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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美元了，但是印刷假美元的铜版和阿勒斯同时失踪了。
1948年美国识别伪钞的专家接到国际刑警组织的紧急通知，一个住在列支敦士登名叫佐多夫的俄国移民制造出了100美元面值的伪钞。警察出在他家发现了底版。最后佐多夫供认说这些底版是阿勒斯的作品。
还是在1948年，在罗马抓住了一个姑娘，她向收藏家出卖的已不通用的50英镑面值的伪钞，这个女人的外貌使巴黎的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的人警觉起来：她是个胖胖的金发姑娘。
刑警对她进行跟踪，最后终于找到了阿勒斯。
“您在使用50英镑面值的伪钞？”
“是的。但是这种钞票已不再通用了，把它卖给收藏家，我看不出我犯了什么罪。”
“您也制造假美元？”
“是的，但那是纳粹过我干的。”
“您把印刷炒禀的铜版给了佐多夫教授？”
“是的，但这些钢版仅仅是一种收藏物。我个人自从被释放之后从来没有用过这些钢版做过伪钞。”
调查没有得到任何可以指控他犯罪的事实，阿勒斯马上获得释放，他又一次脱身了。
1955年，60岁的亚历山大·尤莫夫结婚了，定居巴西，在阿雷格里港他办了一家生产机械玩具的小工厂，他的新同胞把他当作一个“很风趣的”的邻居，一个生活“舒适”的人，没有人猜到他过去的经历，当一直把他当作可疑份子的国际刑警组织讯问他从哪里来的钱办工厂时，他回答道，“我用了我10年的积蓄，主要是用的我在集中营生活的补偿费。”
这是事实，阿勒斯在集中营所受的迫害得到的补偿费是一大笔钱，因此，他的回答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每次无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出现大量的伪钞，在巴黎的国际刑警组织都要向巴西的中心局通话讯问秘密监视阿勒斯的活动情况，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可以指控他的地方，可能阿勒斯真的改邪归正了？另外，他的新妻子不是胖胖的金发美妞而是一个漂亮的棕发、黑眼睛的意大利女人，而阿勒斯大概也有82岁了。
逃犯的同谋
1972年1月21日，24岁的南斯拉夫青年萨扎什在法兰克福因偷窃罪已被判处6个月监禁，另外由于他在斯图加将犯有破坏盗窃罪，地方法院对他提出指控，因此他于1月25日被押往该城，审判定于1972年6月5日。萨扎什出庭了，他长得不象个地中海人，倒象个北方人，高高的个子，满头全发，警察押着他走进法庭，把他带到他该坐的位子上，然后关上被告席旁边的小矮门。这一切全都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异样的地方，萨扎什弯下他高大的身躯，好象要坐下来，他的蓝眼睛扫视了一下整个大厅，他的举动不象一个要坐在被告席上的被告。
人们从没见过一个被告斜靠在他的椅子边，一只手放在栏杆上，另一只手插进兜里；人们从没见过一个被告竟把左脚放在椅子上，审判长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因为他从没见到过一个被告如此漂亮地纵身一跃翻出了栏干。此刻被告手里拿着一支很大的手枪，另一只手拿着一个信封，正站在证人入庭口。
审判长惊叫了一声，随着旁听者也大叫起来，昏了头的警察从位子上站了起来，但他没有动，高大而灵活的南斯拉夫人的手枪正对着他，在一秒钟之内，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被告者抛向审判长的信封。
之后，审判长恢复了镇静，用脚踏响了震动整个法院的报警器，并大声喊道：“抓住他！”但是被告已在警察和吓呆了的证人的鼻子底下逃跑了。
三个法官的目光转向信封，里面写着几行漂亮的大宇，“我是无辜的，我的一生是为平等、博爱的理想而战，因此我有权得到友好的对待。但是我宁愿逃跑，因为我不相值你们的法庭。萨扎什签字。”
尖声刺耳的警笛回响在整个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和警察互相碰撞在一起，不知所措。
逃犯三步并作两步地跳下楼梯，冲进了检察院专用的衣帽间，萨扎什用枪顶住一个神色惊骇留看小胡子的律师。
“你过去尝过枪顶住鼻子的滋味吗？”他说着，声音比较温和并带有鼻音，“没有吧？那么好，安静点，免得在这儿打个窟窿。”
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一扇窗户，跳到4米以下的停车场，一个离他最近的追捕者是个矮胖子，但他追到衣帽间，看到窗户大开着，犹豫了片刻。
“您不能往下跳，”留小胡子的律师看到追捕者与仿佛田径运动员似的逃犯之间的差别，就劝告他。
但为时已晚，小矮胖子已纵身跳下，留小胡子的律师扒着窗户望去，只见他疼得在停车场的地面上缩成一团，律师只好拨通电话，叫急救车。
市警察局开始大追访，在法院300米范回内的大街上，有人对警察指指一家大商店。
“在那儿，他在那儿！”
“你们怎么知过？”
“他跑着，手里拿着枪，长得很高，黄头发，穿着灰制服。”
在极短的时间内不能说得更细了。警察封锁了的有商店入口。然后在两个小时之内搜查了整个商店，从地下室一直到最高一层。最后警长搜到通向平的楼顶也没见到一个人，他得承认危险的逃犯并不在这座楼房里。
逃犯在法国边境上，他是平平静静地乘着出租车到这里的，司机看见他同一辆坐在挂法国车牌的“标致”车上的人交涉着，然后萨扎什上了车。出租车司机调了一下头，看见“标致”车正常地通过海关，海关检查员和边防人员没有发现车里有任何不正常现象，就放行了。
萨扎什到了法国，为什么？在哪儿？谁是萨扎什？在威斯巴登的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同设在法国圣克劳德总部取得电传联系，要求得到逃犯详细情况。然而在国际刑警组织中这将引起大风暴的案件，其开始时却是默默无声的。资料员毫无热情地开始寻找南斯拉夫籍青年萨扎什的材料，但一无所获。
在逃跑案的资料里也没有，参考了所有可能确定其身份的资料也没有与此相似的，因此，威斯巴登国际警组织分部又寄来萨扎什的指纹和照片，资料员又在档案里寻找，仍一无所获，卡片上总是写着“查无此人”。
之后突然案情有了转机，就在负责此案的警察与法国内务部联系，通知法方一名叫萨扎什的罪犯从斯图加特的法庭里逃跑已进入法国国境时，法方冷淡地回答道：“谢谢您提供的情况，萨扎什大概就是同两个人质藏在斯特拉斯堡火车站的那个人。”
边境城市的警察局互相认识。他们通电话很方便，斯图加特警察局因此直接接通了斯特拉斯堡警察局而没有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带枪的逃犯是很危险的。斯特拉斯堡警察局向摩托宪兵队求援，两名宪兵认出了标致车，但是，不得不打消截车的念头。开车的是一名35岁的好象高级职员的男子，戴着眼镜和一只金手镯，他放下车窗，在他身边坐着一个老妇人，用手敲着挂在胸前的装饰品，高级职员抽搐着脸颊，露出奇怪的笑容：“如果你们要让车停下来，他就会杀死我们。”年轻的高级职员说。
在车的阴暗处，一个宪兵看见了一支捅在那老妇人脖子上的手枪，宪兵犹豫了一秒钟，就在这功夫，汽车开走了。他们只得尾随着车来到斯特拉斯堡火车站，用无线电通知了宪兵司令部。
在斯特拉斯堡火车站，两名人质双手高举着穿过人行道，进了候车室，后边跟着高大金发的萨扎什，火车站四周出现了着装的警察和便衣。
“注意，逃犯手上有武器，并劫持了两名人质。”宪兵提醒道。
就在警察当局和区政府制定行动计划的时候，火车站前探照灯大亮，几分钟内就要包围整个火车站。此刻响起了哨笛声，一辆火车开动了，胸前挂着装饰品的老妇人从明晃晃的灯光下走出候车大厅。她身穿一套咖啡色丝绸套裙，头发仍是梳得整整齐齐，她一只手一直敲打着挂在胸前的装饰品，另一只手提着一只鳄鱼皮提包。她感动地看着朝她跑过来的人们。
“我没事，”她对一名从救护车上跳下来的护士说。
“另外一名人质呢？”省长的代表问。
“他是我女婿。”
“他在哪儿？”
“他把我女婿扣下来了。”
看到她周围的人交换着不解的目光，老妇人又补充道：“如果你们能放过他，我相信，他不会对我女婿下手的。”
几秒钟后，老妇人又用令人感动的声音补充道：“另外他也不在这里了，他上了刚刚开往卢森堡的慢车。”
警察局长为进一步弄清情况把老妇人带走了，这时火车站的探照灯熄灭了，警察们上了车。警察局长要求所有的地方警察局监视到卢森堡的慢车的所有停靠站。
在我们生活的今天，抓人质是一个很普通的事，一名24岁的青年持枪从法院里逃出来，抓了人质，警察局不可能对此人一无所知，很可能是个狂妄的坏分子，尽管他自称他的举动是有理想有动机的。边境警卫和卢森堡警察局接到捉拿逃犯的通知，与此同时，圣克劳德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马上发出了绿色公告，即通知欧洲各个国际刑警组织分部协同捉拿逃犯。
卢森堡警察局从来没有处理过人质案子，等待着电传送来更详细的情报……至少他们要知道谁是萨扎什，为什么偏偏坐上到卢森堡的慢车。就在这个时候，火车大概已经通过卢森堡边境了。卢森堡警察局该怎么办？该不顾一切去拼命吗？该同逃犯谈判吗？假如他逃跑成功了，一个象巴掌般大小的国家该怎么办？最奇怪的是这个男人仅仅为一个不算大的罪名而冒如此大的风险……？也许这个大男孩惊慌失措了，他的表情不象个职业犯罪分子，但他不傻，也许他根本不在开往卢森堡的火车上。
在卢森堡地方警察局里，一名带胡子富有经验的老警察和蔼可亲地询问着挂装饰品的老妇人：“那么，如果我弄明白了的话，他在第一站台放了您，火车就停在这个站台吗？”
“是的。”
“那么您没见到他上了开往卢森堡的火车。”
“没有。”
“那么您为什么对我说他上了火车呢？”
“是他跟我说他要上开往卢森堡的火车。”
“但是他怎么知道这是开往卢森堡的火车呢？既然他在第一站台根本看不见这趟火车。”
“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他对我说他要上这趟火车。”
警察舔了一下他的胡子，睁大眼睛看着受骗的老妇人，她马上闭口什么也不说了。事情有点儿讲不通，为什么逃犯会在释放人质之前告知他的行动意图？假如不是欺骗警察的话，别无解释。老警察知道他的同事受骗了，他马上拿起电话。一打穿便衣的侦探象一群乌鸦似的云集斯特拉斯堡火车站，他们向站长、职员、报贩、售票员和要饭的打听，没有人见到逃犯和人质，然而骑摩托的宪兵看见他消失在候车大厅里，手里拿着一枝枪，人质走在他前面，然而这场面应该十分引人注目！警察无目的地搜查了火车站，当然一无所获。边境警察局通知：在开往卢森堡的火车上未发现逃犯和人质。
卢森堡警察局极了口气，斯特拉斯堡警察局推断出他们大概上了开往巴勒的火车。巴勒在瑞士，必须通知瑞士警察局。
18时30分，身穿绿色制服的警察已包围了从斯特拉斯堡开来的火车，他们搜查了所有的车厢、包厢和厕所，一切按要求进行，每个旅客的身份都经过审查，结果是逃犯和人质不在列车上。
警察局恼火了。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斯特拉斯堡省政府前，一名大约35岁左右，戴着眼镜和金手镯，样子象高级职员的年轻人要求会见当局。
“我就是人质。”他说。
几分钟后，人质做了如下叙述，警察们听了目瞪口呆：“我和我岳母同意把逃犯带到边境线上，他自称要搭车。当我们排队过海关时，他用德语对我们说：‘得帮助我通过海关，我是逃犯，我没证件。’我岳母和我转过头去吓了一跳，我们见他正用枪威胁我们。正当我不得不朝前看，跟着队伍慢慢前行时，我听到一直不停看着逃犯的岳母问他：‘这是什么奇怪的手枪？’那人没有回答，我岳母坚持问道：‘您真有一把奇怪的手枪。”我们正要过海关时，她坚持道：‘如果您要我什么也不说的话，告诉我真相……’他犹豫了片刻，然后他说出真相……此时边境警察看见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竟没有查看我们的证件。”
“有什么可笑的？”官员问道，“他的手枪是用面包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