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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自战国之后出现了“七雄剩一暴”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了酷烈的集权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先前缺乏对人性和个人的研究。人性、人权和人本思想在尧舜禹时期就被“大公”思想所淹没。中国缺少一个古希腊人性反刍的时期。因此，当公德衰落，统治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极度泛滥起来之时，个人的力量也极其微弱，小民百姓只有一任宰割。自秦始皇之后，中国真正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帝王攫取了天下所有的财富。任何一个统治者，一旦登上王位都要攫取天下资产。看看北京城里的故宫，便可以看出“家天下”的影子。历史上社会中不平等的待遇是怎样形成的？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武力镇压形成的，说到底，是由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自私形成的。
世界某些国家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印度的阿育王通过残酷的屠杀和统治，奠定了3000多年严酷的种性等级制度，中国的秦始皇奠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集权专制统治制度。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极大的参照性和延续性。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走了这样一条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道路，以致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在沉重而庞大的历史包袱压抑之下，迟迟难以进入现代民主法治文明。更主要的是，不打破封建极权专制，人民就得不到他们应有的权利。中国直到今天都在为恢复民权而努力，可见这一专制传统是多么难以摆脱。
由于不平等的待遇往往是在强权下形成的，因此，反抗不平等待遇便也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一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反抗不平等待遇的突出表现。当然他的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一旦我胜利了，那就是让我来当皇帝。人类社会稍稍发达了一点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原始共产主义那种和睦情景。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特权和不平等待遇的历史，又是一部反特权、追求平等待遇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是追求特权，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只有获得特权，才能多吃多占。人类的贪欲就是这样。如果都反特权，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平社会。回顾历史，几千年来，恶劣的人性导致了社会必须在一种以恶制恶的模式下运行。当善战胜不了恶，人民便要屈服在强权之下，顺应强权政治。同时，维护强权政治秩序的伦理学说便应运而生。
孔子便是这种学说的代表。孔子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人格卑劣的一个。随便抓出一个当时的学问家，例如墨子，老子，荀人，庄子，人格都要比他高尚。但就是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却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最被统治者青睐。因此，后来孔子的地位被抬得最高。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汉武帝一个“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便奠定了中国人民几百年来的政治待遇。中国人民的人性尊严和人格尊严，经秦始皇的一场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被彻底泯没。没有脊柱的中国人只能匍匐在封建帝王面前过了几千年。
但我不是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中国人民高尚人格的光辉一面在历史上时时闪耀着。几千年间，人民没有一刻停止过为争取平等人格而斗争。近代诞生的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种高尚人格的代表。他们为了使穷苦人民摆脱屈辱的人格待遇，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建立新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以等级制为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的沉重打击和批判，是追求人类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人性有善有恶，恶的一面有自私、贪婪、暴戾、独裁、专制。封建制度恰恰代表了人性恶的这一面。如果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终原因要从人的自私本性中去寻找。人类这种动物总是追求无限地扩张和占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具有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待遇。因此，不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实际上在漫长的几千里，人类一直是在追求不平等。谁通过暴力和智力夺取了政权，谁就享受特权和不平等待遇。反抗不平等者最后的走向都是达到不平等。历史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推倒一个不平等者，换上另一个不平等者。直到今天这种循环还在世界上那些非民主国家发生着。
由此我们对人类待遇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种待遇？说到底是人性扩张的表现。认真观察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追求时空占有的最大化，并且这种占有是无止境的。人类的权力欲壑难以满足，财富和精神欲壑也难以满足。权力再大的人也不会停止对权力的扩张。这种对时空的占有不仅表现在权力和财富上，还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统治者的思想往往是主导思想，统治所表现的内容更多的是在精神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对人精神空间的统治和控制。人们著书立说也是对人精神控制和影响的表现。所以人这种动物，对外界占有的扩张性很强。直到近代，人性这种恶行扩张本能和无限占有欲望才遭到了分析批判，人类的权力和权利占有和扩张欲望才遭到了遏制，并趋于理性化。这一贡献首先来自17世纪荷兰的学者雨果·格老秀斯，他说：“任何事物如对理性的人类所成立的社会本性有所冲突的，都是不公道的。例如，仅为着自身的利益而剥夺他人的东西，便和自然法相冲突。”＇浦祖兴《西方政治学说史》第181页，＇
人们通常都将格老秀斯的理论作为法哲学新纪元开始的标志。在这一世纪，西方政治学说完成了从与神学相结合的状况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过程。为此做出贡献的有后来的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格老秀斯继承了古希腊学者的研究传统，从人性出发，发掘出人的理性之光。人性虽然有善有恶，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种理性就是遵从自然法则，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是绝对真理，甚至神本身也不能将其更改。理性是人人都具有的天赋能力，即使没有上帝，也能依据自己的理性行事。从格老秀斯之后，西方的政治学思想从神权至上开始向法学至上转变，法即人的最高理性，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上帝这个神的地位，更超过了世俗帝王的地位。在这些学者的理念中，人是具有自然赋予的天赋权利的，人的权利不能被随便剥夺。后来孟德斯鸠发现了分权理论，从此现代政治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民主政治油然而生。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仍然匍匐在人治和神权的统治之下。明末出现了程朱理学，但朱熹的理学权威始终没有超过皇帝的神学权威。特别是中国的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性相割裂，动不动就存天理灭人欲，这就使程朱理学不可能成为推动欧洲社会在近代发生巨大变革的欧洲启蒙主义。
综观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政权和社会更替的内容一直是一种力量的变换，即统治者权力的更换，而非“法”和“权利”的变换，或说公与私的变换。提升中国人的国民待遇依然任重道远。打破封建传统观念的任务只能靠输入外部文化来进行。
4，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与待遇
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封建等级结构日臻完善和成熟，可以说由此形成的封建待遇五花八门。由于史书大量记载的多是帝王将相，所以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国民待遇很难考察。孔子的“过泰山侧”，便反映了春秋时期劳动人民的国民待遇。“苛政猛与虎”，孔子的一声哀叹，反映了几千年里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这几首诗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国民待遇。
在统治阶级另一方面，生活待遇却是另一种情况。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张“明代官员俸禄表”，内容如下：
明代官员俸禄表
品级 月俸米（石） 年薪米（石） 折合今升数 国子监官类属
正一品 87 1，044 112，094．28
从一品 74 888 95，344．56
正二品 61 732 78，594．84
从二品 48 576 61，845．12
正三品 35 420 45，095．40
从三品 26 312 33，499．44
正四品 24 288 30，922．56
从四品 21 252 27，057．24 祭酒
正五品 16 192 20，615．04
从五品 14 168 18，038．16
正六品 10 120 12，884．40 司业
从六品 8 96 10，307．52
正七品 7．5 90 9，663．30
从七品 7 84 9，019．08
正八品 6．5 78 8，374．86 监丞
从八品 6 72 7，730．64 典簿、博士
正九品 5．5 66 7，086．42 学正
从九品 5 60 6，442．20 学录、典籍
备注： 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明代的一升，据近人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推算，相当于今天的1。0737市升。＇摘自“明清皇朝”网，＇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计算明代官员的经济待遇。一个正一品官员每年收入1044石粮食，折合今天的22。5万斤。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每亩200斤产量计算，需1250亩土地才能供应一个正一品官员。若按15％的税收来计算，22。5万斤粮食需要通过7500亩地的税收来完成。以每个农民种3亩地的生产水平计算，需要将近2500个农民来完成这一任务。这还不算此官员其他的收入，估计受贿收入比他的俸禄要高得多。要是把他通过受贿得到的收入总括起来计算，一个正一品官员的经济收入至少在50万斤粮食以上，高的要达到100万斤也是有可能的。这就大约需要50001000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如此高的收入，加上长年积累以及资本增殖，明清两代大官员家中的财富往往富可敌国。清代扳倒一个和申，抄家所得达到几千万两银子，相当于当时的国库水平。
再看最小的七品芝麻官。一年84石粮食，折合今天的18000斤。每月按30斤的定量计算，18000斤粮食够600个人吃一个月，够50个人吃一年。也就是说一个县官家里，至少可以养活得起四五十人。所以，当时的县太爷家中都有丫鬟仆人保镖多人。这与前些日子电视台上所放的清官余成龙的家庭状况绝然不同。余成龙的官职最后达到四品，年收入要比七品多得多了。象电影中所描写的那样清贫和冷寂是不可能的。尽管清代的官员收入可能比明代要少。
总之，人类社会的生态圈和食物链实际上与动物和生物界一样，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层一层地吃下去，直到维持这个生态平衡为止。一旦这个食物链断列，社会便要爆发动乱。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生态结构，居于最高地位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限的资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天下财产都由皇帝说了算。有一天我站在北京景山公园山上的亭子上，望着下方故宫紫禁城那一片琉璃瓦宫殿屋顶，看着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若大的一片山水，望着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南海那一大片园林，心中不仅感叹：皇帝一家居然占领了这么大的一片地方。拥有如此巨大的资产。这是什么制度，把皇帝与平民拉开这么大的距离？要说从本质上皇帝与平民同样都是人，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有如此大的差别那？是谁设计了这么一种制度？人民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跪倒、匍匐在封建帝王的脚下？从现代人角度看，这种现象真是不可思议。
但尽管我们对这种封建社会生态结构深恶痛绝，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生存当中毕竟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并且至今仍在选择甚至继续下去。你愤懑也好，看不惯也好，这种方式始终在继续。这就是巨大的社会惯性。最难改变的就是人民几千形成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在思想观念都没改变的时候，行为方式更难改变。
在这样一个生态社会里，皇帝以下，论资排辈，论功行赏。于是一个阶梯式的等级社会就出现了。记得大学毕业后那几年看《清史稿》，当看到清代官员的品级和职务表时＇见附表＇，一下子就理解了为什么在我国解放后仍然实行等级制。原来这个级别就是来自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