部队和管理几十人的小分队,道理是相同的,都要按级统率,层层节制,使各个部分与整体协调一致,行动起来好象〃率然〃一样,〃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二是提出了恩威相济的感化管理思想,强调将帅要象对待〃婴儿〃和爱子那样关心爱护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同时又申明刑罚,主张管教并重,严格管理。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在实行刑罚之前要先从感化入手,〃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行军篇》)三是提出了功利主义的管理思想,总的要求是〃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篇》),意思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具体要求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篇》),〃非利不动,非得不用〃(《火攻篇》)。四是重人重智的管理思想,《孙子》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其中道和将就是重人管理思想的体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计篇》)〃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因此对将帅必须具备的才能和品质提出了全面要求,这就是〃智、信、仁、勇、严〃,把〃将孰有能〃作为衡量军队管理水平高低和能否带好军队打胜仗的重要标志。
  在决策方面,《孙子》对决策者的权、责与德、能,对决策过程中的情报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决策的选择原则、方法和标准等都有很精辟的论述,如提出决策者要有责有权,〃君命有所不受〃(《九变篇》),〃将能而君不御〃(《谋攻篇》),要德才兼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决策情报要准确可靠,〃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对情报要整理、筛选,〃经之以五,校之以计,以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计篇》)决策选择的最高标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实现决策选择的方法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等。《孙子》中管理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这里仅从两个方面作了些粗略介绍,尽管这样,仍不难看出《孙子》中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价值,如〃知彼知己,百战不待〃(《谋攻篇》)的用兵之道对于经济管理的运筹决策,重视将帅和信赏必罚的治军之方对于企业生产过程的管理,〃以正合,以奇胜〃(《势篇》)的用兵之法对于企业商品市场行销等等,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孙子》涉及到经济管理科学中的领导艺术、组织管理、战略决策、行销谋略等许多方面的道理,它本身就是一部管理巨著,受到国内外管理学者的重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一书中指出,《孙子》在用人方面的论述,对今天企业管理有很大价值。甚至说:〃你若想成为管理人才,必须读《孙子兵法》。〃在日本管理学界中,研究《孙子》的人很多,甚至有所谓管理学中的〃孙子兵法学派〃。企业家大桥武夫著有《用兵法经营》一书,书中说:他的公司从《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中,获得很高的益处,使他经营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在我国,运用兵法指导经营管理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春秋末年的范蠡以计然为师,学习兵法韬略,辅佐越王,治国则国富,治兵则兵强,完成了灭吴兴越的复国大计。后弃官浮海,事农经商,又活用兵法于农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又如战国时的大治生家、商业经营家白圭,直接吸取孙吴兵法精华,运用于商业经营,提出了〃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贸易致富理论。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记·货殖列传》)我国管理学界近几年,非常重视发掘《孙子》中的管理学资源,发表了不少篇论文,也出版了专著,如李世俊等著的《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抓住《孙子》中〃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因敌而变,因变制胜〃这三条主线,联系企业管理的三大环节(经营决策、生产管理、市场竞争)和一大关键(企业领导者的素养)进行了论述,将《孙子》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和现代化企业管理中的革新实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兵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除了具有上述军事学术、哲学、科学史料、管理学等价值以外,还具有经济学、天文学、气象学、文学、历史学、版本学等方面的价值。


  第四章兵书的发展、分期及其特点

  第一节兵书的发展

  中国兵书成熟很早,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就产生了高度成熟的兵书《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上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受到后人的推崇。那么,继《孙子》之后兵书还有没有发展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武备志》中有一段名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这是茅元仪对《孙子》的赞誉,也是讲的兵书的继承问题。就是说,《孙子》继承了它以前的军事学术成就,后世又不能离开对《孙子》的继承。后世有的学者往往引用这段话来说明《孙子》之后兵书没有什么发展,这样似乎不符合茅氏原意。因为,茅元仪在《兵诀评》中不仅选录《孙子》,给予高度评价,而且也选录了《孙子》之后的《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兵书,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说明茅氏并没有否定兵书的发展。当然,《孙子》在兵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它是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规模的扩大,此后的兵书也是不断发展的。
  从内容上看,后世兵书记录的范围越来越大。汉以前只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而唐宋以后,出现了军律、营阵、边策、海防、城守、将略、兵政、兵鉴、兵制,以及军事类书、丛书、综合性兵书等类型的兵书。尤其是宋以后兵书中的火器内容更是《孙子》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军事原则方面,后世兵书也对《孙子》进行了发展,如《吴子》在战争的起因和骑战方面,《司马法》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面,《孙膑兵法》在攻城和奇正方面,《尉缭子》在文武关系方面等,都发展了《孙子》的思想。
  从数量上看,兵书是逐渐递增的。这里以《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统计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除先秦处于兵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比秦汉的兵书多以外,从秦汉到明清,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的兵书多,如秦汉八十四部,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百七十五部,随唐五代二百一十六部,宋辽金元五百八十一部,明清二千零五部。再将兵书两次发展高潮期相比,先秦兵书一百六十六部,明清兵书二千零五部,后者是前者的十二倍。这进一步说明兵书是不断发展的。
  从编纂方法上看,先秦兵书多为问答体,形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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