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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责任，这就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张国焘认为：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知识阶级中，有人已放弃了政治的斗争，一心钻研学问；有人主张改良，标榜好政府主义；有人主张联省自治，立宪运动。而最富热情的青年学生，现在也消沉下来，许多学生认为应该专心求学，将来以所学贡献国家和社会。
知识分子的这一切表现，在张国焘看来，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责任是不相称的，所以他大声疾呼： 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他指出： “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最显明的事实，是无论商人群众、工人群众、农人群众或军警群众，只要一有组织和觉悟，都比学生群众的力量大得多。学生引导各种民众运动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一般民众而成为独立的学生群众，是决不可以的。现在各处的学生运动，都有离开民众的形势，这真是学生运动的危机！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张国焘： 《学生运动之我见》，《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实际上讲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才能汇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自己政治上的责任。
张国焘的文章除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对时事的评论，如《劳工局与劳工司》、《庆祝海参崴工人》、《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等。
值得一提的是，张国焘有篇文章叫《还是赞助新蒙古罢》。他在文中主张应该支持蒙古独立，因为只有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才能使蒙古民族避免日本、恩琴白匪和中国军阀的压迫。他认为既然中国人无法帮助蒙古人民脱离被压迫的境地，还不如赞成蒙古在俄罗斯支持下独立。张国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向导》第8期，时间是1922年11月4日。
无独有偶，另一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也正于此时在莫斯科宣布： “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语言不同的人民，至多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决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地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张国焘和陈独秀都支持蒙古独立，而且找了相同的理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受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苏联党的支配是相当大的。
从张国焘所发表的文章来看，1922年底的张国焘，思想认识处于中共党内较先进的水平，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深刻的。但对另外一些问题的认识（例如中国农民问题等）却是肤浅的、片面的，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认识到。这表明，当时他的政治思想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这与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于逐渐成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
十二 “二七”惨案前后
1922年底到1923年初，张国焘很关心全国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告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在研究室里研究一些空的理论”，而应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宣传，组织他们做政治的奋斗”，以便“用民众的力量打倒官僚军阀和外力，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平的统一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
他还抨击了陈炯明组织的劳工局和北京政府组织的劳工司，指出这些都不是为工人说话的组织，而是“偏袒资本家”、“保护资本家”的组织。他相信“现在的工人阶级已有相当觉悟，已是社会上的有力分子，将来在改造中国上还能尽很大的力量。那些工人阶级的敌人之阴谋，将不能欺骗勇敢的工人们罢”张国焘： 《劳工局和劳工司》，《向导》第13期，1922年12月13日出版。。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对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景充满信心。
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后，在邓中夏领导下，北方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了北京政府，原来的交通系内阁倒台。吴佩孚以标榜“保护劳工”来表示开明。中共北方区委利用这个条件，积极进行合法斗争。交通系是长期把持全国铁路的一个官僚集团，其爪牙布满各条铁路。吴佩孚为了清除交通系的势力，拟在北方六条铁路线上设立稽查员，调查交通系的活动及其骨干分子的情况。李大钊等人趁机找关系将共产党员安插进去任稽查员，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
不久，铁路工人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路山海关铁厂和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绥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路工人罢工，这些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
在铁路工人运动中，以京汉铁路的工作基础最好。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立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京汉铁路工会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持下，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全路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认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其他各铁路总工会便可相继成立，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由于事关重大，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国焘前往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他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人代表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丝毫未能得到他的同情和允诺。在这种情况下，筹备委员们决定不顾吴佩孚的反对，按原计划召开大会。
2月1日，当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向会场整队进发时，遭到军警的阻拦，双方发生扭打。代表们奋勇冲进会场后，军警马上将会场重重包围。就这样，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黑暗势力的强压下宣告开幕。
张国焘赴莫斯科汇报“二七”惨案时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左一）、罗亦农（左二）以及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刘仁静（左五）等人的合影
出席大会的除京汉铁路各工会分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团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30多人。恶劣的环境使原来筹划的会议议程无法正常进行。
据负责会议筹备工作并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的杨德甫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全路代表和执行委员除了史文彬、凌楚藩不知去向外，全部上了讲演台。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张国焘（特立）宣告奏乐开会，这时黄殿辰郑州警察局局长。在台上面色如土，举起两手摇摆，口中说了一句不准开会外，就呆若木偶。我们里面的音乐和外面的枪声对比奏乐后，由我报告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的经过及吴佩孚谈话的情形，并致谢词。继由律师公会代表兼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顾问施洋讲话，他说明了工人阶级根据现政府的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行动自由之权，工人适应社会潮流，组织工会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我们律师是依照法律，保障约法的尊严及人民的权利，京汉工友成立工会早经路局批准，手续完备，现在任加干涉，显然是破坏政府约法的行为。继由李汉俊、包惠僧、赵子健、张特立及各省市名流人士，各工团代表各界来宾都有激昂的演说，各路分会的代表也讲了话，大家一致高呼：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双方坚持到下午四点钟，由张特立致谢词后，宣告散会。《杨德甫自述》，《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632页。
为了保证安全，各地代表们在会后迅速离去。总工会委员们遂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京汉铁路工人于2月4日全线同时举行总罢工；并决定，为反抗军阀的压迫，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罢工的总机构，指挥总罢工。关于罢工的领导机构，罗章龙回忆是“京汉总工会党团”，对外公开的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房文祖在《关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赞同这种观点。而萧谕⒈怼兑蔡妇┖禾反蟀展さ牧斓嘉侍狻芬晃模衔斓蓟故恰爸泄投楹鲜榧遣考捌浞植俊薄Ｏ衷诙嗲阆蛴谇耙恢炙捣āＨ缬芍泄仓醒氲呈费芯渴宜吨泄膊忱贰罚ㄈ嗣癯霭嫔�1991年版，第83页）上卷这样写道： “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为反抗军阀武力压迫，全路自4日起实行总罢工”
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 张国焘、罗章龙、项英、包惠僧、林育南、李震瀛等，此外，还有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明、高彬等人参与了领导工作。
2月4日上午9时，江岸机车厂首先罢工，到中午12时，京汉铁路全线2万多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各工会，支援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属各工会紧急动员，参加斗争。
6日，正太、道清、津浦南段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声援罢工工人的活动，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深为不安。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湖北省督军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的办法。
2月7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指使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以与工会代表谈判为名，以无耻的欺骗手段将工会代表诱捕，进而冲进工会和厂区，大肆抓捕罢工工人。
江岸车站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其他十几个人被绑在电线杆上。丧尽天良的反动军阀残忍地折磨着拒不下复工令的林祥谦。当愤怒的罢工工人在项英的带领下扑过去想救林祥谦的时候，敌人的枪声响了。一时间，整个江岸车站血肉横飞，成了杀人的刑场，枪声、喊声、哭声响成一片。与此同时，江岸工会门前也发生了大屠杀。
这时，张国焘正与一些罢工负责人隐藏在一个村庄里。当听到军警捕杀工人的消息后，张国焘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急忙下令所有负责人即刻离村，主要负责人到汉口法租界的一个茶楼集合。
黄昏时分，张国焘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在熟悉道路的杨德甫带领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向集合地点走去。这是一位姓熊的人开的茶楼，此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情工人运动。
紧急会议开始了。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张国焘主张立即下令复工。他说： “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