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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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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都表现得最急进、最勇敢。他的反君主专制思想、进步的哲学观点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滋养了一代青年的革命意识,直到“五四”前夜还有一定的影响。他勇敢地提出“冲决网罗”的口号,对“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他的哲学观点的精华在于提出世界是发展的,将“新而又新”当成事物变化的法则:“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他认为天地、物种、人类是不断发展的,“我”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任何物质世界只有变易,没有存亡,物质世界本身是不生不灭的。

    他相信人是物质的生物,人的思维、意识、感觉等精神作用(“灵魂”)也都是物质的产物。但是他又过分夸大和相信精神(“心力”)的作用。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企图提倡佛教的“慈悲”来医治封建社会的罪恶。毛泽东对《仁学》中的某些具有辩证因素的哲学观点,是相当赞赏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即有类似《仁学》使用的哲学语言。

    毛泽东、蔡和森与张昆弟三人这个晚上的畅谈,没有提到李大钊。李大钊当时虽然没有陈独秀那样高的声誉,但是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广大进步青年中也是很有影响的。他的《青春》、《今》、《新的、旧的》等著名文章中的观点,对毛泽东是有启示的。这从《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也可得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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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李大钊同样相信过进化论,也多少受过托尔斯泰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的世界观中有鲜明的辩证观点,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大力宣传积极的进取的人生观,热情歌颂新生力量必定战胜腐朽力量,指出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他号召青年们要以不断改造自己、追求进步的精神,“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

    ,为创造一个不断更新的青春的新国家而斗争。

    他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永无止境地在运动着,发展着;事物都处在矛盾对立的变化过程中,新的和旧的矛盾是“事物进化的机轴”

    ;“旧的毁灭”和“新的再生”就是宇宙变化的规律。他歌颂斗争,歌颂革命,号召青年为了追求真理,就要“勇敢奋进以赴之”

    ,“断头流血以从之”。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是服从于革命斗争的实际任务的;他的辩证法思想,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并且相信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

    从张昆弟这篇日记中可看到,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青年毛泽东这时还是唯心主义的。在他们三人这次畅谈的前一个月,即1917年8月23日他致黎锦熙那封长信中比较详细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信中首先谈到天下为何纷纷,以何道救天下的根本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

    ,认为必须从大本大源——探索宇宙真理、改造哲学和改造中国旧思想着手:“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他这时非常强调哲学的作用。

    “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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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55

    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信中由此批判了流俗的“立志”

    之说。

    认为立志必先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之以为行为准则;不达目的,誓不休止,方能谓之有志。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又说,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有自己真正主张。他深叹当时一般青年不求真理,促之不动,死生大问题不问,而只顾稊米尘埃之争。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给打了一百分。我们已无法看到这篇文章,不过从杨昌济高度赞赏这篇文章,也可以推知学生必然同老师具有某些相似的观点。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说:“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这大约也是毛泽东此文立论的基础吧。这篇文章是在读了《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之后写的,它的观点在该书的批语中当然会有反映。例如关于“心力”的作用,对原书上“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这一段话,批语即予以首肯:“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此强调精神、哲学的作用,正是一个负责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必经之路,不经过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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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倒是奇怪的。距离基础越远的精神的东西被看成是物质现象的内容和动力,在没有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前,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摆脱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现在我们需要探究的是,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唯心主义具有何种特点,同当时的陈独秀以及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这种观点,又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在这种唯心主义思想外壳里面,还包藏着哪些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内容,这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以《伦理学原理》书名出版。

    泡氏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特点是调和直觉和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蔡元培从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蔡元培在序言中指出:“蟹江氏之译此书也,曰取其能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两派之学说,而论议平实不滋流弊也。今之重译犹是意也。”杨昌济将这书用作修身课的教材,只教了原书中的一部分。这本《伦理学原理》可能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西方哲学著作。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康德哲学在中国先进人物中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等都介绍过康德的一些思想。梁启超在办《新民丛报》时,对康德也曾作过介绍。蔡元培翻译《伦理学原理》,也是为了实现他“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两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

    (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这个目的。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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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20年代初在清水塘借阅毛的这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书主。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同学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

    由于知道笔者很关心毛早年读书生活和活动情况,周世钊启程之前,特将此书交与一阅。打开书来,真是大吃一惊:密密麻麻写了那么多批语,是这样用功读书的呀!

    此书在手上只能停留3天,即使能通读一遍,也来不及消化,于是将原书凡有批语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心知此书一进中南海,今后就再难以见到了。

    照片中有一部分批语,由于原字体太小,模糊不清,有的用放大镜也难断定。见到这本书之后,是最早促笔者写出《早年毛泽东》(初版名《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1952年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初稿时,并没有将这些“批语”消化好,关于此书及其批语,只是作了这样的介绍:杨昌济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同学对于哲学不感兴趣,听课甚不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在这本共约10万字的书上,他一共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

    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是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头空白处及行距间,小者如7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语最多的是第四章“害及恶”

    、第五章“义务及良心”

    ,共5900余字;次为第六章“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约1500余字;再次为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约为1100余字。

    批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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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部分是毛发抒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

    、“此语甚精”

    、“此语甚切”

    、“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也很多,常见这类批语:“诚不然”

    ,“此不然”

    ,“此节不甚当”

    ,“此处又使余怀疑”

    ,“吾意不应以此立说”

    ,“此说终觉不完满”

    ,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

    限于自己的学力,当时对这些批语的特点,作了这样几点概括,简意如下:1、重视“个人有无上之价值”

    ,“发达个性”

    ,强调个性解放,从“无我论”到“惟我论”

    ,即强调“个人精神主义”。

    2、对于原著赞誉对外界的“抵抗”

    ,强调“善恶相竞”与人类进步的关系,常予以发挥。

    3、极端重视思想和知识的作用,要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追求变革旧传统的新思想、新观点。

    4、同时又重事实,重现在,尤重实行。

    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书中进化论的观点,以及谭嗣同、《新青年》所倡导的进步学说得到的启发,批语中已开始初步运用了辩证法。

    由这些批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何等醉心于哲学的研究,探求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其特出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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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95

    神,在思想上已有新的收获,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

    1950年,从周世钊手中收到这本书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

    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但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

    这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语“也不那么正确”。值得人们重视的是,除开批语的内容外,还可以从中来了解他的读书方法。人们从这些批注中得到第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同意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

    《伦理学原理》上的全部批语无不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统观全书1200字的批语,毛泽东当时的哲学思想还是心物二元论的。不过,这跟他早年受孔孟儒家影响的唯心主义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相比较,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也同康德和泡尔生的二元论思想是有区别的。这本书的作者泡尔生是德国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和教育家,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的二元论的哲学观点贯穿于全书,用伦理学说调和动机论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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