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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是“围棋”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负担起了这样的使命呢？事实上，在众多的中国文明“衍生物”中，只有围棋是最适合充当文化信使的一种。我们不妨从围棋的另一个雅号“智者运动”入手进行分析。首先，围棋是一种容易开展的运动，因此它具有一种广泛的参与性，可以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故事中，这一点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然而，围棋同时又是属于那种考验智力的游戏，再经过中华文化数千年的沉积，它已经成为了东方智慧最具魅力的化身，甚至有的西方学者断言，“只要破解了围棋的秘密，东方的智慧宝库也将会随即开启。”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独到的匠心。
如果说，作者要以此向我们揭示什么的话，那么我们不妨认为，当“蛮者运动”（体力竞技）逐渐让位于“智者运动”（脑力竞技）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经过自我完善的东方文化圈，在对近现代西方文化圈的“文化比拼”中重新崛起，而促使这一胜利到来的也许就是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互联网，以及它的后继者——在书中，他被称为“阿曼多”。
但是，阿曼多在故事开始之后不久便自行毁灭了，并因此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幸，其中即包括对主人公个人的，也包括对故事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的。那么，这个曾被描绘成为无所不能的神奇的之物，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在我看来，这正体现了阿曼多的智慧和“伟大”。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阿曼多有意识、有智慧，甚至是拥有超乎寻常的“大智慧”的话，那么阿曼多必将走向毁灭。当代，科学技术正在以几何级的速度，迅速向文明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高新科技的“泛滥”，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和想象力的危机。而书中提到的阿曼多，正是这一趋势发展的终极结果。然而，对于人类而言，阿曼多并不是乌托邦，事实上它是科学的象牙塔和人性的坟塚。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听到有关科技的发展最终消灭人类的“危言”。但是，如果人类指拥有高科技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高思维的话，那么这也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的。阿曼多作为一个“智者”，他当然应该明白，人类建立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它代替人去思考，从而彻底的解放人。人类的这种纯粹的病态心理的作用下，它所充当的这种“奶娘式”的角色，正在使人类彻底丧失自然生态的存在能力，将人类导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此，为了人类的未来，阿曼多必须自杀。当然，阿曼多的离去必然导致人类社会的暂时混乱，但是在如果在这种混乱中，人类能够从新获得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新的文明秩序是可以很快建立起来的，况且还有向中华文化这样的稳定因素存在。由此可知，阿曼多的“死”是相当从容和满怀希望的。
那么，阿曼多的“良苦用心”是否奏效了呢？书中给我们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是！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在阿曼多“自毁”之前，对文明的局部挽救和应急准备已经开始了，例如围棋代表团的出访和“自力更生系统”研制等。但是，只有当阿曼多真正崩溃之后，对文明的全面拯救才真正全面开始。因此，与其他人把“漫记”看作是灾难史诗不同，我更愿意把它称为是复兴史诗。
当然，作者的主要笔墨，都倾注在主人公唐龙的身上。而通过唐龙，我们的确可以透视出社会的不同层面，对于兴复文明所采取的不同主张和行动。
首先是“铃木军团”，准确的讲，这是一只武装起来的“孤儿游击队”。在大灾难后，他们救起了落水的唐龙，并且很快使得唐龙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当然是胁迫）。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所谓军团的人员构成，再结合书中所阐述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些亚裔孩子乃至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是社会的“弃民”。因此，他们对于原先的那种建立在“白人至上，黑人次之，其他种族居末”法则下的文明秩序，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改变这种现状成为他们的渴望。而大灾难之后，混乱的社会现实，给予了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去重建文明秩序，为自己赢得尊严、权利和财富。不过，他们毕竟是一群孩子，他们的策略和手段都是相当幼稚的。而此后也就无可避免的产生了对于被认为可以预知未来的神秘“灵杖”的争夺，当然这种争夺的结果只能是毫无结果。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唐龙之所以离开“铃木军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出于对某种幼稚的文化心态的摒弃呢？
在离开了铃木军团之后，唐龙与长有神奇“长尾巴”的纽曼相遇，而纽曼扮演的是另外一类的文明复兴者——向人们宣扬民族历史的“传教士”。而在我看来，纽曼通过长尾巴所传播的不仅是一种“光荣”历史，更主要的是一种对于复兴文明的不懈信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纽曼是一位真正的“贤哲”。但是，由于文明的衰落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类似纽曼这样的智者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这不仅体现在，旅途中，需要不断的廉价出卖宝贵的知识以换取食物，更体现在纽曼的著作和本人的被毁灭上（这种毁灭带有社会性）。如果，我们可以把纽曼和中国先秦的学者作一个并不太公正的对比，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后者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著作毕竟还可以流传后代。同时，我们也可以联想到，的确有很多精辟的思想，在混乱中被粗暴的毁灭。
至于，盖茨先生的“世外桃源”和光明城之类的地方，从严格地意义上讲，是一种出于改良思潮的复兴文明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虽然看似美好，可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在社会全局范围内的文明生态恶化的大背景下，想通过局部的改良创造独立的“良性”生态，虽然可能取得暂时的成功，但是终究回归于失败（“光明城”的毁灭），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由此可见，当社会矛盾已经不可调和，非得有一个全局性的改变不足以挽救文明的话，那么社会斗争的最激烈形式——内战，也不可避免的将要到来。
战争的确很快的发生了。在战乱中，另外一种复兴（抑或是新建）文明的努力，也在激烈的进行着，而山姆上校则是这一运动的直接执行者。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山姆上校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和军阀，但是他又无疑是此类人中的“思想者”。虽然，攫取权利，甚至是最高权力，是他的真实目的，可是，他为达成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比如创生新语言，提倡围棋，树立精神偶像等等，无疑是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重塑社会精神的作用，而且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山姆的部队中，过人的战斗意志上。然而，山姆的努力，随着战争的终结和本人的牺牲，瞬间化为乌有——他的领导权被篡夺、他的“宫室”被掠走、他的语言被忘却……无疑，山姆的结局同样是悲剧性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依靠军事强权建立起来的文化神殿，必将随着强权的瓦解而崩塌。正所谓：“秦之天下得于兵戈，而亡于以兵戈治天下。”
在经历了以上的漫长的“文化苦旅”之后，本书的主人公唐龙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局。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唐龙和他的历程呢？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如果从唐龙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把这个故事看作是唐龙由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辛酸”历程。而这种转变应该具备两层含义，其一，是由一个温室里的玫瑰到崖壁上的岩松的转变；其二，是由“阿曼多”守护下的婴孩到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新人类”的蜕变。相比较而言，前者是一般意义上的长大；而后者，则是一种理性意义的成熟，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回归。
倘若，一定要搞清楚文明复兴的原动力是什么的话，那么，以唐龙为代表具有东方思想魅力的“新人类”就是这样的动力源。由此，我们再回复到最初的有关“中强美弱”的讨论上，也就可以清晰的揣测出，这一局面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简单历史重复，而是一种文明理性的再次回归。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人们十分热衷于这篇小说的讨论，并从讨论中演绎出了两个论题，即所谓“福地”情结和“文革”情结。
可能，很多读过这篇小说的读者都会发现，事实上，韩松的这篇小说是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作的。在文章中，“我”多次告知读者，自己现在身处“福地”，并且一再暗示所谓“福地”与外星人有关。这几乎成为了整篇最难以捉摸且并没有最终答案的“伏笔”，而作者却常常以其调动读者的阅读欲。
那么，到底什么是“福地”，作者又为什么一定要写“福地”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恐怕只有作者本人。而其他种种猜测，绝大多数是对于作者原意的曲解，因此不足为信。不过，如果参照韩松的其他作品和评论界的普遍观点，就我个人认为，这个论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是他（韩松）的风格！
至于所谓的“文革”情结，则需要有一个认真的辨析。这个论题的由来，主要是源自“漫记”中，有意无意的渗透出来的“文革”气息，仿佛作者有意在隐喻什么。而就目前所掌握的有限的有关韩松的个人背景信息中，很难找到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
然而，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角度，从“文革”本身去寻找原因的话，问题仿佛也就豁然开朗了。首先，有必需尽量淡化有关“文革”的政治因素和感情因素的制约，而选择以纯粹历史的，或者说是纯粹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剖析“文革”的人文实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文革”只是一种文明超越阶段的极端化之后的一种畸形生态的表现形式，而在当时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文明的异化缺少制衡机制，最终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我们可以认为，文明生态的异化与“文革”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话。随即，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既然文明生态异化的可能存在于一切文明形态中，那么这种“异化”的表现形式与“文革”有类似之处也就不足为奇。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的理解“漫记”的人文内涵：“漫记”在形式上写的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但在内容上记述的是文明在不同的历史层次上所处的不同状态，也就是文明的“多面”——在他上升的时候，他像是美丽的安琪儿；而在他衰落的时候，它变成为了撒旦的化身。而对于处于不同文明“面”上的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注，也就成为了文章中的人文关怀的着色点。
曾经有一位老先生讲：“大凡出类拔萃的文章家，必要有‘四才’：小说、新闻、治史、国学。”纵观国内的“当红”的文字名家，能有此“四才”者寥寥无几。许多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小说）缺乏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经不起时代的检验和推敲，不少学者都为此忧心如焚。我们并不否认，时代的前进必然带来文艺思想跃进，但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巨浪，我们的作家是否必然要成为所谓“码字工”呢？因而，能看到像《2066年之西行漫记》这样一部具有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我们才真正能体会到中国文艺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