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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看见了什么呢？”费尔顿问。
“你还不知道吗？”
“恐怕不知道。”
“嗯——”部长慢条斯理地说，“我一想到这里，就感到像个他妈的大傻瓜，还感到几分后怕呢。我说这话时，注定是傻瓜的结局。我们到那儿什么也没有看见。”
“噢？”
“你似乎不太惊奇，费尔顿先生？”
“我姐姐做什么事都没有真正使我感到惊奇过。你的意思是说那块专用地是空荡荡的——什么痕迹都没有吗？”
“不是那个意思，费尔顿先生，但愿我确是那个意思。但愿这是万事皆欢的人间，应当丢个幻想。但愿我们认为你姐姐和她的丈夫是两个狡诈无耻的骗子，他们从政府手里骗取了１１００万美元。这些钱与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相比，会使我们打心眼里高兴的。你是知道的，我们并不清楚那块专用地是不是空空如也。费尔顿先生，因为专用地根本不在那里。”
“什么？”
“确切地说，专用地不在那里。”
“老兄，”费尔顿微笑着说，“我姐姐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女人，但她总不会带着８０００英亩土地逃走吧，这不像她干的。”
“我认为你的诙谐一点也不使人逗乐，费尔顿先生。”
“不，不，当然不是，我很抱歉。只有当一件事根本说不通的时候——一大片８０００英亩的土地怎么会不翼而飞呢？那不留下一个大洞吗？”
“要是报界得知这条新闻的话，他们会描述得更加有声有色，费尔顿先生。”
“为什么不作解释呢？”费尔顿先生问。
“让我试试看——不是解释，而是描述。这块土地在福尔顿国家森林这中，地面起伏不平，间或有丘陵，是红杉生长的好地方——整个地区的形状像一个肾脏。四周围有铁丝网，每个出入口都有军人守卫。我是同考察队一起去的，同行者有梅伊斯将军，两名陆军内科医生，精神学家戈尔曼，武装部队勤务委员会的托坦威尔参议员和教育家利迪亚·珍特里。我们每次飞机飞越全国，然后分乘两辆政府专车驶完了通往那块专用地的最后６０英里路程。一条泥土小路直通进去，路上的警卫挡住了我们，专用地就在眼前了。当警卫接近第一辆车的时候，专用地突然消失了。”
“就这样吗？”费尔顿低声说，“无声无息——没有爆炸？”
“没有声音，也没有爆炸。顷刻间，我们眼前的红杉林变成了一片灰色空地。”
“什么也没有？这不过是一个词儿。你没有试着走进去吗？”
“是的——我们试过。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都试过。我自己不能算一个很勇敢的人，费尔顿先生，但我还是鼓起足够的勇气走向那块灰色的土地的边缘，而且用手摸触过。非常寒冷而且非常坚硬——我这三个指头都冻起了疱。”
他伸出手让费尔顿看。
“于是，我害怕了。我至今还在害怕。”费尔顿点了点头，“真可怕——真太可怕啦。”
埃格顿叹了口气。
“有没有必要请问，你用别的什么方法试过没有？”
“一切方法都试过了，费尔顿先生，甚至——我真不好意思说——甚至包括一枚极小的原子弹。我们试过理智的方法，也试过愚蠢的方法。我们时而处于惊恐之中，时而摆脱惊恐，试过了一切方法。”
“你们还一直保密吗？”
“到目前为止，费尔顿先生。”
“飞机呢？”
“在上面什么也看不见，就像浓雾笼罩着山谷一样。”
“你们那些人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
埃格顿微笑着摇了摇头，“他们都不知道。你听我说，首先，他们有人认为是某种力场，但从数学上讲不能，而且当然还因为它寒冷，冷得可怕。我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哝着。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数学家，但他们也在嘟哝，费尔顿先生。我对这件事厌倦极了。所以我把你请到华盛顿来，同我们谈一谈。我想你也许会知道。”
“也许。”费尔顿点点头。
埃格顿第一次变得生气勃勃，情绪激动，内心急躁起来。
他又给费尔顿调了一杯饮料，然后，他把身子往前向费尔顿靠过去，急切地等待着他发话。费尔顿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
“我姐姐寄来的。”他说。
“你不是说你差不多一年没有收到她的信了吗？”
“自我收到这封信到现在已快一年了。”费尔顿答道，声音里含有一种感伤情调。“我还未曾开读过，她在密封的信里附有一个短札，上面只是说她健康愉快，并说明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开读这封长信。我姐姐就是那样；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认为现在是必要的时候了，你说对吗？”
部长慢慢地点了一下头，但什么也没说。
费尔顿打开信，开始高声朗读起来。
亲爱的哈里：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离我们上次晤面时的交谈，２２年已经过去了。对于我们俩这样互敬互爱的人说来，这是一段多么长的时间啊！既然现在你认为有必要开读这封信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再无相会的任何可能了。我听说你已经有了妻子和三个孩子——他们都是可爱的人。我想我将永远见不到他们或者和他们相识了，这是我万分痛心的事。
只有这件事使我悲伤。除此以外，马克和我都很愉快——我想你会理解的。
至于这道屏障——目前的确存在着屏障，否则你不会把信打开的——告诉他们，这个屏障没受到一点损害，并且谁也不会受到它的伤害。它不会突然发作起来，因为它是一种负动力而不是正动力，无代替了有。关于这点，我在后面还要多谈，但可能也解释不清楚。有些儿童可能会用容易理解的话说出，但我想把它作为我的报告，而不是他们的报告。
奇怪的是，我还把他们称为孩子，而且还认为他们是孩子——其实，这时在各方面都应当说，我们才是孩子，而他们则是成人。但他们还具有我们所熟悉的儿童品质，这就是在外部世界瞬息即逝的那种天真无邪和简单纯洁。
现在我们必须告诉你，我们的试验所获得的成果——或告诉你一部分。只能是一部分，我怎么能把人们经历过的最奇异的２０年中发生的事全部记下来呢？这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又是最平常的事。我们搜罗了一群超群出众的儿童，给他们以充分的爱、安全和真理——但我认为，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爱。在头１０年间，我们废除了夫妇关系，把性欲减到最低限度，而把一切的爱都倾注到儿童们身上。他们也容易接受这种爱。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变成了我们的孩子——表现在各个方面。住在这里的夫妇所生的孩子也直接加入这个团体。谁也没有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我们是一个生气勃勃，各尽其职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所有男人都是全体儿童的父亲，所有女人都是他们的母亲。
不，这并不容易，哈里——在我们成年人中间，我们必须战斗和工作，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自身进行考核和彻底改造，把我们的心肝五脏全掏出来，以便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表现出一种举世无双的公正、诚实和可靠的品质。
我该怎样告诉你一个５岁的美国印第安男童创作一曲壮丽的交响乐的故事呢？或有两个儿童，一个属班图人，一个属意大利人，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在６岁时造了一台光速测量仪呢？我们成年人静静地坐着听这些６岁孩童给我们解释：由于光速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常数，不管物体本身的运动状态如何；星球间的距离不能用光速表示，因为它不是我们这个生存空间里的平面距离。这些你能相信吗？还要请你相信，我是很不善于表达的。在一切事件中，我觉得像一个未受过教育的移民，他的孩子曾接触过千奇百怪的学业和知识。我虽了解一点，但很少。
假如我把这些事例和奇闻一桩桩，一件件，按六、七、八、九岁的年龄顺序喋喋不休地重复的话，你能想象出这些可怜的、备受折磨的神经质的小生命吗？他们的父母夸耀他们的智力商数达到１６０，同时都又哀叹命运没能使他们成为正常的儿童。是的，我们的孩子曾经是，现在依旧是正常的儿童。也许第一批正常的儿童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很长时间了，如果你听见他们笑过一次或唱过一次歌，你就会知道的。如果你能看见他们该多好啊，他们的身躯多么高大结实，体态多么匀称，举止多么文雅。他们具有一种我在儿童身上从未见过的品质。
是的，亲爱的哈里，我猜想关于他们的事情，多数都会使你震惊。他们大多数时候不穿衣服，性对他们说来永远是愉快而美好的，他们对于性生活和享受性的快乐像我们对待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也许比我们吃饭更自然，因为在我们这里没有色徒或饕餮者，没有胃溃疡或精神溃疡。他们互相接吻和抚弄，或做其他许多动作，这些在世界上都认为是不正当的、淫猥的，等等。但不论他们做什么，都做得得体，富于情趣。这一切是可能的吗？我告诉你，这是我最近大约２０年来的生活状况。我和这些没有邪恶和病态的男女孩子们一起生活，他们都像异教徒或上帝一样——无论你做何想法。
但是，关于孩子们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故事，是要在适当的期间和场合讲一讲的。我这里记录的有关他们的一切表现，不过是要着意说明他们具有巨大的天赋和能力。马克和我对这结果从未有过丝毫怀疑；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预示未来的环境，孩子们就会比外部世界的任何孩子学到的东西都更多。在他们生活的第七年，他们就能极其容易而自然地处理通常在外部世界的大学或更高的学样里讲授的科学问题。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如果这类事情的某些方面没有得到发展，我们倒会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我们所希望的和密切注视着的事正是出乎预料的事——人类智力的发育，这在外部世界的一个人身上是受到阻碍的。
于是，便发生了下面的事情。原来，此事在我们工作的第五年开始于一名中国儿童，其次是一名美国儿童，然后是一名缅甸儿童。最奇怪的是，并没认为这是极不寻常的，直到第七年我们也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当时已经有５个这样的儿童了。
那一天，马克和我正在散步——我记得太清楚了，这是加利福尼亚一个晴朗、凉爽和迷人的日子——我们突然发现草地上有一群孩子，大约有２０个，其中５个围成一个小圈坐着，第六个坐在圆圈中心，他们的头都几乎碰到一起了，发出一阵阵愉快而惬意的格格笑声。其余的孩子分成组坐在１０英尺以外，目不转眼地注视着他们。
当我们走近他们时，第二组的孩子们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们肃静。于是我们静静的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们。
大约１０分钟后，５个孩子组成的圆圈当中的那个小姑娘跳了起来，欣喜若狂地喊道：“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了！”
她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我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成功的兴奋，甚至从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也从未听到过。接着，所有的孩子都拥到一起，吻她，拥抱她，围着她嬉戏，欢呼雀跃。我们注视着这一切，没有一点惊异甚或好奇的表示。
因为即使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发生——出乎我们的猜测或理解之外，我们还是做出了对这种事情的反应。
当孩子们向我们涌来，让我们祝贺时，我们频频点头微笑，并同意这一切都很了不起。
“现在该我了，妈妈，”一个塞内加尔男孩对我说，“我已差不多会了。有６个人帮助我，这就更容易了。”
“你不为我们感到自豪吗？”另一个喊道。
我们同意我们都很自豪，但回避了其余的问题。于是，在当于晚上的工作人员会议上，马克讲述了近来发生的事。
“上星期我就注意到了，”我们的语文学教员玛丽·亨吉尔点点头说，“我注意到他们，但他们没看见我。”
“有多少人呢？”戈德鲍姆教授急切地问。
“３个，第四个在中间，他们头部都聚在一起，我以为这是他们做的一种游戏，于是就走开了。”
“他们并不保密。”有人说。
“真的，”我说，“他们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地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谁都没有说话，”马克说，“我敢肯定没人说话。”
“但他们在听，”我说，“他们格格地大声笑，好像在讲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或者是孩子们在笑使他们逗乐的一种游戏。”
还是戈德鲍姆博士说得中肯。他非常严肃地说，“你应当知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