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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决心单刀直入；“神父，请原谅我的固执，您肯定这个受伤人与撞塌您大门的大卡车没有一点关系吗？就是那辆放在院子里的国际运输用的大卡车。”
院长神父在回答之前保持了出家人的沉默。在他片刻的沉默中，修道院的院子里传来了枪声。院长神父好象从弹簧上弹了起来似的站起来，打开抽屉，但宪兵队长反应更快，他飞快地掏出枪对院长神父说；“别动！请您别动。”
正在这时候，已半打开的抽屉里露出了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一会儿，一个宪兵气喘吁吁地跑进办公室：“队长，卡车里有一具尸体。一个修士想冲我们开枪，我们不得已只是朝天开枪。”
院长在队长的枪口下只得敲钟把全体修士召集到院子里。他们一百多人都举着双手沿着墙站着。
在卡车里的确有一具尸体和装着美国香烟的箱子，准确地说有4600公斤。死者是一市民，有个男人坐在尸体旁边的烟箱上，卡塔尼亚监狱太小，装不下近200名修士，宪兵只得把整个修道院监视起来。
这是一件极大丑闻；在以后的几天的审讯中揭出了如下骇人听闻的事实：自从老院长到德国去以后，弗斯戈院长就充当香烟走私的“桥头堡”。香烟来自联邦德国，装香烟的箱子上的标签上写着“农机零件”，到货地点是以色列。收货人的地址和发货人的地址不详。
事实上是修道院的老院长从德国辛根给他的在西西里岛的继任者运来了成吨的香烟。
卡车经过瑞士，打铅封运输不必经过海关，因为它只是过境。然而，一个德国海关官员以同谋犯的罪名被捕。至干意大利海关，他们也同样不管卡车。根据提货单规定，农机零件应经由意大利的布林迪西到达以色列。实际上，卡车经过陆海联运到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后，转运到西西里岛！……在西西里，等到天黑后经公路运到“严律修道院”。修道院作为批发、半批发和零售的仓库。
但是卡车里的尸体和医院里的受伤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修士需要武器？事情的败露完全出于偶然。那天深夜1时，卡车上有3个男人来修道院交货。值班神父打开大门让卡车进来，但是卡车进入内院时位置不好，它又向后猛地倒车，擅塌了大门边上的围墙，结果连门带墙全倒了。罗伯特·圣迪尼和另外一个叫安佐·弗兹瑞在车后指挥倒车。罗伯特的腿撞到橡木门框上，他的股骨断了，而那个叫安佐的更不幸，他的头正撞在一块大理石的石板上，上边写着：严律修道院，建于1620年。他当场身亡。
院长神父和卡车司机之间对这事立刻产生了分歧意见。司机想把他的同伙用常规的礼节葬进修道院的墓地里。司机是个走私犯，同时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愿意用卡车再把尸体拉走。对于受伤的人，司机则要求马上把他送到医院。
但是院长神父不愿意埋葬死者。所有的修士都被卡车撞倒大门的巨响惊醒……另外，对此事知情的人只有4个人，即：院长神父、总管神父和两个负责零售的修士，其他修士全不知内情，在迫不得已时可以向他们解释发生了车祸，若举行一次葬礼岂不是太冒险了。
无论如何，院长神父已同意冒一冒风险，把受伤人送到医院。至于死者，可以在卡车里过夜，等到天亮，再想法子找个充足的理由向全体修士解释，好让他们同意举行葬礼。不知内情的修士有173人。在吃惊的审判长面前，院长神父解释了这些不知内情的修士的作用：“他们有时帮助我们卸货，但是他们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只有4个人知道。我们对他们说是秘密材料，是基督民主主义者上层人物存放在修道院的。他们以为我们同上层有合约。”
上层就是梵蒂冈。对于审判长来说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总管神父和两名修士的身有上抢。院长神父垂下眼睛答道：“这是因为我们怕在售货时遭到流氓的袭击。”
审判长惊叫起来：“售货？你们还宴售货？”
必须得明确交待，修道院的总管神父和另外两名当作“保镖”的神父在他们崭新的漂亮的小货车上零售香烟。在别的修士祷告时，他们偷偷地把香烟装上货车。买烟的大都是二道贩子，有时是些孩子向外地的游客成包或成条地兜售香烟。
受尊敬的院长神父随着审问的步步深入越来越不受人尊重了。但是尽管如此，他仍保持着贵族的腔调，好象为了取得谅解，他解释道：“手枪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我们曾多次受到黑手党的警告。他们对我们的秘密走私大为不满！认为是抢了他们的生意。”
审判长仍迷惑不解；“那为什么在卡车上看护死尸的人当宪兵打开车查时要掏枪？而您，当您听到院子里的枪声时，也试图从抽屉里掏出枪来？您总不愿意打死宪兵队长吧！从走私犯到杀死宪兵的凶手区别可不小呢！”
院长神父的回答令人不寒而栗：“审判长先生，谁知道宪兵背后是什么人？谁知道这些宪兵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可能是黑手党派来恫吓我们的。”
尊敬的弗斯戈神父和他的同谋犯以坏分子组织、走私和私带武器等罪名被卡塔尼亚法院判处5年徒刑……其他修士免予起诉。此后，嘉布遣会又一切恢复了正常。
四根毛衣针
木匠凡桑·阿尔戴被杀死在自己的房间里，结果他性命的是一根长长的毛衣针。发现这恐怖场面的女佣失声尖叫起来，警察赶到时，她已经喊哑了嗓子。那根纤细、闪亮的毛衣针不偏不倚刺进了她主人的心脏。
几小时后，木匠的宅子里挤满了利马警察局的警察。这桩奇案发生在秘鲁，时间是1962年。负责调查此案的是探长奥尔蒂，他的当务之急是询问那位吓破了胆的女佣。探长从她嘴里了解到死者无论是被害的前一天或更早以前从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争执，他性情文静，没有仇敌。他手头虽不宽裕，但也没有背上债务。他一生未娶，似乎也心甘情愿。总之，凡桑·阿尔戴是一位正直的木匠，如今已经年逾花甲，除了过几天安闲日子就再没有别的追求了。探长又调查了他的邻居，他们都证明木匠近年来深居简出，生活极其平静，绝看不出为什么会遭此毒手。而且凶器竟是一根毛衣针。
一定会有人看见凶手，因为阿尔戴住所周围向来是人来车往的热闹场所，但即便有人撞见过凶手，也不会把他认出来。可以推测凶手是男性，因为用毛衣针杀人非有一定的气力，动作还要准确、敏捷。至于其他情况，诸如罪犯的身高、穿着、年纪，都无从判断了。
奥尔蒂探长是个五十出头的快活的胖警察，平素最管不住自己的嘴，可这一次，他却在记者面前作了哑巴。几日的调查一无所获，他只得把这桩案于暂且搁起。
他对记者说：“我认为此案一定还会新的发展。如果木匠是挨了一刀、中了一弹死的，或是被勒死的，我还不会这样想。可是，用毛衣针杀人的人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凶手。他的动机一定非同寻常。这也许是一种带有习俗色彩的犯罪。总之，凶手必定是个怪人，他还会露面的。我等着他的消息。”
三个月过后，消息果然有了。
1962年8月20日，晚上大约8点钟，在夕阳的余辉中，一艘属于某家英国航运公司的客轮——“金轮”号由智利的圣地亚哥开来，刚刚在巴拿马靠岸，连接码头的踏板还未放稳，巴拿马警察便冲上客轮，穿过一段甬道，来到一位叫路易吉·阿尔瓦的统舱房门口。船长贴在门上的封条在警察局长的监督下揭了下来。虽然事先得到过无线电通报，局长还是惊呆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男子倒在舱房灰色的塑料地板上，一根明亮、细长的毛衣针笔直地刺进了他的胸膛。
“谁发现的？有人动过他没有？”
船长告诉警察局长，尸体是客舱服务员当天早上发现的，除随船医生外，谁也没有碰过尸首。而且医生也不过是证实了一下遇害者已死亡多时。
“有谁在船上见过这个人？”
“在利马上船的乘客登记单上有他的名字。登船时，大副检查过他的证件，他按规定办了海关手续。此后，昨天一整天，再没有人看见过他。”
和警察同来的法医检查了尸体，当他揭开死者衬衣时，见到一块不大的、已经变成深褐色的血迹。他翻开死者的眼皮，触了触他的四肢和肌肉，颇费了些气力才拔出毛衣针，没有出一滴血。这说明人已经死了三十六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局长皱了皱眉，问船长：“你们是什么时候从利马启航的？”
“昨天上午10点，一共航行了大约三十六个小时。也就是说凶手完全可能作案后又在开航之前下了船。”
所以，凶手不一定在乘客里，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局长对自己的最初判断更加深信不移：凶犯决不致傻到把自己困在一条他要作案杀人的船上！除非这起凶案没有预谋，或者只是一时性起犯下的。然而这显然是一起经过准备的作案，用警察局长的话来讲（他已经是第二位持相同观点的人了）：一种带有习俗色彩的犯罪。
两天后，当负责第一起毛衣针凶杀案的奥尔蒂探长刚刚获悉“金轮”号事件时，第三起案子又接踵而至。探长接到电话后急忙奔到现场——死者的家里。这次的调查同上次一样迅速：死者亚历山德罗·甘泊是一位靠年金收入生活的老者，六十岁，没有仇人，没有欠债，也没有放债，被害后房间里一应什物一件未少。一位邻居对探长说：“他是个猎艳老手。”
“您为什么这么讲？您认为可能是情杀吗？”
“哦！不，您不是让我提供情况吗？”
“他常和哪种女人来往？”
“轻佻女人。他手头好象很大方。”
除此之外，关于凶手的线索还是等于零。侦破工作毫无进展。奥尔蒂探长在记者招待会上满脸愁容，他还从没有这样垂头丧气过。
“我料到了他还会露面的。但我没想到他会这样锋芒毕露。”
“您不认为此案同‘金轮’号一案有关吗？”
“很可能有关。但我对那桩案子的了解不过局限在报纸上，并不比你们更多。我还在等巴拿马警察当局的报告。”
“您的确毫无线索吗？”
“我们有好几条线索。”
这句话可是探长先生为了不丢面子才说的。实际上，他确实没有找到任何“那总得让我们有点东西可写吧！您总会有些细节可供发表吧！”
“是的，”探长终于象是想起了一句俏皮话，“木匠和这个靠年金过活的今年都是六十岁。”
“是巧合吧？”一个记者问。
但是这一回，探长没有作答。他似乎从自己刚才那句话里得到了启示，正在思索着。他朝面前的记者挥了挥手，表示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他需要立即核对某个细节。他几乎是不假思索说出死者都是六十岁的。但他们的生日也相同吗？他查阅了手头的档案，结果吃惊地发现两位遇害人都生在1902年6月11日。以前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多奇怪的巧合。如果“金轮”号的死者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那么巧合就决不再是偶然的了。
1962年的9月，秘鲁正式加入了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总部设在利马。它受理的第一桩案子就是奥尔蒂手上的这一件。给奥尔蒂的答复是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发出的：“金轮”号死者路易吉·阿尔瓦生于1902年6月11日。奥尔蒂探长脑子里同时冒出许多设想。他终于有了可供思考的东西——一条线索。
遗憾的是；国际刑警组织的答复迟了几个小时，因为，这不，奥尔蒂桌上的电话铃又第四次响了：是第四根毛衣针，不过这一次刺穿的是一个妓女的胸膛。探长感到自己的推断立刻被推翻了：一个妓女决不会生在1902年，否则她早该停止出卖色相了。但他还是问了死者的年龄。从现场打来电话的警察嘲弄地打了一声口哨说：“她可是有把年纪喽！”
“总不致于六十了吧？！”
“这可说不定，探长。”
“见鬼！她有证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是！探长。在这儿：1902年6月11日生于利马市。”
片刻过后，探长来到那家不大正经的旅馆里的犯罪现场，他仅仅走了个过场，不过已经可以断定此案一定是这女人拉到的一位客人所为。一个在场的警察说：“算她背运，拉了这么个丧门星。”
奥尔蒂探长可不认为这是背运还是走运的问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