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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的物证并非本案件中使用的凶器。
（2）上述的木棒与池塘中发现的手提箱，都没有留下被告的指纹。
（3）根据被告自白书上说，手提箱里虽存有廿二张借款收据，被告从中取出五张之后就把箱子丢到池塘里；但是，后来从该手提箱又找到具有“植木寅夫”之名的借款收据，被拿走五张的借书证里所以留有“猪木重夫”的名义，乃系从甚兵卫的账簿上推测来的，反之，检察官与从事调查的司法警察人员却主张被告在暗淡的月光下，误将“植木寅夫”与“猪木重夫”的名字混淆。
这个主张有待检讨的余地，诚如辩护人的主张，如果被告系本案的真犯，强夺自己的借款收据是一个主要目的，那么，上述的检查官等人的见解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了。
（4）当我们看到司法警察等人所写的调查报告与反驳文件时，虽然其间没有表示自供内容系在司法警察的威迫下，及被强迫长期拘留等状态下的形，但却使人感到它系在欺骗与利益诱导的情况下讯问出来的。关于被告在案件发生时离开“万牌庄”约有一小时，其行动证明亦缺乏客观性，而且中村是也的证言也不无可疑之处。
（5）但若综合以上的观点，本院裁判上述物证似乎不能与犯行有关，此外，除了被告的自白之外，亦无证据可以断定他就是犯人，自白书的若干疑问也得不到解释，总之，关于被告就是犯人这个事实，在尚未消除合理的疑念之前，则无法证明被告即为凶犯。这就是说本案的犯罪证明不够充分，故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三六条规定，被告判为无罪也……。
6
接着，大概又过了一年。
原岛曾在空余时阅读一本有关法律方面的书。他曾看见一篇英国法院的一位海顿推事写的《无罪判决的案例研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二一年秋天，英国曼彻斯特市里住有一位名叫卡曼特的帆布制造公司的职员，他杀害一位名叫阿马夏夫人，接着放火把她的家也烧毁了，当然他就被逮捕起诉了。当时，因为卡曼特为金钱所困，为了抢夺金钱而计划杀害阿马夏夫人。因为她是一位颇有储蓄的寡妇。
卡曼特在当晚七时左右，就到阿马夏夫人的家去，他携带一只长约五十公分的铁具，在死者脸上猛打数次，接着又将自己的裤带缚绑着她的头，并从房中偷走一百五十磅的现金与一颗钻石逃走。
此外，他为了隐藏自己的罪行，而准备放火烧掉阿马夏夫人的家屋，九时左右又回到这间房子来，他用油灯将室内衣橱上放的书本、纸张和衣服等搜集一块儿，而后想引火烧掉房子。一小时之后，由于房屋后面那条路上来了一辆货车，因为震动太大，使衣橱上的油灯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他事先知道这间房屋的地基会摇动，货车通过之际，房屋一定会动摇。总之，三小时以后，这间房子果然由于火灾而被烧得光光。虽然消防车急着赶来，但终不能制止火势。
当然，卡曼特很快地被逮捕了，而且也招供了经过。不过，法庭却认为犯罪的证据不足而判他无罪。
问题在于上述的强盗，杀人与放火的犯人，到底是否为卡曼特的呢？因存在这个案件上面，被告卡曼特并没有留下与犯罪事实有关的指纹，及其他客观证据。同时，从状况这一点来看，也不大能确认卡曼特就是犯人。案件发生之后的卡曼特，在逮捕之前，也不曾表现任何异常的态度或言语，这是从他的朋友及许多其他证言里获悉的。不但如此，案件发生的次日，他还曾到伦敦去玩，如果他从伦敦回到曼彻斯特的话，他不但了解形将接受刑警的调查，并且也很希望确认赴曼彻斯特的事实，勿宁说，他甚至也想到对被告有利的状况。
卡曼特在警察局自供，后来又将（供述）推翻。关于自白的部分，乃系受到刑警的强迫而伪造的，他缺乏信任性，但是，根据法院的调查所获得的证据，则不承认以上的主张，而却认定他最初以自白为一种极具证据能力的条件。
另一方面，如将上述的自白内容跟其他证据加以对照与检讨时，至少可以发现以下的重大疑问。卡曼特在警察局的自白中说，用铁材打死阿马夏夫人这一部分是：“夫人把入口的门稍为打开来。那么，自己就忽然用铁材猛打她露出来的脸，”两天以后，他又改变供词说：“在夫人的允许之下，自己走进房间内，并坐在椅子上跟她交谈，此时，我就趁她不注意时打她。 ”
在杀人案件方面，在入口处猛击她露出的脸部、或者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一面谈话，一面猛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至于犯行的细节部分，由于记忆错误而难免不充分，关于上述各点，不管是否想法错误，同时，卡曼特在这方面也缺乏合理的理由来做虚伪的供述，如将被告的自白当做一种真实情况，站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不易说明供述的变更了。
关于打击她脸部的次数问题，在最初的调查里，卡曼特说只打一次，两天后又说打两次，一星期后则说：“用力打她，连打四、五次在她低下头的部分，”不过，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说，脸部的断骨状态可能只被敲打一次。
关于上述的殴打次数的问题，被告的自白与事实有不一致之处，故而产生疑问了。因记忆不确实，才会有错误的供述，另一方面，如果卡曼特是真犯的话，则不可能供述对自己不利的殴打次数，这在自白的真实性方面也是一个疑问的。
关于使用的凶器，当他被捕之后，刑警问他：“你记得这件铁具吗？”卡曼特则说：“这个铁具上留下我的指纹吧？虽然很像它，但它在哪里呃？当我拿着它前去时，因为附近也有许多类似的铁具，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了，似乎看过的样子，”卡曼特自己也曾用右手将铁具夹在右腋下，借此测量长度，接着就对刑警说：“就是这根铁具，没有错的。 ”
不过，当鉴定人看到死者脸上的伤痕时，竟说伤痕宽度比卡曼特所说的铁具宽度大三倍以上。当他测量法院中保存的凶器时，也显然地跟上述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卡曼特所说的铁具，跟行凶的铁具不同。不但如此，同时，卡曼特还向刑警表示，这就是行凶使用的工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卡曼特是真凶，他对行凶使用的器具记忆不正确，以致使识别错误了吗？但是，如果上述的真正凶器有物证的铁具宽三倍的话，那么，卡曼特特地将它挟在腋下，几乎断言的供述未免不自然。勿宁说，这就产生许多疑问了，从全部供述的印象来说，关于铁具方面没有确实的记忆吗？或者他知道铁具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呢？尤其为了迎合调查者的需要而做出这种供述吗？
如果事实如此，则为什么犯人有必要对凶器提出这种迎合性的供述呢？
此外，卡曼特也述及放火的方法问题，根据刑警现场验证的结果说，却不曾在衣橱下发现掉下来的油灯，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即使在发火地点没有油灯，如果在旁边的衣橱下面有油灯的话，也逃不过检查官的眼睛，勿宁说，根本就不曾有油灯的存在。这是可以判断得出来的。这对于卡曼特供词的真实性也是一大疑问。
不但有以上的许多疑问，而且又因证据不充实，所以，法院判他无罪了。
原岛阅读至此，不禁精神百倍起来，这也许是偶然的收获，但内容太相似了。
难道植木寅夫曾经读过这本书吗：原岛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的直感。
植木以前做过书店的店员，他从十八岁开始做到二十五岁，结婚之后就来此新社区开设中华料理的小面馆。
原岛又把植木的诉讼记录研究一下，同时，原岛也查到以前那家书店名称，他就打电话问以前在书店一起工作的朋友，始知该书店卖许多法律书籍。
而且，书店里还放置海顿那本 《无罪判决的事例研究》，这是战前翻译的书，植木寅夫当年果然读过此书无疑。
犯人在警察的追踪之下不易隐藏，如想隐藏犯迹，那么，愈掩饰就会愈从不注意的错误中露出马脚，以前的杀人犯无不以巧妙的伪装方式企图逃脱死刑或长期的惩罚，纵然被他逃亡走掉，无奈在此逃亡期间所忍受的不安与痛苦，反而比在监牢中服刑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理想者莫过于被警察捉到后获得无罪的机会。当植木寅夫决心杀害折磨自己的甚兵卫时，恐怕早就想到这一点了。此时，植木头脑中是否浮现当年在书店工作时读过的那本书呢？真是谁也不知道。
在曼彻斯特发生的卡曼特案件中，卡曼特为了要说明不同宽度的铁具凶器，使警察在恍惚之中，根据他的招供，竟将另外的铁具当做证据。植木的情况，也是如此的。逮捕之后，卡曼特向刑警展示铁具，“好像这件东西，”自己又把铁具挟在右腋下测量其长度，而后又说：“就是这一件，一定不会错的，上面可能有我的指纹吧。”植木向调查员指出木棒时，亦曾将它握在手上挥了三、四次，同时，他也说：“我想是这根木棒，一定不会错的，上面恐怕没有我的指纹。不过，也应该有才对。”这种说法跟英国的例子完全相同。
植木模仿英国的犯人，故意表白不利于自己的事，然后给人一种印象说，他的招供系在刑警强迫之下，被诱导出来的结果。
他的指纹不曾遗留在木棒与手提箱上面，这恐怕是他一开始就戴上手套的缘故。
调查植木的刑警，因为一开始就得到植木的合作，所以心情很轻松，而忽视有用的证据。卡曼特用铁具击打阿马夏夫人的次数，也从一次、说到二次，甚至四、五次，同样地，植木首先说六、七次，后来又说三次，两个人事实上都只打一次而已。
关于坐垫的问题，恐怕植木自己说：“虽然甚兵卫拿出来，但凶杀之后，自己就将它收拾起来 ”。因为他知道甚兵卫没有把坐垫递给借款者的习惯，所以，他才利用这一点。至于在手提箱上留下自己的借款收据，其目的就是要获得法院判决说：犯人这样做是不自然的。甚兵卫是单独一人，没有兄弟或甥侄之辈，他死亡后，债权会自然消灭的。
原岛暗忖：倘若这种推测的真相让刑警知道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而且在法庭上，刑警除了遭受植木猛烈指责：“强迫自首”或“利益诱导”之外，真会哑口无言。不过，当原岛在法庭上看见植木那种勇敢的态度时，原岛的确相信植木最初的自首是无辜的。
原岛内心里镇静不下来，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为了要使心情安定起见，他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漫然地掀开一页：
“被告的自首是否根据强迫而来的呢？这不单是从对被告犯行的供述动摇一事来决定，或者对法庭做证的刑警以及被告表现那种勇敢的态度来决定，而系由自供内容的真实性是否适当，被告的性格如何？被告在什么动机下自首等具体状况的观察来决定的。然而，原审并不曾努力检讨调查来的各种证据，与被告自供的真实性，同时无视于被告的特异性格，以及充满卑屈的人格，结果否定自供书的任性，这是不恰当的” 。——植木寅夫目前到哪里去呢？谁也不知道他被判无罪之后，就将土地高价卖给某家土地公司，而后搬到别处去了。他也不曾来向原岛律师致谢，但他在电话里说：
“承蒙你帮忙，十分感谢，你真是优秀的律师，我不曾付一分钱给你当辩护费，实在非常抱歉！ ”
如果植木寅夫因车祸死亡时，那才是天理昭昭，或是劝善惩恶的结果——事实上恐怕不会有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