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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工业：水泥生料制备工、水泥烘干工、水泥均化工、水泥供料工、水泥熟料煅烧工、水泥风机工、水泥回转窑轮工、水泥煤粉制备工、水泥熟料冷却工、砖瓦原料工、砖瓦成型工、砖瓦装窑工、砖瓦干燥工、砖瓦码窑工、砖瓦烧火工、石材加工工、石材制造工、石材装修工、石棉精选配料工、石棉梳纺工、石棉纺织工、石棉盘根工。
矿山采造业：采煤工、支炉工、爆破工、充填固收工、水采工、采煤机司机、液压支架工、输送机操作工、液压泵工、井筒掘砌工、巷道掘进工、装岩机司机、锚喷工、钢缆皮带操作工、绞车操作工、电机车司机、拥罐工、信号工、翻罐工、矿井轨道工、矿井通风工、巷修工、洗选供料工、筛选工、手选工、采掘电钳工、抓岩机司机。
有关行业：公路、铁路、粮食及运输部门的各类重物、危险品装卸搬运、倒码工。
二、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工种：
金融与保险业的各类管理员、业务员，会计，出纳员，调度员，星级宾馆前厅服务员，收银员，话务员，核价员，出租车司机，各类售票员，检票员，计算机录入员，办公室文秘。
三、对未经明确的行业、工种需招用外地务工人员的，必须首先招用本市常住户口的劳动力，如招用不足的，凭市、区、县劳动部门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开具的证明，向市、区、县劳动局申报使用外地人员的计划，经批准后方可招用。
刚看到这项规定的第一个行业工种“尸体整容工、尸体火化工、墓地管理员”，我心里就直想笑。我们的劳动部门也真好意思将这些工种内容公布出来，也真好意思将这些人身歧视大白于天下。早听说中国人到日本打工，最差的工作但收入较高的工作是背死尸。今天我们的农民在伟大首都也只能干这样的工作。真使人不知是什么滋味。时代已经进入21世纪了，难道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择业方面还要有这样的等级差别吗？难道外地民工天生就只适宜干“粪便净化处理工、公厕保洁工、垃圾处理工、粪便净化处理工”一类的工作吗？自1996年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都会发布新的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和工种。这些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年的36个，直至2000年的103个。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同时又配以严厉的治安行政手段。
工作权是有关人类生存最重要的权利，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劳动力大量过剩，因此今后工作机会的争夺是残酷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全民来进行讨论。那一天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做报告，有一学生提问：广东一些地方靠内地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现在又限制这些劳动力，排斥这些简单劳动力，这与当年美国的做法有什么两样？用华工开发了西部，开发完后又一脚将华工踢开。这一问题提得好尖锐，真使我无言以对。
用工问题的确处处存在，不仅在国际国内，甚至在一个企业里到处都可以发现工作权问题。请仔细理解联合国公约的这句话：“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要做到“人人应有机会自由选择工作”实际上是很难的。不要说计划经济时期了，就是在今天，要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也要费尽心机。许多家长为了孩子就业找好工作，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递红包。尽管如此，能达到心愿的也不多。
我在年轻时代深深尝受过不能自由选择工作的苦恼。例如，我们文革中那几届学生到了1968年被统统剥夺了继续学习的权利，被统统分配到农村、工厂或农场。1968年那年我才16岁，还未到法定的工作年龄，身板骨也不结实，不适合干沉重的体力劳动。尽管这样我还是被分到济南456厂工作。这是当时五机部的一个下属企业，主要是制造矿用硝胺炸药和TNT炸药。厂里最苦最累的活就是装药车间，我偏偏就被分配到这一车间。这个车间不仅累，而且有毒。说累是指它的工作量，一上班就坐在装药机前一管接一管的装药。搞过爆破的人都见过那种管状硝胺炸药，这种炸药我一天装过大约上万根，曾创造过车间的最高记录。那工作状态就和卓别林电影中的一个角色一样，整天机械地拧螺丝，最后整个身体动作都成了一种机械地拧动状态。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单一职业对人的“异化”。刚进厂的那一年我才16岁，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是一个身体十分单薄的中学生。
这个车间令人最不愿干的还有另一原因，那就是有毒。硝胺炸药中掺有TNT，TNT这种东西通过呼吸、食道和皮肤进入人体后，能破坏人的肌体，导致贫血和肝炎等病症。所以，我们上班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更衣室换衣服，把平常穿的衣服从里到外统统扒光，换上一套完全在车间里穿的衣服。然后再戴上帽子和厚厚的大口罩，将领口、袖口、裤口都统统扎严实。因为硝胺炸药是用粉碎了的药面做成的，车间里整天弥漫的是炸药的粉尘。工人们所穿的工作服就是为了挡住药面粉尘进入人体。但要想阻挡粉尘不进入人体是不可能的。口罩再厚也有粉面被呼进肺中。衣服再厚，也有粉尘侵入。特别是到了夏天，不管天气多热，都要被衣服包裹得严严的。一出汗，粉面都沾到了衣服上，顺着汗水向皮肤里渗透。所以，工人们抵挡毒害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下班后回宿舍喝茶涮肠子，到食堂吃大肉强壮身体。当时我们那个车间每个工人每个月的保健费是9。5元，这可是一笔不少的数目啊。在那个年代一月伙食费也不过十元八元的。尽管如此，这个厂的老工人多患肝炎等病。肝炎是厂里最常见的现象。幸亏我只干了三年就离开了这个车间，如果时间长了真不知自己的身体会怎么样。
现在回想起这些经历，使我感到十几年的工农兵生活对自己获益匪浅。最起码使我体验了社会上各种苦脏累毒的工作，知道了社会上工人农民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记得在工厂那个期间整天羡慕的就是那些车工、钳工和电工的工作，人家不用接触TNT，不用整天戴大口罩，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所以，现在我到一些工厂参观，用我年轻时的眼光看，感到这些工人真是过着天堂一样的日子。
后来好不容易通过当兵入伍离开了工厂。几年野战步兵生活后，我利用父亲到青岛工作的机会复员到了青岛。当时最大的愿望是不回456厂，一想起那段生活就不寒而栗。就是因为有着456厂那么一段生活，以致在我后来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某种恐惧，这种心理经常在梦中反映出来，动不动就梦到又要复员回工厂，一梦到回厂就是一阵痛楚。这种痛苦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后，还时时在梦中萦绕。
但是，从部队复员到青岛后是否能获得喜欢的工作呢？也不能。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个人完全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利。复员军人就是等劳动局的分配。分到哪，就到哪。结果我被分到了青岛邮电局到火车上搞邮件分理和押运。这是一趟新开的线路，从青岛到西宁，来回在车上要五六天。当时青岛家中只有我一个孩子，如果出发时间长了，父亲没人照顾。于是就要求换工作，这愿望总算达到了，但被分到大窑沟营业所去当营业员。这是个女同志干的工作，对于我这个刚从部队里滚爬摸打下来的大青年来说实在不相符。但也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干。回想起来，整个青年时期，在工作上没有几个顺心的地方。
后来考到了复旦大学，谈起这些经历，一个到北大荒插队呆过八年的上海同学朱晓农嘲笑我说，你够幸运的了，你受那点苦算什么。在他的意识里，好象呆在工厂里就比下乡好得多。但对于我这个从小就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初中毕业时我宁肯回家乡种地，也不愿去那个工厂接受那样的工作。当然我的经历仅仅是一般中国人的经历，比起当时社会上那些受迫害受歧视的人来说又是一回事了。
那是一个漂亮姑娘的故事，她是我在山师初中班上的一个女生，是我们小组的学习组长，负责收作业本之类的事。记得每次她到我面前收作业本时，都象一支绽开的花朵，冲着我笑嘻嘻的，或许她是在笑我这个从农村转来的调皮孩子。她那种清秀美丽、亲切可爱给我留下了终生的记忆。我们两家住在省教育厅同一个宿舍大院里，父母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尽管这样彼此也很少说话来往。文革爆发后，她的父亲受到批斗，还没到初中毕业，她的全家就被遣返回了老家惠民农村。从此再也没看到这个姑娘的身影。
毕业后好多年我一直在思索这个姑娘的去向。她回到家乡后会变成什么样？是不是会嫁给一个农民？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农村妇女？这个疑问一直到30多年后才解开。那是我1998年回济南过春节的一个同学聚会，在闲谈中，我谈起对这位女同学的追忆。这时，大家似乎和我一样陷入了一种悲惜的心情。是啊，毕业30多年了，大多数同学都获得了联系，只有这个同学不知去向。这是一个被命运粉碎了的美丽，大家的关心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我。于是，奇迹发生了。几天以后，一位男同学便打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了她，在东营的胜利油田。后来我们通了电话。她的确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下乡那年才不足15岁。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女孩，猛然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人最难经受的就是这种生活反差。可以想象当时她心灵上忍受和经受的痛苦。不过好在后来被招了工，进了923厂，后来又与一位也是山师附中毕业的同学结了婚。听到这些，我心中宽慰了，30多年的悬念消失了。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不能自由选择工作、没有工作权对人的危害是多大。如果说中国社会今天进步了，发展了，我认为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人民获得较大的择业自由。我并不认为物质条件方面的改善是主要的进步。人性上的进步才是真正的进步。符合人性，给人心灵上的愉快比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
＇4＇，组织权和结社权。
第八条提到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的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加国际工会组织。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作，不受除法律所规定及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何限制。工会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军队、警察或国家行政机关成员都可行使这些权利。
这一条的内容实际上是讲结社权。这一权利对公民有什么作用？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今年春天4月初在山东烟台搞调查时碰到的一个农民。他已经在烟台市干厨师多年，但今年春节过后一直在家闲着。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干活？回答是光白干不给钱。活有的是，到哪儿都能找着活，但就是不给钱。一个月干完说下月发钱，三个月干完说半年再开钱。半年过去还没钱。有的干了一年也没挣着钱。这种情况使打工仔全都变怕了。特别是那些工地上的民工，干上三天不给钱马上就走人。
烟台晚报社在今年春节过后还发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一个东北来的小伙子，在工地上干了一年后，居然只拿到几十元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为了回东北老家过年，这个小伙子沿着铁路往回走，饿了就沿途要饭，晚上睡在桥洞涵洞里。最后走的鞋都磨破了，露出了脚指头。后来有好心人送给他一件棉大衣，报纸上还登出了他穿着大衣照的照片。
听到他的叙述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如今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到这个程度，赤裸裸地剥削雇工！按这位农民的话说就是人心变坏了。不克扣工钱，饭店老板怎么能赚着钱。去年打工的那家饭店至今欠着他700元钱，就是要不回来。
中国是个正在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国家，是个经济正在转型的国家。随着个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多，赖帐、克扣工资的现象将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呆在高层的学者们往往对变化着的社会太不了解，还在一腔情愿地想着社会问题。实际上上层建筑这种状态已经很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
由此使我感到工会这种社团组织的重要性。雇主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地盘剥工人，主要是因为雇工是弱者，无依无靠的弱者。有的雇工给老板白干了一年活，到头被一顿臭打赶出了店门。有些老板手下有一批打手，象浙江温岭的张畏黑社会集团，就是这样靠打手来对付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