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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普切克先生，”达比的口气非常温和。“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的女婿知道一些高度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这使他平静了些，他注视着达比。“是这样吗？不过现在你不能再问他了，是不是？我的女儿什么都不知道。今天她整天都不快活，她还在治疗。你们现在走吧。”
“明天我们能见到她吗？”达比问道。
“我说不准。先打个电话吧。”
格雷递给了他一张名片。“如果她愿意谈，请打背面的电话号码。我住在旅馆里。明天中午前后我再打电话来。”
“随你的便。现在，就请离开。你们已经使她够不好受了。”
“对不起，”格雷说道，走出门廊。库普切克先生打开了门，但还是看着他离去。格雷又站住，转过身来问他，“有没有别的新闻记者打过电话或者经过这里？”
“他被害的第二天来了一帮新闻记者。他们打听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群粗鲁家伙。”
“不过这几天没有人来过吧？”
“没有。现在你们走吧。”
“《纽约时报》有人来过吗？”
“没有。”他走进门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他们急匆匆地走过4家门口，回到停在那里的汽车上。街上没有汽车来往。格雷开车顺着郊区弯弯曲曲的短短的街道行进，左弯右拐，走出了这块居民区。他注意观察着后视镜，直到他确信没有人跟踪他们。
“加西亚这条线索结束了，”达比说道，他们正在开上395号公路，朝城里去。
“还没有结束。我们明天将做一次最后的生死挣扎，说不定她会同我们谈谈。”
“如果她知道什么情况的话，她父亲也应该知道。如果她父亲知道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合作？没戏了，格雷。”
这番道理是天衣无缝的。他们在车里沉默了几分钟。倦意已经不请自来。
“只要15分钟我们就能开到机场，”他说道。“我把你放下，30分钟之内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乘上一架随便到那里去的飞机，从此销声匿迹。”
“我明天去。我需要休息一下，我要考虑一下到什么地方去。谢谢。”
“你感到安全吗？”
“这会儿，是的。可是情况会说变就变。”
“今晚睡在你的房里我会很高兴。就像在纽约那样。”
“你在纽约并没有睡在我的房间里。你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她微笑着，这是个好兆头。
他也笑了。“好吧。今晚我睡在客厅里。”
“我没有客厅。”
“那么，那么我睡在哪里呢？”
突然，她收敛了笑容。她咬住嘴唇，抑制住眼泪。她又想到了卡拉汉。
“我还不想，”她说道。
“几时可以呢？”
“谢谢你，格雷。你就别再提了。”
她注视着前面的车辆，不发一言。“对不起，”他说道。
她慢慢地在座位上躺了下来，头枕在他的腿上。他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肩膀，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害怕极了，”她轻轻说道。
39
他在她的房间里用完一瓶酒和一些蛋卷，走出房间的时候已经10点左右。他给《华盛顿邮报》的夜班警察局的新闻记者梅森·佩珀去过电话，请他向他的新闻来源核实一下摩根在街上遇害的情况。出事地点是中心区的一个不大出人命案件的地段；他只不过在背后挨了几棍，被打了一顿。
他感到疲乏，也觉得泄气。他的心情不好，因为她明天要走了。《邮报》欠他6个星期的假期，他禁不住想要跟她同行。大不了是马蒂斯把石油弄到了手。但是他担心这样一走也许就回不来了，当然，那不见得就是他的世界末日，只是有一件事叫他放心不下，她有的是钱，而他却没有。他们可以在海滩上跑跑跳跳，在阳光里纵情嬉闹，用他的钱过上两个月，然后就得仰仗于她。然而，更加重要的还是她不曾邀请他比翼双飞。她仍在为悼亡而伤心。提到托马斯·卡拉汉的时候，他感觉得到她的悲痛。
他此刻是在杰斐逊旅馆的16楼上，当然，完全是遵照她的指令。他拨电话到克利夫的家里。
“你在哪里？”克利夫问他，生气了。
“一家旅馆。说起来话长。怎么了？”
“他们给了萨吉90天病假。”
“他怎么了？”
“没什么。他说他们要他离开那地方一段日子。那里面像是蹲牢房一样。人人都得闭紧嘴巴，不跟任何人讲话。他们害怕得要死。他们命令萨吉今天中午就回家。他认为你的处境一定非常危险。这一个星期里面他听见他们说到你的名字有一干次。他们像中了邪似的想着你，不知道你到底晓得多少。”
“他们是谁？”
“当然是科尔，还有他的助手伯奇菲尔德。他们在西厅发号施令，好像盖世太保一样。还有一个家伙有时候也跟他们掺和，叫什么名字来着，小松鼠似的，戴一个领结的？管内政事务的？”
“埃米特·韦克罗斯？”
“就是他。恫吓威胁，出谋划策，主要是科尔和伯奇菲尔德两个。”
“什么样的威胁？”
“除了总统本人，任何人都不得正式或私下跟新闻界谈话，除非得到科尔的准许。连新闻秘书也不例外。一切都由科尔批准。”
“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他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萨吉认为他们会下毒手。”
“知道。我已经躲藏了。”
“昨晚我到过你家公寓。我希望你何时隐蔽起来要跟我说一声。”
“明天晚上我再跟你联系。”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
“一辆租来的四门庞蒂亚克牌车。快得很。”
“今天下午我查看了一下你的沃尔沃。安然无恙。”
“谢谢你，克利夫。”
“你没事吧？”
“我想没有问题。告诉萨吉我挺好。”
“明天给我电话。我不放心。”
他睡着了4个小时，电话一响，他便醒了。外面还是黑的，还得再过两个小时才会天亮。他看一眼电话，便拿起听筒，这时才响了第五次。
“喂，”他的声音里含有戒心。
“是格雷·格兰瑟姆吗？”非常胆怯的妇女声音。
“是的。你是谁？”
“贝弗利·摩根。你昨晚来过。”
格雷立即双脚落地，会神倾听，完全清醒。“是的。我向你道歉，如果使你受到打扰的话。”
“不。我的父亲非常关心保护我，因此他生气。柯蒂斯遇害之后，那一帮记者真叫人受不了，他们从四面八方打来电话，要他的旧照片，要我和孩子的新照片。他们一天24小时都来电话。真没有办法，我父亲忍受不了。有两个记者还被他赶出门廊。”
“我猜想我们两个还算运气好。”
“我希望他没有冒犯你们。”讲话的声音空洞而不带感情，故作坚强。
“一点也不。”
“现在他睡着了，在楼下沙发上。所以我们能够谈谈。”
“你为什么还不睡？”他问道。
“我得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我这个人已经整个乱了套。我白天睡觉，晚上起来。”显然她是醒着的，想要说话。
格雷坐在床上，放松一下。“像这样一个打击，实在叫我不能想象。”
“过了好几天之后，我才真正把它当作事实。起初，我的痛苦真是可怕。实在可怕。我的身体挪动一下都是一阵痛楚。我的脑子不能思考，因为打击太大了。我无法置信。我忍着悲痛，把丧仪办理完毕，现在看来，像是一场噩梦。你嫌我絮叨吗？”
“一点也不。”
“他是上个星期的今天晚上被人杀害的。我还以为他是工作到深夜，他常常这样。他们杀害他，拿走他的皮夹，所以警察查不出他的身份。我在深夜新闻中看到一个年轻律师在市中心遇害，我才知道他是柯蒂斯。你就别问我他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律师。真是怪事。”
“为什么要工作到深夜呢？”
“他每周工作80小时，有时还不止。怀特和布莱泽维契是一个血汗工场。它要把每一个合作律师都在7年之内杀死，要是过了7年还杀不死，就让他们当合伙人。柯蒂斯恨透了那地方。他都不想当律师了。”
“他在那儿有几年了？”
“5年。他一年挣9万块钱，所以才把这份苦活儿忍受下来。”
“你当时知道他给我电话吗？”
“不知道。我父亲告诉我，据你说他给你打过电话，我一晚上都在想这件事。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从来不说他是谁。他用的代号是加西亚。别问我怎么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的——那得说上几个钟头。他说他可能知道一点有关暗杀罗森堡和詹森两位大法官的情况，还说他想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兰迪·加西亚是他念小学时的最要好的朋友。”
“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在办公室里看见了一份什么东西，或许他的办公室里有人知道他看见过这份东西。他非常担心害怕，总是用付费电话打给我。他老觉得有人跟踪他。我说好了要在上上个星期六大清早见面，但是到了那天早上他又来电话说不见面了。他害怕得要死，还说过要保护他的家人。你知道这些情况吗？”
“不知道。我知道他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5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他从来不在家里说办公室的事。他恨那地方，确实恨。”
“他为什么恨那地方？”
“他是为一伙杀人凶犯工作，那是一群土匪强盗，他们眼看着你为了一块钱而流血卖命。他们不惜花费数以吨计的金钱去保持一个冠冕堂皇的体面外表，其实他们全是垃圾。柯蒂斯毕业时名列前茅，可以随便挑选工作。他们在招聘他的时候全都是了不起的大人先生，到了一起工作的时候便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伤天害理，不知廉耻。”
“为什么他还待在公司里呢？”
“因为薪金不断增加。一年前他差一点就要走了，但是没走成。他当时很不快活。他回家之后我总要问他一天过得怎么样。有时候他到家都夜里10点了，我就知道这一天他过得不顺心，但是他总是说这一天过得很好。然后我们便谈孩子，他不想谈办公室，他也不要听办公室的事。”
好了，关于加西亚已经谈了这么多。他已经死了，他跟妻子什么都没说过。“他的办公桌是谁清理的？”
“他办公室的人。他们星期五把东西都送来了，整整齐齐地装满了3只纸箱子，用胶纸封好，欢迎你来把它们看一遍。”
“不必了，谢谢你。我可以保证它们都已净化过了。他保了多少人寿险？”
她迟疑了一下。“你真是个聪明人，格兰瑟姆先生。两个星期前，他买了一百万美元的保险，如果由于意外事故死亡，赔偿金额加倍。”
“那就是两百万美元。”
“是的，先生。我想你是对的。我猜想他已经怀有戒心。”
“我认为杀死他的人不是什么行凶抢劫犯，摩根太太。”
“我无法相信这一点。”她有一点哽咽，但还是把它强压下去。
“警察问了你许多问题吗？”
“没有。这是一件首都地区常见的行凶抢劫案，干得过头一点，不是大案。这类案件天天都有。”
关于人寿保险的情况是有趣的，可是没有用处。格雷对摩根太太不紧不慢的谈话已失掉了兴趣。他为她感到难过，但是，既然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这时候也就该跟她说声再见了。
“你认为他知道了什么事情吗？”她问道。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好说上几个钟头。“我不知道，”格雷回答她，他瞄了一眼手表。“他说过他知道一点关于两位大法官被杀害的情况，但是他只肯说到这里为止。我深信不疑我们会有会面的机会，他会对我推心置腹，会让我看一眼什么东西，然而我错了。”
“他怎么会知道两位死去的大法官的什么事情呢？”
“我不知道。我很突然地接到他的电话。”
“如果他让你看一样什么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他是个记者，提问题的应该是他。“我可不知道。他从来不曾暗示一下。”
“他能把这件东西藏到哪儿去呢？”这是个发自内心的问题，却也是个发人猛省的问题。他立即便开了窍。这个问题把她带上了路。
“我不知道。他把贵重的文件藏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银行里租了一个保管箱，存放契约和遗嘱之类的东西。我向来都知道这个保管箱。一切法律方面的事情都是由他经手的，格兰瑟姆先生。上星期四我和我父亲同去看过保管箱，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你不曾想要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吧，是吗？”
“不曾想到。接着，在星期六上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