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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经斯基向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1922年7月18日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命令。这个命令由马林带到中国。当时为了保密，这个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衬衣上。命令的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在马林再次来华之前，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还发给他一个委任书，原文是：
兹委任斯内夫利特即马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该同志应同荷属印度的共产党、工会和民族革命运动保持经常接触。本委任书于1923年9月前有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页。
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马林于8月初返回上海。
这时，中共二大刚闭幕不久。马林看到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后，将其斥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国共合作问题。
杭州西湖，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1922年8月28日至30日关于西湖会议的具体日期，在笔者所看到的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中，只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第83页的马林工作记录明确记载是8月28日至30日。，中共历史上七个不寻常的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他们手里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折。让我们记住这七个人的名字： 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尽管拥有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但马林一开始并不想用压服的方法来取得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观点的认可，他希望能够说服他们。于是，当与会者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倾听着他的发言时，他便系统地向中共领导人陈述了自己主张国共党内合作的理由。据张国焘回忆，马林的理由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等的联合战线。
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
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③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1—242页。
马林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陈独秀回忆当时的情景是： “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 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 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陈独秀： 《告全党同志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341页。
陈独秀的回忆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与会者中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最激烈的，当数张国焘和蔡和森。张国焘对此并不隐晦，他回忆说：
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等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③
会上的情况对马林很不利，但他毕竟是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丰富的人，在关键时刻他抬出了共产国际。他向中共领导人申明： 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严肃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开始改变态度。他向马林表示： 即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必须是有条件地加入。孙中山应该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本人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否则，共产党员决不加入。
还是李大钊最终为马林解了围。他认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党在成立后活动余地狭窄也是事实。如果参加到国民党内，既实现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要求，又能为党的活动找到更加宽阔的领域。所以，有条件地加入还是可行的。在李大钊的解说下，与会人员最后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会议虽然未形成任何文件，但事实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从此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西湖会议决定了中共后来的命运。
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
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始于此。
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起去拜访因陈炯明叛变而逃亡上海的孙中山，正式向他提出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建议他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当时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而对党内合作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也于9月的某一天，在张继家的客厅里，由张继主持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从此，张国焘也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党员。
是张国焘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吗？不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服从组织的统一行动。
几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后，到1922年底，在全党并未引起大的行动。由于思想上仍有抵触，党中央没有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大多数党员都在旁观等待，除了几个被孙中山邀请帮助国民党改组的主要人物如陈独秀等外，其他同志仍在进行以往的工作。
这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进行，中共代表陈独秀、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工会代表王俊出席了会议。尽管刘仁静在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乐观地认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增长，并极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是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正式形式，但拉狄克——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在随后的发言中还是以教训的口吻使陈独秀看到自己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拉狄克的发言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共产国际和马林的意见。为了找到共产国际以及马林之所以坚决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图发展的思想基础，为了证明马林在中国“舌战群雄”、力排众议，与张国焘激烈争辩是事出有因，我们不能不摘出拉狄克发言中的一段话以示佐证：
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在这里站出来发言说： 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下了根。我却不得不说： 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具有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儿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一句话： 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古代中国圣贤的话一样，应当学习和好好理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我们无法想象陈独秀在受到这样的教训时是什么样的表情，但他的内心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拉狄克使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原来还是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生，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还相当遥远、难以企及。可想而知，作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受到了怎样的打击。而这一打击是否成为影响他转为右倾的原因之一，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这一打击倒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共合作的进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历史的发展似乎要证明共产国际和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确实是无比正确的。自中共二大之后，党员人数增多，组织扩大，党的领导力量得到了加强。但党的主要工作——工人运动，自“二七”惨案之后，却一直处于低潮，虽有零星的自发的罢工，但并未形成高潮。这一惨痛的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单独的斗争只能遭到残酷的镇压，只有联合国内一切受压迫、要革命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
在共产国际决议的启发下，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是当务之急。所以，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无论他们起初对国共合作抱什么态度，这时，他们的思想基本上都倾向于拥护国际的决定。就是当初反对最激烈的张国焘，一方面受到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影响，一方面感到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由原来的激烈反对转为同意国共合作。
事情的发展往往总是一波三折。中共与马林虽然在是否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全体党员是否都必须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
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工作，包括工人运动。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为时过早，并公开说： “不能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旗帜在长时间内不能用于工会宣传。”
其实，在共产国际内部，关于国共如何合作问题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维经斯基对马林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就极为不满。3月8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首先对马林提出并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共中央迁往广州一事表示反对。他写道： “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和北京没有铁路交通，而通过海路到上海大约需要走五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是相当困难的。但这不仅仅是中央在地理位置上脱离华中和华北的工人运动。依我看，离国民党的中心很近也同样会对中央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中央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给我党的‘好处’，让我们在它的地盘上合法存在而要求我们党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接着，他对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支持国民党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因为“迄今为止国民党还没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