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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早上，图菲蒙议员八点半钟就去了国民议会，主持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一个女邻居只是在吃午饭的时候来替他收拾房间，大家等着他回来。两位小姐住的房间就成为仔细检查的对象。然后，人们搜查了阁楼的每个角落，从一把梯子下来，认真察看了小院子，以及尼古拉·加西尔本人的套房。
结果毫无发现。贝舒痛苦地想着他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
将近中午，图菲蒙议员回来了。这位严肃的议员——提着他当部长时用的大公事包——是个大忙人，受到所有党派的敬重，言语不多，却很有分量，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令政府害怕得发抖。他迈着有节奏的步子，走到看门女人的小屋取邮件，加西尔前来找他，对他说自己家被盗的事。
图菲蒙议员审慎而专心地听着，就像听人诉说最无关紧要的事，答应在加西尔决定告状时予以帮助，并且坚持要人家搜查他的套房。
“谁知道，”他说道，“是否有人弄到一枚可以开门的钥匙呢？”
大家到处寻找，仍然一无所获。事情显然不妙，他俩试着轮流互相鼓舞斗志，说一些安慰的话。但是这听起来是些虚假的话，不起作用。
他俩决定去一家咖啡馆吃饭，当然是在对面的那一家，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监视着那栋房子。但是贝舒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那十二张股票令他不思茶饭。加西尔大叫头昏脑胀，两人又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思考了几遍，希望从中找出确切的线索。
“这很简单，”贝舒说道，“有人潜入了您的房间，偷走了证券。因为还没有人能从这房子里出去，就是说那个人还在房子里面。”
“当然啦！”加西尔赞同道。
“如果他仍然在房子里，我那十二张股票也就在房子里。那十二张股票不能穿过天花板飞走呀！”
“整包证券也不会飞走呀！”尼古拉·加西尔补充说道。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贝舒继续说道，“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即……”
他没有说完。他的眼睛流露出突如其来的恐惧。他注视着街对面，有个人从那边脚步轻快地朝那房子走过来。
“巴尔内特！”他嘟哝道，“……巴尔内特！……是谁通知他了？”
“您对我提起过他，提起过拉博尔德街巴尔内特侦探事务所。”加西尔承认道，有点发窘，“我认为，情况如此严重，打个电话，也不是没有用的。”
“但是，这太愚蠢了，”贝舒含糊不清地说道，“究竟由谁来领导调查？是您，还是我？巴尔内特跟这毫无关系！巴尔内特是个专爱乱插手的家伙，应该提防他。啊！不，不要巴尔内特来管闲事！”
突然间，巴尔内特的合作，在他看来，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事了。吉姆·巴尔内特在这房子里，吉姆·巴尔内特干预这件案子，那就意味着如果调查结束，整包证券，主要是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就会被盗走。
他怒火中烧，冲到街上，当巴尔内特正准备敲门的时候，一下子就堵在了他面前，声音放得很低而又颤抖着说道：
“你走开，这里不需要你。有人错误地给你打了电话。让我们安静点儿，马上走开吧。”
巴尔内特惊讶地看着他。
“贝舒老友！这是怎么回事？看样子，你身体不舒服？”
“你回去吧！”
“事情严重，就像有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的那样吗？你的积蓄出了问题？那么，你不希望得到一点儿帮助吗？”
“你走开，”贝舒咬牙切齿道，“人们知道你的话的意思，你所谓的一点儿帮助，那就是往人家口袋里伸手。”
“你为你的非洲矿业股票担心吗？”
“是的，如果你硬要插手的话。”
“好吧，咱们别谈了。你自己想办法应付吧。”
“你走了？”
“不走。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这房子里有事要干。”
加西尔来到他俩跟前，半开了门，巴尔内特对他说道：
“对不起，先生，笛子教师、音乐学院奖二等奖获得者、阿维利纳小姐住在这里吗？”
贝舒感到很愤慨。
“是的，你在门口的牌子上看见了她的地址，所以你就找她……”
“怎么了？”巴尔内特说道，“难道我无权来上笛子课吗？”
“你无权在这里学。”
“我表示遗憾，我对于笛子有种特别的爱好。”
“我明确地反对……”
“去你的！”
巴尔内特专横地走进房子，别人都不敢阻拦。贝舒非常不安，看着他上了楼梯，十分钟以后，他大概取得了阿维利纳小姐的同意，人们就听见从四楼传下来断断续续的吹笛声。
“坏蛋！”贝舒越来越为自己的股票而痛苦万分，喃喃地说道，“跟这个家伙一起，我们能走到哪里去呢？”
他又发狂地开始干活。检查完了没有人住的楼下，再检查看门女人的小屋，严格地讲，证券包很有可能藏在门房里。结果是白费工夫。上面总是传来嘲弄恼人的笛声，整个下午都没有停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又怎能工作呢？终于，在六点正的时候，巴尔内特又唱又跳地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大纸盒。
“一个纸盒！”贝舒发出愤怒的惊叫。他把纸盒抢过来，掀开盖子。里面装的是旧式帽子和被虫蛀坏的毛皮衣服。
“因为阿维利纳小姐没有权利出去，她就请我把这些东西全扔掉，”巴尔内特一本正经地说道。“阿维利纳小姐很漂亮，你是知道的！她吹奏笛子多么有天才！她说我有惊人的音乐天赋，还说如果我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能够设法获得一个教堂乐师的职位。”
整个夜晚，贝舒和加西尔都在值班，一个在房子里面，一个在房子外面，为了防止那个包被一个同谋从窗子扔到外面。次日早上，他们又重新干活，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报偿。一个人的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另一个人的所有证券仍然顽固地躲藏着不露面。
三点钟，吉姆·巴尔内特又出现了，手里拿着空纸盒，笔直往前走，匆忙而亲切地打了个招呼，像个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却心满意足的人。
他们又在上笛子课。音阶。练习曲。吹错了的音符。忽然又安静下来，莫名其妙地继续保持寂静，这使贝舒极其困惑不解。
“他在搞什么鬼呀？”贝舒暗自思忖道，想象着巴尔内特进行一系列调查，并取得了特别的发现。
他上到四楼，侧耳倾听。在笛子教师家里寂静无声。但是在她的邻居、速记打字员勒戈菲埃小姐家里，却听见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
“这是他的声音，”贝舒想道，他的好奇心已经无法按捺了。
他不能再忍耐了，于是按了门铃。
“请进！”巴尔内特在屋里面喊道，“钥匙就在门上。”
贝舒进了屋。勒戈菲埃小姐，一位十分漂亮的褐发女郎，坐在桌旁的打字机前面，在活页纸上把巴尔内特的话用速记法打下来。
“你是来搜查的吧？”巴尔内特问道，“你别不好意思。小姐没有什么好隐藏的。而我呢，更加没有。我正口授自己的回忆录，你允许吗？”
当贝舒察看着家具下面的时候，他继续口授道：
“那一天，贝舒警探发现我在可爱迷人的勒戈菲埃小姐家里，是年轻的女笛师介绍给我认识她的。警探开始调查他那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这些股票始终顽固地销声匿迹。在那长沙发下面，他发现了三颗尘埃，在衣柜底下，他发现了一块鞋内后跟垫片。贝舒警探不忽视任何细节。令人赞叹的敬业精神！”
贝舒站了起来，对巴尔内特挥舞着拳头，并且咒骂着他。巴尔内特继续口授。贝舒走开了。
不一会儿，巴尔内特拿着纸盒下了楼。贝舒正在站岗，他犹豫不决要不要搜搜。但是，他太担心了，还是打开了纸盒，发现里面只装了些废纸和破布。
生活对于不幸的贝舒来说，变得更难以忍受了。巴尔内特出现在面前，他挖苦人，戏弄人，这使贝舒越来越狂怒。巴尔内特每天都来，上完笛子课或者做完速记打字，总是带着那个纸盒下来。怎么办？贝舒不怀疑这是新的戏弄，巴尔内特在嘲弄他。但是，万一巴尔内特这次带的是证券呢？如果他带着十二张非洲矿业股票溜走呢？如果他乘机转移他的赃物呢？于是，贝舒不管愿意不愿意，总要伸出一只手焦躁不安地在纸盒里搜索，在撕烂的抹布、破旧的衣服、掉了羽毛的样子、折断的扫帚、壁炉的灰烬、胡萝卜皮等杂七杂八的东西里翻来翻去。巴尔内特却笑得直不起腰来。
“证券在里面！证券不在里面！你会找到的！……你不会找到的！……啊！蠢家伙贝舒，你叫我笑破肚皮啰！”
整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度过的。贝舒在这场战斗里显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完全丧失了勇气，而且在整个街区成了大家的笑柄。尼古拉·加西尔和他，的确不能阻止房客们去忙自己的事，尽管房客们同意被人搜身与检查。人们议论纷纷，加西尔的不幸遭遇引发了流言蜚语。他的主顾十分慌乱，包围了他的办公室，要求退还他们的钱。而图菲蒙先生呢，他是国民议会议员，前任部长，生活习惯完全被扰乱了。他一天进进出出这所房子四次，目睹这乱哄哄的场面，于是责令尼古拉·加西尔去报警。这骚乱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一天傍晚，一件突发事件使加西尔和贝舒很不舒服。他俩听见从四楼传来剧烈争吵的声音。沉重的跺脚声，女人们的尖叫声，看来事态还相当严重。
他俩匆匆赶到四楼去。在楼梯平台上，阿维利纳小姐和勒戈菲埃小姐打得不可开交，不管巴尔内特怎样努力劝架，也不能使两个女人停下来，他倒是显得很开心的。她俩的发髻散开了，紧身胸衣撕烂了，互相对骂不止。
人们终于把两个女人拉开了。女打字员的歇斯底里发作了，巴尔内特只好把她抱回她的房间，而笛子女教师则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我把他和她两人当场捉住了，”阿维利纳小姐大声说道，“巴尔内特起初追求我，刚才却在拥抱她。巴尔内特是个古怪的家伙；贝舒先生，你应该问问他：一个星期以来他在这里搞什么鬼名堂？他为什么把时间全都花在询问我们和到处搜索上面？喏，我可以告诉您，他知道是谁偷了那包东西。是看门女人，是的，阿兰太太。那么，他为什么不许我对您提起那事呢？而且，对于证券，他已知道真相。他对我讲的话可以作证：‘证券在这房子里，又不在；证券不在这房子里，又在。’贝舒先生，您要提防他呀。”
吉姆·巴尔内特把女打字员安顿好了以后，一把抓住阿维利纳小姐，用力推回她的房问。
“走吧，我亲爱的老师，不要大声吵闹，别说你不知道的事情。您讲起笛子来头头是道，但是您讲不清楚别的事情。”
贝舒完全没有料到他会回来。阿维利纳小姐透露了吉姆·巴尔内特的想法，案件在贝舒的头脑里立即变得清晰了。对，罪犯就是阿兰太太。起初他怎么没有想到呢？他确信那是真的，十分气愤，急忙下楼去，冲向看门女人的小屋，尼古拉·加西尔跟在他的后面。
“我的非洲矿业股票呢？它们在哪里？是被你偷了！”
尼古拉·加西尔也来到了。
“我的证券呢？女贼，你把它们怎么样了？”
他俩摇晃着那个胖女人，每人抓着她的一只胳膊拉来拉去，向她问一连串的问题，不住地臭骂她。她一声不吭，好像受了惊一样。
这个夜晚，对于阿兰太太来说，十分难挨，以后的两天也同样痛苦不堪。贝舒始终坚信巴尔内特没搞错。根据这个指控，整个事件的真相也就大白了。看门女人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那包证券不寻常地放在床头柜上，而且只有她才有房间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