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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阅历何等丰富，不几日便瞧出了他身上破绽，再三追问之下，文森特终于包埋不住，竹筒倒豆一般说了出来。徐光启听说桓震竟然干出这等事情，不由得也吃了一惊，大大替他担心。须知朝廷叫他在觉华岛制造火炮，是要他用以对付鞑子，可不是拿来货卖取利的。如此欺君，至少也是个砍头的罪名。联想到近一两年来辽东兵增而饷不增，许久不曾伸手向朝廷要钱，更加有八分信了文森特所说之话。
恰好此时桓震约他见面，说要引荐一个叫做沈廷扬的，徐光启也知道此事始末，心思一转，便料定桓震是要帮助沈廷扬主张开海了。只是这么一来，岂不是与文森特的说法相互抵牾起来？开海之后，民间自行贸易取利就是遵从国家律法，郑芝龙便不能随意抢掠财物、专擅海道，桓震若是真与郑芝龙勾结，这么一来不是断了自己财路？他将这个道理与文森特分说明白，文森特想了半天，也道他所说有理，自觉一直以来给李经纬蒙骗，错将满腔仇恨放在桓震身上，很是对他不住，是以定要跟徐光启来见桓震，亲口向他赔礼道歉。
桓震脸上略略发烧，幸好胡须浓密，倒瞧不出脸色。想了一想，道：“桑迪亚那先生，你不必向我道歉。要道歉的是桓某人才对，以往你所疑心，全是事实，桓某人敢作敢当。”对徐光启一揖到地，道：“当年辽东度支日窘，袁督请发内帑，陛下坚持不允，更有罗雀掘鼠之语切责。辽东兵士不能吃着雀儿老鼠去打鞑子，桓震做这等事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事情做了便是做了，徐老大人要参要劾，桓震并无二话。”转头问文森特道：“倘若你西班牙给葡萄牙日日侵逼，眼看就要打进国内，你身为一方诸侯，偏没钱养兵，你又当如何？”文森特给他问得脸色赤红，张口无言。
徐光启长叹一声，道：“老夫也明白辽东的苦处。只是私卖军器终究是欺君之罪……”桓震听他话风松动，心中暗喜，接口道：“正是。下官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当日迫于无奈，此刻木已成舟，没法子抽身了。何况辽东军饷还要仰赖此事供给，下官哪怕自己抄家灭族，也不愿看着一众军士饿着肚子去与鞑子搏命。”指着沈廷扬道：“今日带此人来见老大人，便是想要弥补昔日过失。试想倘若海禁一开，国用富足，又何须仰仗郑芝龙？”
他本以为徐光启既是基督徒，多半不会反对开海，没成想此话一出，徐光启断然拍案道：“不可！”喘了口气，徐徐道：“百里，你听老夫说。国初太祖皇帝定下规矩，寸板不许下海。后来海禁渐弛，百多年来倭寇骚扰沿海，为祸深远，最烈时有一村尽屠者。当年戚、俞二位将军好容易平定祸患，至今倭人仍不死心，时时在我东南探扰，倘若骤开海禁，岂不给他们可乘之机？”
桓震早想到他可能会有这种说法，实际上这也是当时朝野大多数士人的想法：倭寇是由开海招来，倘若永远将海禁维持下去，那就不会有倭寇，也不会有旁的甚么寇来捣乱。沈廷扬在一旁忍耐不住，插口道：“晚生祖籍崇明，曾听前辈老人言道，当年倭寇最烈之时，寇中却有七八成是中国之人。就是晚生所在的村中，当时便有许多男子因为耕田难以糊口，私造小船下海谋生，官府却目其为匪，派兵剿杀。彼为存性命，便去投奔倭寇，甚至充当向导，引倭入海。是倭寇之中，倭人不过十之一二而已。”桓震接口道：“不错。与其一味雍堵，不如行疏导之法。鲧禹之鉴可知也。”徐光启摇头道：“你说这些，老夫不是未曾想过。只是开海当真可以取利，令得国帑称足么？”桓震不假思索，一口答道：“自然可以。”
徐光启微微一笑，反问道：“开海贸易，必要有贸易之物，有贸易之人。寻常百姓耕种糊口尚难，有多少闲暇农余，去制作那些虚糜玩物？远洋海船并非易办，小康之家也不易筹措，富商大贾贸易得利，则买田出佃，收租自乐，有几个肯拿钱出来购置海船，冒那海上风险？眼下说开海容易，倘若开海之后，并无几人闻风响应，海上来去船只几无中国之商人，全是倭国之海寇，那又如何是好？虽说万历一战之后倭人元气大伤，可是沿海骚扰从没中断，难道你要令寻常商船去与倭船抗衡么？”
桓震默然，徐光启提的这些问题，非但确有道理，并且一个个都是自己不能拍胸脯保证的。他不知道开海之后能有多少人响应，也不知道是否真能从中得到巨大利益，他只知道中国再这么封闭下去，总有一天要给世界丢在后面。资本主义能不能发展，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甚至于他从来没有想过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那一天；哪怕赔钱也好，怎样也好，他只是想给中国创造一个机会，一个走出大陆，走向海洋的机会。在以往的历史当中，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次这样的机会，只是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悄悄地溜走了。
他不知道对徐光启讲这些他能不能听得明白，不过他心里十分清楚，至少在眼下，徐光启是自己实现开海的唯一希望，所以不论用甚么手段也好，一定得说服他。沉思片刻，答道：“下官曾经拜读过老大人的《甘薯疏》，除却番薯之外，尚有马铃薯、玉米等物，倘若南北引种，不知能不能以一人之田赡养两人甚或三人？”徐光启愣了一愣，拈须道：“若真能处处引种，约莫两人尚可。只是水土天候各地不同，未必处处皆可种甘薯。”桓震又道：“若是朝廷制造大船，以官员主持出海，准许小民携带货物，贩卖所得官府百中抽一，大户亦可以银两参股，借与官府作本，年底分取红利。大人以为是否有百姓乐从？”徐光启手指叩击桌面，沉思道：“百一之税甚低，或者可行。”桓震续道：“郑芝龙船上火炮，全是由我供给，既然他能来往大明与倭国之间而不惧海寇，我辽东的海船自然也可以。至于倭寇，倭人也非生来便是寇贼，我一面严饬海防，令彼毫无可乘之机，一面准许贸易，令彼可以正当往来取利，则倭寇自然化为倭商，不足为虑也。”
徐光启仍是摇头，道：“严饬海防？本朝海防废弛已久，整饬起来谈何容易。以昔日戚家军之力，也只不过是倭攻何处，我防何处，犹如水龙一般，只往火头处奔走罢了。何况整顿耗资必巨，以如今之朝廷，岂有财力支持这等大事？”绕来绕去，又绕到了钱的问题上。没钱甚么也做不成，然而靠一个农业国家的税收积累，眼下已经是快要连兵都养不起了，有甚么余地去搞这些不急之务？桓震一时间头大如斗，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废然坐下，垂头不语。
沈廷扬一直听两人来往驳诘，只觉有许多事情是自己不曾想到，或者未曾深思的。不觉后悔起来，不该冒冒失失地上了个本，惹出这一番事来。
桓震眼见今日已经无望，便要带沈廷扬告辞。徐光启却叫住他，道：“百里，你须明白，老夫非为与你作对，只是国家大事不可异想天开，所谓牵一毫而动全身，不得不考虑周详。拗相公往事可追，你要晓得老夫的苦心才好啊。”桓震心中一热，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拗相公便是王安石，他少怀壮志，有朝一日大权在手，立刻一意革新，丝毫听不进旁人劝谏，因此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拗相公。王安石最后终于搞得自己众叛亲离，革新之策也几乎全部废弃。
他明白徐光启是提醒自己不可重蹈覆辙，就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而言，自己这个现代人并不比他们高明出多少，唯一的优势就在于，他知道甚么是历史的趋势，甚么是不得不走的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旁人全是傻瓜，就拿徐光启来说，他懂得的治政之道已经足够桓震学个十年八年，离了这样的人，桓震这个“聪明”的现代来客是甚么也做不成的。单凭一人之力改变整个天下，那不过是梦里才会有的好事。要改革就要懂得周旋，不论在哪朝哪代，总有一些身负治国之才，却又同改革者政见不同之人，譬如王安石面对的司马光，又譬如自己面对的徐光启。在司马光面前，王安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输家，那么自己呢？
卷四 明谟谐弼襄一人 四回 王嘉胤袭破黄甫川 姜思睿备陈三大弊
桓震别了徐光启，方回兵部衙门，便接到陕西紧急战报，流寇王嘉胤陷黄甫川、清水二营，次日陷府谷县，眼下正在围困孤山堡。榆林道白贻清一面遣兵击之，一面层层上奏，延绥巡抚洪承畴知道这是大事，不敢怠慢，即刻飞报朝廷。桓震明朝亡于李自成，这是每个现代人都知道的常识。李自成作乱是出于饥荒，这个桓震约略也了解些。可是陕西的农民军究竟起于何时，目下又发展到了何等地步，他就犹如夜半入深山，两眼漆黑、一无所知了。过去数年间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辽东与袁崇焕身上，加上农民军并没成甚么大气候，他身为一个辽东总兵，所能做的也只是不断向朝廷上书指斥陕西官员瞒匪不报、欺骗朝廷，要求崇祯皇帝核查治理。至于皇帝究竟治是不治，理是不理，就不是他能管得到的事情了。
他明白倘若放任陕西糜烂，哪怕辽东给自己经营得再好，最后明朝也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不是亡于李自成，也会亡于旁人。明亡不亡桓震并不关心，但是眼下自己好容易渐渐在朝廷之中立住了脚，刚刚有能力在辽东实行小范围的改革，李自成一来，这一切都要化为泡影。何况李自成的政权并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权，桓震对它向无好感，更不必说听其取得天下而置之不理了。
想想此刻的三边总督应当是杨鹤，此人曾在都察院任职，是以桓震虽未真正与他共事，素日却常听一班同僚议论，说杨修龄为人有清望而不知兵，倘若以一大将之材独任三边戎政，而以杨鹤专理民事，可收奇效，但若叫杨无山擎节钺、专征伐，那可难为了他。去年京师戒严之时，听说延绥、甘肃兵也曾入卫，只是走到半道便因为缺粮少饷纷纷逃了回去，逃兵不敢回归本卫，大多数就流入贼中，是以贼势益张，时人多归责杨鹤。
是时督抚多好隐瞒边事，阁臣们高居朝堂，对三边戎政大多不甚了了，一味听凭边臣大言，或剿或抚，全无主见，疆场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弄得贼势日张，官军来则伪降，官军去而复叛。这一回的战报，还是洪承畴跳过杨鹤，越级奏上来的。洪承畴疏中并言，年初王嘉胤掠延安、庆阳，鹤匿不奏，而与陕抚刘广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贼，贼魁黄虎、小红娘、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给牌免死，安置延绥河西。然贼降叛不常，其众焚杀淫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吞声，有司承抚臣意，莫敢告诉，而寇患成矣。
桓震阅罢，知道此事一旦奏出，杨鹤必然获谴，朝廷对待陕西叛乱以抚为主的政策也很可能变动。他明白这事不是自己瞒得的，当即上复本兵梁廷栋，问他该当如何是好。梁廷栋向来胆小怕事，将一本奏折捧在手里看来看去，一只手捏住胡须捋个不住。憋了半晌，好容易迸出一句：送阁票拟罢！桓震大失所望，仍不死心，想了一想，道：“日前给事中陈良训、陶崇道上言，指大人廷栋数月前一监司耳，倏而为巡抚、总督、本兵，受国士之遇，而无国士之报，大人莫不是忘了？”
梁廷栋面色发青，哼了一声。这他又怎么会忘记？非但陈陶二人，还有工部主事李逢申，弹劾他虚名媚上，以及其它许多附和之人，梁廷栋都一一刻在心里。只不过陶崇道指斥之事也并非空穴来风，去年十月间他还是一个小小的参政，只是碰上了遵化失陷、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这等机遇，这才给提拔起来，此后数次奏对，都甚得帝心，不数月间直升到兵部尚书的位子。可是在这乱世之中做一个兵部尚书，你道是容易之事么？京师虽然解严，然而羽书旁午，摞起来足能压死一匹好马，日日剖决，已经耗尽了梁廷栋的全部心力，加上还有一帮看不过他青云直上的谏臣在旁指手画脚，叫他怎么能不事事小心谨慎，渐渐变得胆小如鼠？其实说穿了做官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只消奉承得皇帝开心，上司满意，便等于有了护身符，至于旁的，大可以置而不论。
洪承畴参杨鹤剿抚失当，他并非不知该当如何处置。只是目下朝廷中温体仁一头独大，倘若自己贸然奏报上去，不合温阁老的心意，难免在温体仁心中留下一处芥蒂，往后再想混下去可不那么容易了。不如索性直接叫温体仁去做主，反正朝廷是他家朝廷，休咎臧否，都让他自己承当去，自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