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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大突围是抗战史上光辉的一笔。它使敌人的战略企图彻底破灭，为后来长江一带的抗战保存了精锐力量，对后来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取得，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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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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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
在徐州突围中，李宗仁指定张自忠指挥第59军和第21、27、139师等部殿后，掩护大军撤退；完成任务后开许昌集结。这既是对张自忠的信任，也是对他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自淮河作战以来，59军已连续作战3个月，全军5个旅只剩下不到2个旅，急需撤出战场进行整补。因此，以屡担巨艰、伤亡惨重的59军承担殿后重任，确属勉为其难。但张自忠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
至5月17日，战区主力部队陆续脱离战场。18日，张自忠才命令各掩护部队放弃阵地，开始撤退。他让21、27、139师先行，自己率领59军殿后。
西行不久，将近黄昏时分，日军追击部队一部竟已先期在大路的北侧抢占了一个村庄，企图拦截中国军队撤退部队。中国的几支部队到达此地后，发现敌情，搞不清日军虚实，加之群龙无首，纷纷停止前进，观望形势，谁也不肯先行，更不愿殿后。张自忠来到后，各部队长纷纷前来请示办法，张自忠爽快地说：“我以一个旅监视该敌，你们立即撤退，开进时要有秩序，切不可惊慌。”随后，各部队按他指定的顺序迅速安全地撤退了。日军本欲趁中国军队撤退混乱之机发动袭击，但见中国军队秩序井然，并有准备，故未敢轻举妄动。当时在场的军事委员会联络参谋李诚一说：“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己处其危境，真乃名将典型。”
21日，各部队相继进入皖东北。因渡濉河进展缓慢，各路大军拥滞于濉溪口一带。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加之后有日军追兵，上有日机轰炸，各部队乱作一团。这样一来，不但部队难于行动，而且混杂难分。许多部队失去控制。但张自忠自有妙计，他命令59军全体官兵一律将军帽反戴，以便与兄弟部队相区别。此法果然奏效。在混乱不堪的大军之中，惟独59军标记明显，井然有序。此事虽小，却反映了张自忠丰富的带兵经验和59军的训练有素。
退却中，他指挥部队徐徐开进，且战且退，始终保持着战斗队形和严明的军纪，并没有为摆脱险境而加快行军。凡遇有敌军驻扎村庄，张自忠一般是派部队乘黑夜将敌包围监视起来，掩护大军安全通过；倘被敌发觉，则先机制敌，以炽盛火力压制日军，候大军安全通过，然后适时撤出战斗。
在危急时刻，张自忠常常亲率手枪队走在全军之后。一次，部队在一个小镇上休息，突然飞来3架敌机，一阵狂轰滥炸，街道旁的几十所房屋顿成瓦砾。张自忠趴在路边，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气浪溅击着泥土，掀掉了他的军帽，泥土盖了他一身。敌机过后，他站起身来，掸去泥土，戴上军帽，说说笑笑继续行进。这种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态度，给官兵以极大感染，有效地稳定了军心。
作为高级将领，能够在艰苦而危险的远程突围中走在部队的最后，这在国民党军中是极为罕见的。因而，张自忠的事迹很快传播开来，连蒋介石也有耳闻，但他未目睹其事，心中仍半信半疑。后来在武昌遇到冯玉祥，便向冯打听：“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走在最后是真是假？”冯答：“一点不假。”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对蒋说了一遍。蒋听后连连点头说：“真是好干部！”冯玉祥接着话茬说：“你应当赶快拨五六个军归他指挥就好了。”蒋介石点着头说：“好，好！等我想想再说。”
徐州到许昌，相距500公里，全靠步行。官兵连续作战3个多月，再进行长途行军，其艰苦情形可想而知。张自忠解决困难靠的还是老办法——与士兵同甘共苦。冯玉祥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这件事，他写道：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士兵左歪、右歪地走不动。张将军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军人要忍耐困苦的道理；然后，张将军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有多少泡，官兵们看见他满脚都是泡，这样张将军把脚抬起来向地下一顿，扑哧一声，血往四下溅。两只脚顿完了，队伍再走。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突肚地向前走去。
经过千里跋涉，59军于6月1日抵达许昌。
同样担负掩护撤退任务的刘汝明之第68军，完成掩护任务后，巧妙地跳出日军数十万大军重围，安全转移。
至此，徐州会战胜利结束。
*第七章战果评析
纵观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20余次会战，徐州会战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以台儿庄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胜利“虽然是初步的，但它的意义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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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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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击伤的日军。
纵观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20余次会战，徐州会战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周恩来所说的，以台儿庄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胜利“虽然是初步的，但它的意义却很大”。
一、鼓舞了抗战的中国军民
自“七。七”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也作了不懈努力。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紧接着；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方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些举措，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但由于战争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同时，徐战会战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消息，苏、美、英、法、德、意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和评论。据1938年4月9日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胜利战绩，赢得世界正义舆论的高度评价，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视。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外援创造了条件。
二、持久消耗战略的完美诠释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５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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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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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27日，由日军策动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图为伪政府成员合影。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徐州会战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部队之一竟是一些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的“杂牌军”。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三、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泡影
中国军队坚守徐州地区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目的，从而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