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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八大路线的重大意义将会越来越明显。
２、关于“三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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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决议》应该充实经济工作的内容，我们认为，“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左”的错误在经济工作中的反映，它的流毒，至今还在损害我们的国民经济。
总路线的头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反映了精神第一的唯心史观；第三句“多快好省”，不能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大跃进，是一个盲目蛮干，大轰大嗡的口号，已经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人民公社化，来自毛泽东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理想，吃大锅饭，搞穷过渡，超越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多年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违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
３、关于党的“九大”和“十大”
毛泽东背着中央政治局，依靠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发动“文化大革命”
，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党的正常生活被扼杀。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先后召开了“九大”和“十大”。召开“九大”的目的是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
，让林彪当接班人，并把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选进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牢牢地控制党权。不久，林彪叛国摔死，又召开“十大”
，让王洪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王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
这是我党历史上最阴暗的一页，《决议》应该对“九大”
、“十大”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结论。
（六）
《决议》要认真总结党的领袖搞个人独断专行的教训。
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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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９１
独断专行，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党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定要总结教训。一是禁止搞个人迷信，不要过多地宣传个人；二是加强集体领导，健全民主集中制；三是不要兼职过多，要有个制约；四是废除终身制；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各级领导人违法乱纪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经过批评教育，坚持不改者，要给予纪律制裁，直至罢免。
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再次要求中央编印一批历史文件和资料，作为讨论学习党的这段历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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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A
在纪念毛泽东９０诞辰的文章中，我曾推荐过汪澍白主撰的《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那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毛泽东从天上接回人间：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现实冲突中作具体的历史考察，以研究他早期哲学思想形成和转变的双重渊源。时隔四年，又读到作者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出版）。这部新作虽是单篇论著的合集，但涉及的领域更广，时间跨度更大，融历史叙述、具体考订、思想探索与理论概括于各篇之中，言多有中，新见迭出，其最重要的理论价值即如书名，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时下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时人研究毛泽东思想，大多只溯源马列，不详及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亦不深研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
而有些热衷于文化讨论者，又往往避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演变，以至彼此如参商之难以相接。
我一向认为，两者之间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不揣谫陋，为揭示此种
此文是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写的书评。
原载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８日A《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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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３９１
联系，开始作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的实践和创造。那么，究竟“中国化”
、“中国环境”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
显然，中国几千年来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传统，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并非空白，但多限于从文史角度的语句索源之类，拙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只是在这方面就他的早期思想有所论述。
像汪澍白这样将两者作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还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近年来，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
，论者多远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之争，近及当前的改革与开放，对“五四”至“文革”这一大段的复杂演变则很少论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这一大段正是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植根、发育、开花、结果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和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建党以后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思想从萌芽、生长到成熟；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前进中又发生曲折演变，终于导致晚年“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思想演变会从不同的角度穷本探源，纵横比较，来进行评价。弄清楚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不论是总结过去、对待当前或瞻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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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对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
“大跃进”
失败以后，他才着意研读政治经济学。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深且巨。
全国解放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
尽管运用观点，不必引证，但以下情况也决非偶然：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皆是，从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尤其《资治通鉴》是常置案头的，跟人说过，他读过七遍。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
一般来说，儒墨道佛尤其儒学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些传统通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的，吸取了哪些，扬弃了哪些，其间的吻合、差异、背离又如何？是非常值得学术界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的。十月革命后，在俄国的中国人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又有人将“社会主义”译为“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
，等等现象，足以说明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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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灵魂。在《实事求是与儒家文化传统》一文中，作者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不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而且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即以孟子、荀子为代表，向“内圣”
“外王”两途发展。以后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援释入儒，一意讲求“内圣”修养；而陈亮、叶适则致力于事功之学，至顾炎武、颜习斋更提倡“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蔚为“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喜好此种学风，身体力行；参加革命后，更加重视实地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从而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将斯大林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的表现，攻击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他们可笑地提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作者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偶比：“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
那么，毛泽东所创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作者还考察了晚清及近代湘学传统的重要特征，理出从王船山——曾国藩——杨昌济，影响到毛泽东这样一条“实学”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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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尤其对“封建末世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曾国藩为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早年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切实的论证。在延安发动整风学习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名报告中，毛对“实事求是”这一命题作了新的科学解释，用它来清算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和新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作者指出：“实事求是”本是儒家实用理性的表现，它凝练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个古老命题加以改造，就把中国这条革命巨龙点活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实践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关系）是在新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继承了儒学的实践理性精神，那么，他的矛盾观则从道家学说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作者溯源《易经》和《道德经》，说明毛肯定了古代的两点论（“一阴一阳之谓道”）
，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并以老子祸福倚伏之说解释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经常讲的“一分为二”也是宋儒从《周易》转化而来。当然，毛摒弃了道家在矛盾面前消极无为的守雌观点，而代之以革命精神，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不管内外矛盾何等错综复杂‘毛泽东总是尽力创造条件来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
同时，作者也指出道家社会发展观中的“循环论模式”给予毛的消极影响：从早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的“治乱迭乘”的认识，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将辩证法思想“一分为二”绝对化，否定合二为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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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直至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时，他竟这样提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作者痛惜地说道：“他甚至得出由治到乱，由乱到治，七八年来一次的可怕结论，远远地离开了辩证法，倒退到循环论。”由此也可从正反两面显示出“文化传统”的启迪意义与惰性作用的互相交织，古为今用谈何容易。
毛泽东不但十分重视分析中国国情和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曾主张批判地吸取西方文化。１９４０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
问题是在当时所处的农村环境中，实际上很难贯彻这一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一贯强调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长期忽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峻任务，以致封建思想文化的阴魂长期附着于社会主义的躯体，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附加了许多错误观点。
同时由于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