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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警觉。”我叮咛欧森。“要强，要狠。”
它唤了一声，仿佛已经对自己的任务完全了解。或许它真的能听懂我的话，不管巴比。海洛威和那些为理性主义把关的人士怎么说。
厨房的窗户和半透明的窗帘内透着微微跳动的烛光。门上装饰着四片玻璃，我在其中一片玻璃上轻轻地敲了几下。
安琪拉。费里曼拉开窗帘一角，她眼神慌张地迅速看我一眼，然后往骑楼两旁检视了一下，确定我是一个人前来。她像是做什么坏事似的神秘兮兮地将我带入屋内，随即将门锁上。她不停地调整窗帘直到她放心的相信没有人能从任何空隙偷窥我们为止。
虽然厨房里相当暖和，安琪拉除了运动服之外还套了一件羊毛衣。这件粉针钩的毛衣大概是她死去的丈夫留下的；毛衣的长度拖到膝盖，肩膀的接缝垂到手叶上方，卷了又卷的袖口厚厚的一圈就像是铁手铐一样。一身厚重的衣服使得安琪拉看起来比平常更加瘦小。她显然觉得很冷，她看起来简直毫无血色，而且还不停发抖。
她给我一个拥抱，一如往常有力、充满骨感和坚定的拥抱，虽然我可以感觉出她不寻常的疲惫。
她在磨得光亮的松木餐桌旁坐下，并邀请我在她对面的座位坐下。
我把帽子摘下，考虑想把夹克也一并脱去，厨房里实在太暖和
了。可是，手枪还放在我的口袋里，我担心脱袖子的时候手枪会不慎掉落地面或撞到椅子。我不想让安琪拉受到惊吓，她看到枪一定会吓得半死。
餐桌的中央有三个许愿蜡烛，分别盛装在红宝石色的玻璃烛台里。红色动脉似的红光爬过光滑的松木桌面。桌上还放了瓶杏桃白兰地酒。安琪拉递给我一只酒杯，我斟了半杯。
她的酒杯则满得几乎要溢了出来。而且那已经不是她的第一杯。
她双手捧着酒杯，像是从中取暖似的。当她将酒杯举到唇边时，看起来显得格外娇弱。虽然她有些憔悴，若说她只有三十五岁（比她实际年龄少十五岁），人家也会相信。尤其在这个时刻，她几乎就像个孩子似的。
“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护士。”
“而你现在就是最好的护上。”我诚恳地说。
她舔去唇上的杏桃白兰地，茫然地望着她的酒杯。“那时我的母亲罹患风湿性关节炎，她的病情恶化得异常快速，太快了。在我六岁的时候，她已经必须仰赖腿架和拐杖才能行动。我才过了十二岁生日不久，她便开始卧病不起。到我十六岁的时候，她就过世了。”
我想不出任何有意义或有帮助的话安慰她，没有人想得出来。
任何言谈，不论再怎么诚恳，在这个时候说出来，都只会流于虚伪，就像醋不管怎么喝都是酸的一般。
可以确定的是，她的确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但是她需要时间把要讲的话一行一列整顿好，再让它们像分裂式的队伍一样穿过餐桌行送到我面前，不管她要告诉我的是什么事，这件事一定令她感到十分害怕。她的恐惧写在脸上，颤抖的身子骨和惨白的脸已经表露无遗。
她慢慢地试图引入主题，她说：“当我母亲卧病在床行动不便的时候，我最喜欢替她拿东西。一杯冰茶，一个三明治，她的药，即使只是替她在椅了上放个枕头都好，我很乐意替她做任何事情。后来，我开始帮她拿便盆。到最后当她大小便失禁的时候，我帮她拿干净的床单。我一点也不介意。每当我拿东西给她的时候，她总是对我微笑，用她肿胀的手梳整我的头发。我无法治好她的病，无法让她再度能跑能跳，也无法减轻她的痛苦或恐惧，但是我可以陪伴她，让她觉得舒适一些，并随时看察她的病情——对我来说，做那些事比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来得有意义。”
杏桃白兰地实在甜得称不上是白兰地，不过没有我想像中的甜，而且其实很烈。但是，不管喝下多少都无法让我忘记我的父母，也无法让安琪拉忘却她的母亲。
“我从小到大只想当护士。”她又重复说了次。“有很长的一段岁月，它的确是令人满意的工作，但是它也有恐怖和悲伤的一面，尤其是当我们失去病人的时候。但大多数的时间，这都算是一份相当有代价的工作。”当她从白兰地抬起头时，她的眼睛就像被某件事的回忆掀开似的睁得斗大。“天哪，当你得盲肠炎的时候，我简直吓得半死。我还以为我会这样失去我的小克里斯。”
“我那时已经十九岁，不小喽。”
“亲爱的，从你牙牙学语开始，我就一直是你的专任护土。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是个孩子。”
我露出微笑地说：“我爱你，安琪拉。”
有时候我忘记自己表达感情太过直接，可能会不小心把人吓到——现在就是——让听者出乎我意料之外地激动。
她的眼睛蒙上一层泪水，为了压抑着不让泪流下，她先是紧咬双唇，然后伸手寻求白兰地的慰藉。
九年前，我不小。已得了盲肠炎，就跟不少案例一样，等到病情发作时已经演变成急性盲肠炎。那天吃完早餐之后，我只是觉得有些消化不良，到了午餐之前，我忽然开始呕吐；脸色发红，全身盗汗，剧烈的胃绞痛让我整个人像被丢入热油锅中的虾子一样蜷缩起来。
由于仁爱医院准备特殊手术的时间严重延误，害我差点送命。
外科医生当然不赞成在黑暗或微亮的手术房里将我的腹腔切开动手术。但是暴露在手术台的强光下，我身上任何一寸没有被保护的皮肤肯定会因此导致严重灼伤，导致黑色素沉淀，并且妨碍伤口的复原。他们将手术切口以下的身体部位全部遮盖——从鼠蹊部到脚趾——用的是三层棉质床单，并用别针固定，以免手术当中不慎滑落，这算最是简单的部份。要遮盖我的头和上半身还得用额外的床单，他们必须同时保护我不让我受到光害，还得不时让麻醉医师拿笔灯伸到床单底下量我的血压和体温，调整麻醉面罩的位置，并检查连接心电图的电子感测器是否都确实地服贴在我的胸膛和手腕上，以便持续监控我的心跳。他们正常的手续是用一块布将整个腹部盖起来，只留下一个洞口让开刀部位的皮肤暴露在外面，但在我这个案例，这个长方形的洞口必须尽可能减低到很小的一条缝。他们将用来撑开切口的牵引器准备好，并且在洞口附近暴露的肚皮贴上保护胶带，一直贴到预定的手术切口旁边，一切就绪之后他们才敢在我身上开刀。我的肠子不管医生们要它曝晒多少的强光都无所谓，可是等他们手术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的盲肠已经破裂。虽然他们做了很仔细的清洁消毒工作，依然引发后继性的腹膜炎；接着演变成溃疡和败血性的休克，两天之后我再度被推进手术房。
当我从败血性的休克恢复并脱离生命危险之后，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我一直以为这一场病可能会引发XP症的一些神经并发症。
这些症状通常发生在灼伤或长时间接受光线曝晒之后——有时候发生的原因不明——不过由严重的身体创伤或休克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常见的症状包括头部或手部的颤抖，听力丧失，口齿不情，甚至智力障碍。这种神经性失调是渐进式、永久性的伤害，我心里有数自己随时会出现初期症状，结果没想到什么症状也没有。
伟大的诗人威廉。狄思。豪威尔（William Dean Howeds ）曾说死亡就沉在每个人的杯底。显然我的杯底还沉着一些甜茶。还有杏桃白兰地。
安琪拉啜了一大口，她继续说：“我从头到尾只想好好当个护土，可是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她希望我反问她，于是我顺口问：“你的意思是……”
她凝望着红玻璃烛杯中的火焰，神情黯然地回答：“护士的工作是救人活命，而我现在却成为死神的助手。”
我不太理解她话里的含意，但我耐心地等她自己解释。
“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她说。
“不，我相信你没有。”
“我看见别人做出不可原谅的事，可是我没有勇气阻止他们，知情不报罪过是一样的。”
“就算你尝试阻止他们，你觉得你阻止得了吗？”
她沉思了一会儿。
“阻止也没有用。”她回答，仍是愁容满面。
“没有人能将所有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但是最好有人能红得起。”
我尽量给她时间。白兰地相当的不错。
她说：“假如我要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你，就必须趁现在，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快要变了。”
“变？”
“我可以感觉得到，我不知道自己一个月或半年之后会变成什么人，但是我知道那将是我不喜欢的样子，想到就令我感到害怕。”
“我不明白。”
“我知道。”
“我可以帮上什么忙吗？”
“没有人可以帮得上忙，你不能，我也不能，哪怕连上帝也束手无策。”她的眼神从烛光转移到酒杯里金黄色的液体上，她用微弱但坚定的语气说：“我们把事情搞砸了，克里斯，这次闯下的祸比我们从前
犯过的错都还要严重。为了自尊、好胜、嫉妒……我们完蛋了，全部完蛋。噢，老天，我们完了，现在回头也来不及了，已经铸下的大错完全没有挽救的余地。“
虽然她的口齿十分清晰，可是我不禁要怀疑她是不是之前不只喝了一杯白兰地。我试着息事宁人地猜想她一定是酒后夸张失言，把她察觉到的灾难从短暂的小风暴说得跟飓风一样严重。
然而，她的一番话倒是很成功地与厨房内的暖气和酒精的热度达成抗衡，我已经不想脱外套了。
“我无法阻止他们。”她说。“但是我可以停止替他们守密，克里斯，你有权利知道你的父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即使知道真相的后果只有更痛苦。就算没有这件事你这一生也已经够苦了。”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一生有多痛苦，说它与众不同倒恰当些。若是我把精力都发泄在愤怒上，或把所有的夜晚都虚耗在渴望当正常人的梦想上，那么我这一生铁定要像花岗岩一样硬得让人难以消受，逼得自己最后只有撞墙自杀。然而，藉着欣赏自己的不同点，并将自己的特质发扬光大，我这一生并不比大多数人难过，恐怕还比有些人容易些。
我这些想法一句也没跟安琪拉说。如果她向我透露真相的动机是出于对我的怜悯，那么我更应该登上饱受苦难的面具，将自己塑造成纯粹的悲剧角色。我可以装成马克白，我可以是发疯的李尔王，我也可以是魔鬼终结者里的阿诺史瓦辛格，注定一生多灾多难。
“你有这么多的朋友……但是你也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敌人，”安琪拉继续说道：“他们都是危险的坏蛋，而且。当中有些人很怪异……
他们也变了。“
她又用那个字眼，变。
我忍不住抓抓颈背，才发现脖子上根本没有蜘蛛在爬。
她接着又说：“加果你还有机会……尽管只是一丝机会，你就必须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应该如何告诉你，我想我应该从那只猴子开始说起。”
“猴子？”我重复她的话，心想我一定听错了。
“猴子。”她郑重地重申。
在那个情况下，这个字眼听起来有说不出的滑稽，我忍不住又开始怀疑安琪拉的神智是否清醒。
最后当她从酒杯抬起头的时候，她的眼睛就像一片荒芜的池塘，将我自小到大心目中充满朝气的安琪技。费里曼整个淹没。我正对着她的双眼，那黯淡晦涩的眼神，不禁让我颈背紧绷，我再也不觉得“猴子”这个字眼有什么可笑之处。
“事情发生在四年前的耶诞夜，”她说。“时间大约是日落后一个小时，当时我正在厨房里烤饼干，两个烤箱同时烤，一个烤巧克力碎片饼干，另一个烤核桃燕麦饼干。收音机正开着，某位类似强尼。麦锡斯（Jonny Mithis）的歌手正在引吭高唱‘银色铃档’。”
我闭上眼睛试着想像那个耶诞夜厨房里的情景——其实也是藉此机会避开安琪拉的眼神。
她接着说：“罗德随时都会到家。接下来的整个耶诞节周末，我们两个人都不用上班。”
罗德是她的死去的丈夫。三年半多以前，也就是安琪技描述的那个圣诞夜过后的六个月，罗德在这栋房子的车库举枪自尽。他的朋友和邻居们无不大为震惊，安琪拉更是受了极大的打击。罗德是个性格外向，具有相当幽默感，人缘颇佳，很少愁眉苦脸的人，实在没有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