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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士废除了这一制度，从而毁灭性地打击了这种制度。这样，阻碍澳大利亚
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绊脚石也被清除了。
五、变相恢复流放制
废除流放制虽然是进步的，但在40年代还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并且一时
无法完全解决。首先，英国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改进本土的监狱制度，也没
有撤销向海外流放犯人的法律，仍然向英属殖民地流放犯人，尤其向范迪门
流放犯人。19世纪40年代是英国宪章运动高潮时期，大批宪章主义者被判
流刑。爱尔兰在40年代发生了饥荒，从而加剧了抗英斗争，犯罪率显著上升，
判流刑的人数也成倍增多，如1844—1846年间年平均为 681人，而1847—
1849年间年平均人数却上升至2658人。不仅爱尔兰是这样，整个英国犯人
人数也日益增多，使监狱再次拥挤不堪，而主要流放地又被取消，犯人问题
又成了英国的社会问题。为了缓和犯人的压力只有大规模地向范迪门输送犯
人，在1840年以后的几年里每年平均向范迪门输送犯人在3500人以上。这
与英国政府在1840年废除新南威尔士流放制时的方针恰恰相反。那时殖民大
臣罗素曾设想减少向范迪门流放犯人的人数。1829—1840年间年平均流放到
那里犯人为1658人，而1841—1846年间年平均却达3527人。这引起了范迪
门的不满。英国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被迫于1841年7月宣布废除这里的流犯
指派制，只允许犯人在官办的农场或工厂里劳动。
犯人的增多，尤其男多女少日益扩大，因此范迪门淫乱现象十分严重。
1846年殖民大臣格拉斯顿听说范迪门地区的犯人又发生鸡奸消息，怕引起社
会舆论抨击，立即做出停止向这里流放犯人两年的决定。这样，英国的犯人
压力更形增大。因此英国政界头面人物大肆鼓吹在东澳大利亚恢复流犯制。
斯坦莱在1844年曾考虑过恢复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人的问题，当时他任殖民
大臣。1846年，另一位殖民大臣格雷伯爵宣称他也主张向新南威尔士流放犯
人。不久他卸任，继任者是英国著名政治家格拉斯顿，他甚至要求新南威尔
士立法会议讨论恢复流放制的问题。
新南威尔士方面也有了这样的叫嚷，发出这样叫嚷的主要是来自牧地借
用人。澳大利亚的牧羊业在40年代有长足发展，1840年仅输往英国的羊毛
已达1000万磅。但因停止向这里流放犯人，一个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断绝，自
由移民一时尚未能大规模引入，因此极感劳动力的缺乏，尤其牧场。再者，
由于停止流放犯到这里，英国因犯人提供的几十万英镑经费亦停止，断绝了
一个重要的经费来源。大批管理犯人的军警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亦被汰裁，
有些靠犯人、军警谋生的商人被迫离去，因此人口锐减，经济开始萧条。那
些过去繁华、人口稠密的街道以至小城镇失去原来熙熙攘攘的局面，有些地
方空空如也。这就给坚持流犯制的顽固派以恢复流放制的口实。他们上书英
国政府，要求恢复流放制，大谈这种制度的好处，扬言如不恢复流放制，就
从范迪门引入犯人劳动。于是格拉斯顿在1846年一要求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
讨论恢复流放制，立法会议立即就行动起来，同年它宣布要求恢复流放制和
流犯指派制。英国政府当即表示支持。这样，这股恢复流放制逆流又在英国
和澳大利亚翻腾起来。
然而，毕竟是英国政府曾郑重宣布废除了东澳大利亚的流放制，而且流
放制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英国均已臭名远扬，反对流放制的势力仍然存
在，且日益壮大，因此公开恢复流放制的做法显然是愚蠢之举。英国政府是
深深了解这一点，所以它采取了一种称之为“教养惩罚制”妄图用这种改头
换面的办法来恢复流放制。
所谓“教养惩罚制”是英国监狱在1840 年推行的一种管理处以流刑犯人
的制度。先把那些处流刑的犯人送到英国的米尔班克监狱服刑一段时间，然
后送往本敦威尔监狱服刑。在这里犯人要施以各种技艺训练和接受道德品质
教育。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的犯人教养学校。出面举办这种“教养学校”
的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大主教华特雷就是其中的一位。犯人在这种监狱式的
教养学校里，一般要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如果本人表现良好，便由监狱总
监挑选送往英属殖民地，因而他也就获得了“有条件的赦免”。赦免条件是
指在确定的刑期内不准回英国。获得有条件赦免的犯人要去哪个英属殖民
地，由他本人决定。他一到达殖民地就可以自由寻找工作，报酬也不打折扣。
这样，犯人在殖民地基本上是自由人，要比假释犯自由得多，地位也优越得
多。例如一个犯人在英国被判刑十五年，那他在本敦威尔服刑两年，经批准
获得“有条件的赦免”而去殖民地，他得在那里要呆十三年才有资格回国。
推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把大批犯人以改头换面的办法输往殖民地，主要
送往新南威尔士，换言之，用这种办法把刚刚在东澳大利亚废除的流放制又
恢复起来。
1844 年，英国本敦威尔第一批“有条件的赦免”犯人370 名被运到范迪
门殖民地。这里以犯人过多并准备改革犯人管理制度为由，把其中的一半犯
人转运到菲利普港区，因那里极端缺乏劳动力。这一行动表明新南威尔士恢
复了流犯制，因为当时菲利普港区是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这样做当然会引
起强烈的反对。
六、反对恢复流放制斗争的胜利
首先在菲利普港区中心城市墨尔本发生了抗议活动。墨尔本当时拥有1
万人左右，并有三家报馆。由于是首次运进犯人，且又是在上星期六（11 月
6 日）运进的，故市民到星期一（11 月8 日）才得知此事。《菲利普爱国报》
立即发表文章谴责这一恢复流放制的行径。群众多次举行抗议集会，强烈要
求把犯人运走。在群众的影响下，墨尔本市长也积极参加了抗议活动，甚至
他还主持了一次群众抗议集会。墨尔本的行动开始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反对恢
复流放制的斗争。墨尔本的斗争很快波及到悉尼和范迪门首府霍巴特。那里
的人民也掀起了反对恢复流放制的斗争。
1845 年，格拉斯顿出任英国殖民大臣。他本人在菲利普港殖民区牧羊业
有巨额投资，是牧羊业的合伙人，因而对这里短缺劳动力情况十分了解，他
试图从范迪门抽出几千名犯人运往新南威尔士，主要是菲利普移民区。为此
他于1846 年向新南威尔士总督和立法会议提出这一问题，并希望认真商量一
下。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根据格拉斯顿的指示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与研究
这样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认为引入一定数量的犯人是非
常必要的，但引入的犯人必须男女数目相等，与此同时还要伴之以引入自由
移民。该报告的基本精神是要恢复流放制。当时反抗恢复流放制的斗争已如
火如荼地展开，立法会议面对着愤怒的群众不敢贸然行动，只好一反过去主
张恢复流放制的态度，拒绝这个报告的要求，并以引入犯人会阻碍犯人在人
口中的比率下降趋势为借口。立法会议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澳大利亚人民的
反抗斗争。
同年，格拉斯顿下台，格雷伯爵接替他的职务。格雷不顾新南威尔士人
民强烈的反抗斗争，竟然公开宣布恢复流放制。将大批犯人运往新南威尔士。
从1844 起到1849 年五年中共运入“有条件的赦免”犯人达1727 人。
在这些犯人中，不少变成“丛林强盗”（bushranger ），他们拦路抢劫，
杀人越货，使殖民地人民惶惶不可终日，从而引起人民更加仇视流放制。英
国政府被迫在1848 年宣布废除“有条件的赦免”管理犯人制度。虽然废除这
种制度，但英国政府仍然顽固地坚持在新南威尔士恢复流放制的方针，同时
还做出把假释犯流放到这里的决定，并规定流放到殖民地来的假释犯要定期
向当地警方汇报情况。不久使格雷大惊的是澳大利亚人民坚决反对任何类型
的流放制，其中包括假释犯。
1849 年5 月和8 月接连两艘运载犯人的船来到澳大利亚。它们是“海什
米号”和“兰德尔夫号”。这两艘满载流犯的船先到墨尔本。墨尔本市民早
已从伦敦得到两船前来的消息，因而有了准备。当犯人船到达时，市民们再
次掀起反抗斗争的高潮，多次举行抗议集会，会上发言者言辞强硬，并以暴
力相威胁。一位发言人在群众大会上大声疾呼“反对船上犯人登陆直到死”。
《阿加斯报》的编辑爱德华·威尔逊在报上撰文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以暴力反
对犯人上岸。面对群众抗议，菲利普港区监督官拉特洛伯慑于群众反抗情绪
会导致暴力反抗斗争，力劝两船船长离开，绕道去悉尼。
当“海什米号”犯人船到悉尼时，当地人民亦立即掀起新的反抗浪潮，
举行了有8000 人参加的抗议大会，与会群众表示坚决反对“海什米号”的到
来，决不允许把新南威尔士再变成英国的犯人流放地”。《悉尼先驱报》亦
发表文章表示为废除流放制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菲茨罗伊总督的态度暧昧，
一方面害怕愤慨的广大群众，不敢让“海什米号”和“兰德尔夫号”船上的
犯人上岸；另一方面又怕殖民部的不满，因此只好让两船去人烟稀少而又偏
辟的莫尔顿湾。反对恢复流放制的斗争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在1850 年8—9 月间，澳大利亚又掀起了反抗斗争的新浪潮。民主派人
士开展了征集反对恢复流放制的签名运动，在呼吁书上签名的人数高达
36589 人。牧场主们也开展了征集恢复流放制的签名活动，但可悲得很，只
征集到525 人，这说明，他们已十分孤立。
大规模的反抗恢复流放制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国从此再不敢言恢复流放制
的问题，甚至连澳大利亚的牧场主也收敛了自己的行为。英国终于被迫于
1853 年结束了范迪门的流放制，1855 又结束了诺福克岛的流放制。反对流放
制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美中不足的是西澳大利亚却一度成为英国
犯人的流放地。
反对恢复流放制斗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亨利·帕克斯，一位
年轻而又热情的政治活动家，他领导了反对“海什米号”一船犯人上岸的斗
争，他在回顾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时说：“无论怎样估价澳大利亚第一次人
民运动的意义。。都不会过高。”首先，这次斗争的胜利最终在澳大利亚废
除了流放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保证了由流犯殖民地向公民殖
民地的顺利转变。同时它推动了民主运动的高涨，19 世纪40 年代的政治改
革运动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走向高涨的。
七、政治体制的改革
1823 年和1828 年，英国对新南威尔士及其他殖民区进行过政治制度的
改革，但这两次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殖民地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的问题，改革
后，这两大权力仍然掌握在英国政府及其代理人总督的手中，充其量不过是
用建立起来的立法会议限制一下总督的手脚而已。行政会议的成员是由英国
委任的，立法会议议员也主要由英国殖民部钦定。
但是，进入30 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31 年废除了
恩赐土地制，1840 年又废除了流放制。随着这两种制度的废除，新的制度确
立起来，旧的流犯殖民地社会结构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
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来一次大变革，1842 年和1850
年两次政治体制的改革正是这种要求的具体表现。
促使这两次改革的因素很多，除上面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国内外的因
素。1832 年，英国国会进行了改革，扩大了民主，政权开始由土地贵族和大
资产阶级手中向工商业资产阶级手中转变。从1836 年起，英国工人阶级掀起
了以取得选举权为核心的宪章运动，40 年代初发展到高潮。来澳的英国移民
中不少的人不仅受到了1832 年国会改革和宪章运动的影响，而且有的还是积
极的拥护者或参加者。1836 年，加拿大殖民地爆发了反抗宗主国英国的起
义，从而掀起了要求自治的运动。1840 年英国颁布法案，允准加拿大自治并
建立责任政府。英国和加拿大的社会改革运动极大的鼓舞了澳大利亚殖民地
人民去进行自治和改革的斗争。1842 年的新南威尔士的改革法案就是以1840
年加拿大改革法案为蓝本的。
19 世纪40 年代澳大利亚的政治改革是以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发展
为前提条件。在这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