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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２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方面，解释庞杂，众说纷纭，派系林立。
其中不乏严肃中肯的深刻分析和某一方面的独到见解，但亦有不少简单肤浅的主观臆测，甚至还有别具用心的曲说。
面对此种情况，中国自己的研究者责无旁贷，自然更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说明，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将是有益的贡献。
一。简单的回顾
１９５７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界标。近几年，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７年起，犯了２０年“左”的错误，尤其“文革”
，是极“左”的错误。现在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以１９５７年为起点。在１９５７年以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有关思想文化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上，后来的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已初露端倪，只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错误。在这以后的２０年中，他一个接一个（当然中间有间歇有起伏）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和设想，以此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思想。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形态。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三年时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
１９５２年，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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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如下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很落后和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要同步进行同步完成，从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就表明，在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贫穷国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没有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稍感满足。新中国还是一个婴儿，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农业国家，他就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根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这种条件，毛希望尽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尽管缺乏经验，最初对过渡时期的设计还是较为稳重的，当时曾设想用１０年到１５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使得他愈来愈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进而认为农民中有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这种积极性就可以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积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私有经济成分，很快便持否定态度。于是，他开始强调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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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①
这同以前的设想根本不同了。
１４年前，１９３９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８年之前，１９４５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
，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６年之前，１９４７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版，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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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
，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４年之前，１９４９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１０％，而９０％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从而谈到，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要恰如其分。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主义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
二中全会决定的革命胜利以后的总方针、总路线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明确说明，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发展，首先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开始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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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转变。
１９４９年新政协召开时，通过了一个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其中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都没有越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范围，仍是五种经济并存，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未提社会主义，当时有党外人士建议写入，周恩来还特别作了说明，要待人民群众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时才能提出。据当时报纸上的报导，刘少奇说，《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５０年。
可是只过了５年，１９５４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共同纲领》就不再有效了。
还应当注意到，在二中全会报告的前部分，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这个报告是３月５日作的，虽然最后还谈到谨防“糖衣炮弹”的问题，但整个报告给人的明确概念是：进城后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可是，据黄克诚回忆，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是不及格的。
①
可见“阶级斗争”
这根弦，虽然在公开的文件中未加强调，在
①见《黄克诚回忆录》（上）
，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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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上毛却从来没有丝毫放松过。
二。战略转轨——过渡时期总路线
新中国建立之初，关于如何发展社会化生产力，使生产关系的变革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大家都没有经验。
经过“三反”
、“五反”运动之后，私人工商业在全国工商业中的比重已经大大下降，何况“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论人民民主专政》）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必须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另一方面，七届二中全会所据以制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对城乡资本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并没有根本改变，事实上，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任务应当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力。
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提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构想，认为“不要去套书本子”
，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经济，不能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过早消灭资本主义要犯“左”的错误。
１９５０年刘在土改报告中说，保存富农不是暂时权宜之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如此。对这些说法，毛都是曾经肯定的。
１９４９年７月，毛在中央团校向毕业生讲话时说，二十年后，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形转入社会主义。
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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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他在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随后在１９５１年，刘曾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认为“这个阶段大略在１０到２０年之间”
，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这个时限和方针也是曾经得到毛的同意的。
土改刚刚完成之时，农民大都成为中农，新式富农很少，不久，在老区开始出现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农民本性要求发家致富，但怕“冒尖”
，怕说“剥削”。
１９５０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之初，关于农村合作化道路、私有制的保存和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等问题，中央内部主要是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意见。刘认为农村合作化，应先通过农民自愿集资入股的供销合作社，组织并提高农业的生产力，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导农民从小土地私有制过渡到专业分工的社会化生产。基于这种认识，刘批评了当时东北和山西急于组织合作社的做法，认为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则担心农民的自发势力走向资本主义，土改后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应当趁热打铁，利用这种政治优势，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走集体化道路。他认为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这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