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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我和我社里的友人。曾在我们的刊物上，（在74、75年间）召开过座谈会，讨论金庸（当时他的作品仍只能在“地下”传阅，仍未“正式登场”于台湾文坛，那当然是非关作品质素，而是其他敏感的政治因素之故）、古龙的作品，引起热烈也激烈的反应，几乎把我们文社也视作“毒害人心”的“黑道”。我的《四大名捕会京师》、《白衣方振眉》是在台湾最早以纯文学书籍包装、以“武侠文学”名目推出的武侠作品系列（由“长河出版社”约英在76、77年间出版），非常意外的得到好评，销量也好，许是因为在这之前，从没有这样做过，接着，古龙和金庸等的书，都纷纷以这个“以正视听”甚至更加华贵美观的方式推出，从此成了风气。
在这之前，台湾全省有上千家租书店，他们出租的大都是武侠小说。那种装订甚差、设计也不讲究、质素更十分低劣的薄薄小册，甚至连作者版权也从不予尊重，时常张冠李戴，颠三倒四，作品也良莠不齐，盗印翻版，不胜枚举。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有群众支持、消费价值、传统特质、文化菁华的一种文学特殊类型。却受到这样的贬待、歧视和忽略，虽然不知有多少高质素的读者仍为她疯狂入迷。
台湾那时候注重现代文学（正统文学当代化的一种统称）和乡土文学（台湾本土文学）
的抗争与对垒，对这种跨越界限、不分阶层的作品根本不予重视。我在歧路与迷途上继续创作和研究武侠小说，惹来不少诽谤号流言。我一直希望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批评、整理，甚至期待有人能深入探讨和整理中国“侠”的特质与历史，到最后，我盼望会有有心人出来为武侠说些话，做些事，然而除了一些作家（例如古龙）仍然为我们写些好小说之外，最多只有三数位名士学人，在片章残篇里偶然以高姿势为武侠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之余，我委实得不到什么支援的声音，只有孤军（幸好这种“孤军”在世界各地、海内海外都有呼应）作战到底。
那时候，武侠小说里的一些信念，仍影响了我和我好些朋友；我们相信“侠”是可以存在于现代的。侠不一定要拿刀子、见血光、出人命的。一个仗义执言、知行合一、秉着良心骨气做人作事的律师、教师、商人、警察、学生、记者乃至于屠夫、清道夫都在“行侠”，都是“侠者”。“侠”的定义其可贵性都不在于他武功高不高、武力强不强大，而是在他有没有具备一颗“侠义的心”。而文学不分类别，只要写得好，不管侦探、言情、武侠、神怪，俱可成为伟大的文学经典。武侠写的是极度情境中的人性。凡是为大众接受并可流传广远的作品，必有其深层价值。
那时候，我正从少年步入青年。也从武侠小说的爱好者进入研究者（包括敦促鼓励别人去探究），我在香港武侠世界连载“四大名捕系列”，并已写完了《神州奇侠》故事。那大的是70年代至末的事，古龙在台湾一纸风行，金庸的书在坊间以各种名目流播，台湾武侠各大名家的写作黄金时期，已开到荼靡。
恰好在新派武侠小说第二次高潮全面归于消租时期，我也“迫不得已”离开了我办文艺社团最巅峰（指”得心应手”）的台湾，经过一段岁月在海外流浪流亡之后，终于定居香江。
我说第二次新派武侠小说的巅峰期全面干寂，系指这段时期，武侠小说或任何通过武侠的形式或本质表达的作品、成品和消费品，已失去了焦点，没有了市场，甚至缺少了那原有的一股朝气蓬勃的原创（动）力。可不是吗？以中国功夫打出名堂扬威世界的“武神”李小龙，已在7O年代初期逝世。70年代起，金庸已不写新的武侠作品。不过，他的旧作却在这段期间经苦心删修后正式“登陆”台湾和中国大陆，引起风潮，风靡天下，独领风骚，极受注重，甚至兴起“金学研究”我也为研究他的作品写了几本专书。但他的作品是“推出”而不是写出新的著作来。他不写了，自然是读者和“武侠文坛”的一大损失。可是，其“后遗症”更是“可怕”：在港台文坛，都觉得好的武侠作品都给金庸写光了，再写，谁也写不过他，不如不写了；或是，武侠小说金庸写得最好，看他的，就够了，别的都不用看了；尤甚者根本认为金庸不写了，加上80年代的前段武侠文坛另一大师梁羽生也金盆洗手，而一代怪杰鬼才古龙也醉卧西天、武侠小说已经可以划上句号，余无足观，寿终寝了。
这种观念很有理很有力也很“名正言顺”的摧残的武侠小说可以承先启后的生机。新一代的武侠新秀，根本寂寞无人管，任其自生自灭。人赞金庸作品“空前绝后”：“空前”自是必然的，也是恰当的赞誉，但对一种文类的存在价值而言。“绝后”决非好事，甚至对金庸作品的评价也因而“略减颜色”。后人不一定要（能）超过金庸，但大可写出自己的特色来。有比较才能见出该种文类的恒存价值、不朽成分。假使李白之后，没有杜甫，没有白居易。没有李煜、晏殊、苏轼、黄庭坚，那么，唐诗宋词或许就不见得那么伟大。而李白的天才也难名因而逊色，虽然他们在诗词方面的成就并不见得能超越李白。可是，读武侠小说者难免都有“幕古倾向”，就是金庸作品也常透露出这种观念：上一代或已逝的一代往往比下一代的新锐更强，人格更完美，境界更高尚。这对古代的向往与道回，运作在现实层面上，很容易使会对正在撰写和努力尝试的作家生起漠视和冷待的反应。金庸作品，冠绝同侪，受到尊崇，理所当然，当之无愧；不过，这种现象无疑对武侠小说的发展生机，有所扼杀，恐怕是十分不妙的。
同时，武侠小说市场全面崩败，老一辈武侠前贤，多已辍笔不写，或者，仍在撰写的却写不出当年虎虎生风、凛凛神威来？现代人太忙碌了。报章杂志上的武侠长篇连载，已不适应社会节奏。这非关有没有好作品出现的问题，而且认真创作的武侠作家（不分老幼）根本生存不下去了。就算写得像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白羽、金庸、梁羽生，这样出色而曾在报刊上连载风靡万千读者的作品，换作这时候在报上逐段刊登，只怕也不复盛况。别忘了，就算当时古龙名声如日中天，作品多为电影电视改编拍摄，但作连载发表时的反应，也远不如上列时期的武侠名家来得哄动，余者可想而知。人们娱乐更多了，花样多，选择也太多了；电影（港台中外都有）、电视（卫星电视有多种多国选择）、琳琅满目各式其式的杂志书报。资讯爆炸、电子游戏机纵横大街小巷这都是前二代的武侠小说家不必面对的挑战，不需面临的危机。
在香港，这样一个急促节奏快皮应和经济挂帅的大都会里。从事写作（要是没有学院的支持），而又是认真的写作（且又没有兼营的正职），并且是认真的去写作通俗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奢侈也十分冒险同时是相当孤寂的事。
这段时期，许是因为武侠素材的改编“盛极必衰，”致使70年代几10部电影有9部是“武侠片”的趋势，争遽直下，成了一年制作的电影里，居然连一部武侠电影也无，继续苦心悉力去写好这种文类的人愈来愈少，大家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武侠一代大宗师金庸身上，加上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已多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梁羽生锋头为金庸所掩盖，古龙英年早逝，武侠小说潮流于是进入“一枝独秀，全面沉寂”的“冰河时期”。新秀们没受到培养、鼓励，他们既不敢写。也缺乏条件写，没有兴趣去写。
这时候，武侠小说已可以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流传，造成高潮迭起，风靡一时。而且在台湾及香港各地。已展开了“金学研究”对武侠小说一代大师金庸的作品。提出多面性和多角度的金庸开快的精采意见，但都是以趣味性为主。台湾方面，叶洪生专事研究整理中国武侠名著，重新修订推出，确也保存和推动了不少佳作巨构。不过，除了中（象章培恒）、台（如龚鹏程）少数几位学者作家注意到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地位与特质，写下了为数并不多的（多是对前代或已给认定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评奖或研究之外，我几乎仍完全找不到在20年前苦苦追问的指引，什么是武侠传统？什么才是好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能不能成为文学？“侠”的定义为何？武侠小说在现代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
我在这时候，却似自己撰写的一部武侠小说：《逆水寒》的题名一样，足足“扒”了10年的“逆水”，专事写作。而且以武侠小说为主，并希望能够为“新派武侠小说”之后摸索一条“超新派”的路向。由于这条路向是雨生、多险阻、荆棘清途的，而我不仅个人冒险寻觅，也得要支持勉励好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一辈并请同行，所以价外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但已箭在弩上，不得不发。
30年来，我仍在期待一本（甚至是大量的）对武侠小说传统、历史、文化取向。精神价值、文学评介作全商的研究比较的专业论著。这时候，大概是80年代初至末的期间，中国大陆的“武侠热潮”方兴未艾，海外侠坛，金庸文学地位已受全面肯定，日丽中天，众星消殒，百家沉寂。
90年代一开始，海内外“侠坛”有两大盛事；一是“武侠电影”的复生。过去的名家作品重新受到注意。争相翻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跟六、七十年代改编武侠名著大为不同，这“改编”简直是“改头换面”，不再是影、视企图透过武侠小说来争取观众、吸收灵感、丰富题材，而却变作了一种反客为主、财大气粗、任意删改、曲解丑化的“牟利工具”或曰：一种“噱头”。故此，武侠热潮星再兴起，便后劲未必有力，而此水亦非前流，与其说这是对武侠作品的重视和尊重。不如说是利用武侠的剩余（甚或是残余）价值。来制造宣传、吸引注意（对电影、电视成品）。此等情形，别说已逝的大家如古龙者已抗议无从，就算使在、独尊的大师如金庸，他的作品也一样给改得面目全非、体无完肤。这“武侠热潮再生”，是悲是喜，是好是坏，那当真是见仁见智了。（况且。这股“武侠热潮”大有“来得快、去得也速”之势。）
一是中国大陆对武侠小说出版权的下放和开禁，以致群龙并起，可以自由争相推出武侠作品，不必再受禁制。我们甚至可以读到江苏文艺出版的“武侠天地”等高水准新风格的武侠杂志。这也连带起了“反效果”：由于失去了版权的约制，以致翻版、盗版、伪作、滥作充斥市场。造成销量上的“反弹”和伤害。另一个“副作用”却是：正式公开研究、讨论、整理、评介作为中国道俗小说的圭皋：武侠小说的论著，也开始发威；有心人开始可以从事武侠评论方面的著作了。这是可喜的现象，故而，在这进人90年代短短两三年间。有关武侠传统、侠义精神、武侠作品的论介和辑录（包括多本武侠辞典和作家专论）已纷纷面世了。
其中不乏精辟独到、眼光深远、胸襟广博、资料完备的作品，可惜，我们仍在期待一部真正能对中国“侠文化”历史和意义、传统与延续贯通古今、综合分析、惊警动人、重行定位的论著。
直到我认识了曹正文。
直至我认识了曹正文，并知道他正耗时费力，苦心孤诣的撰写“中国侠文化史”。
我生平交游颇多，但能交上曹正文这样的朋友，绝对是我的福气。他的特色和优点，十分之多。我这儿只举出其中四项，让熟知他的朋友共鸣，和论还没有熟悉他的朋友他分享：
（一）曹正文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才子。要知道有才气的人不一定有素养，而有学问的人不见得也有才情。才情与学识兼具的人并不多见。曹正文绝对是相当罕见也非常杰出的一位。
他是自学成家、苦写成名的作家。在撰写和出版这部：“中国侠文化史”之前，他已推出的作品逾20部。他曾在工厂当过10年工人，当过最操劳的翻砂工、搬运工、磨工，但他在艰苦中不忘进修，终于卓然有成。且看他自25岁起出版迄今的著作书目；从“咏鸟诗话”、“群芳诗话”，到“女性文学与文学女性”，这一类作品属于文学评论面笔的范畴；或从历史小说“唐伯虎落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