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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微微点点头。
“你知道他尸体在哪儿吗？”
他又点了点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年以前。”
我记录时手忍不住发抖。
他凑近我，小声道：“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妻子在宾州州立大学读书时的男友。”
“说下去。”我要求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心中一点没有把握。
“他们尾随我。”
“谁？”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四年来一直在跟踪我。”
“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能为我了结此事，我已厌倦了这种被跟踪的生活。”
我略作沉吟，这时莫迪凯刚与一个人谈完，正叫下一个，佩勒姆仔细观察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需要一些有关资料，”我对他说，“你知道那个特工的名字吗？”
“是的。我知道他生于何时何地。”
“也知道他死于何时何地？”
“对。”
他身边没带任何文字材料。
“为什么不到我的办公室去？带着材料来，我们在那儿谈。”
“让我想想。”他边说边看他的手表。他解释说他在教堂里业余兼职当门房，他快迟到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就走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当贫民律师的一项重要本领就是要善于倾听。我的许多当事人只是需要倾诉。他们在生活中都饱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现在有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为什么不对着他们一吐为快呢？莫迪凯很善于巧妙地抓住当事人叙述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再做取舍；而我则为这些人竟然穷到如此地步感到震惊。
我还明白一件案子最好立时解决，不要拖泥带水。我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有关食物配给券、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卡，甚至还有驾驶执照的申请。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填写一张表格。
一上午我们接待了二十六名当事人，离开时我们都精疲力竭。
“我们走走吧。”我们出来后莫迪凯对我说。天空湛蓝，微风清爽。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憋了三个小时后，走到户外，精神不禁为之一振。街对面是美国税务法庭，一座标致的摩登大厦。事实上，“创建非暴力社区”周围最近已矗立起不少更漂亮的建筑物，我们在第二大街和D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打量着避难所。
“租约四年到期，”莫迪凯道，“房产商们正虎视眈眈。新的避难所准备建在两个街区以外。”
“又要发生争执了。”
“那将是一场战争。”
我们穿过街道，向国会山方向信步而去。
“那个白人跟你谈些什么？”莫迪凯问。
佩勒姆是我接待的唯一的白人，“真奇怪，”我不知从何说起，“他过去是宾州的一名医生。”
“又是谁在跟踪他？”
“什么？”
“又是谁在跟踪他？”
“联邦调查局。”
“很好，上次是中央情报局。”
我停住脚，莫迪凯没停。“你以前接待过他？”
“是，他是个谎话精。他名叫彼得什么的。”
“保罗·佩勒姆。”
“名字也变啦，”他转过头来，“他有没有给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说不出话来，站在那里，目送着他走远。他双手插在军用雨衣兜里，双肩因为剧烈的大笑而不停地抖动。
第二十一章
当我鼓足勇气向莫迪凯请假，说我下午需要出去，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告诉我，我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没人监督我的工作时问。如果我要请假，尽管去好了。我急忙离开办公室，只有索菲亚好像注意到我的离去。
我花了一个小时与保险理赔人接洽。我的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我的公司补偿我两万一千四百八十美元，余额由豹牌汽车公司承担。我欠银行一万六千美元，所以我离开时得到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另外还有一些零钱。这笔钱足够买一辆与我现在的身份——穷人的代理律师——相称的车，我也不用担心它失窃。
另一个小时浪费在我私人医生的接待室里，作为一个手持大哥大，有许多当事人的忙碌的律师，我却不得不呆坐在闷热的接待室里干熬，翻翻杂志，耳听着时钟的嘀嗒声。
一名护士让我剥得全身只剩一条内裤。我坐在一张冰凉的桌子上接受了二十分钟的检查，身上擦伤的地方已经瘀血。大夫在我身上指指戳戳，使我疼痛难忍，然后告诉我两周内我会康复。
准四点我来到克莱尔律师的办公室，一位表情严肃着装像男人的女职员接待了我，喧闹声回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种声音里都充斥着雌性的气味：接电话女孩的粗鲁的沙哑的嗓音，扬声器里飘出的乡村女歌手的低沉的歌声，间或从大厅传来的尖叫声，房间的色彩清淡：淡紫、粉红、浅灰。咖啡桌上的杂志好像在声明：我们探讨的是严肃的女性问题，没有花边新闻，也没有蜚短流长；它们只供来客瞻仰，而不是让人阅读的。
杰奎琳·休姆先是通过赶走几名刚愎自用的医生而大赚一笔，随后又告倒几名进行性骚扰的参议员而建立了勇猛刚直的名声。华盛顿特区收入较高婚姻不幸的男人听到她的名字无不蹙眉，我只想早点在文件上签名，然后走人。
事与愿违，我被迫等了三十分钟。当她的助手领我进入大厅的办公室时，我差点发作。她递给我分居协议，我第一次面对现实。文件的题头是：克莱尔·艾迪生·布罗克对迈克尔·尼尔森·布罗克。
法律规定我们分居六个月后才能离婚。我仔细阅读了协议，签上名，然后就离开了。到感恩节的时候，我就能合法地回复到单身的状态。
我下午的第四站是德雷克和斯威尼大厦的停车场，五点正波利带着两个贮物箱在那里与我会面，箱子里装着我办公室里的遗留物品，她很客气，动作麻利，但紧闭双唇，自然是行色匆匆。他们很可能在窃听她。
我向前走了几个街区，在一处繁华地段停下来。我斜靠一幢大楼，拨通了巴利·纳佐的电话。他和往常一样正在开会。我报了我的名字，并说有急事，三十秒之内，巴利接了电话。
“我们能谈谈吗？”我问。我猜有人在录音。
“行。”
“我就在大街上，在K街康乃狄格广场。我们喝杯咖啡吧。”
“一小时内我会赶到。”
“不行，就现在，要不拉倒。”我不想让他们有时间耍花样，也来不及窃听。
“那么，嗯，好吧，就现在。”
“我在宾格勒咖啡店等你。”
“我知道那家咖啡店。”
“我等你，一个人来。”
“你电影看得太多了，迈克。”
十分钟后，我们坐在那家拥挤的小店的窗前，手端咖啡，注视着窗外广场上来来往往的行人。
“为什么搜查我的公寓？”我问。
“为了那份档案，你拿了它，我们想要回，很简单。”
“你们不会找到它，快停止那该死的搜查吧。”
“你现在住哪儿？”
我嘴中含糊带过，故作高深地笑了起来，“按照惯例，搜查之后就要拿人，”我说，“这次也会这样吗？”
“我无权奉告。”
“谢谢你，伙计。”
“听着，迈克尔，我先假定你不对，你拿了不属于你的东西，那是偷窃，再明白不过了，你这样做就是与公司为敌，我作为你的朋友，仍在这家公司工作，当你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你不能指望我帮你。这局面是你造成的，而不是我。”
“布雷登·钱斯没有全部讲实话，这家伙很卑鄙，犯了错还狂傲自大，现在他想藏起他的狐狸尾巴，他让你相信这只是一件简单的文件失窃案，只要追着我就万无一失。但这份文件会让公司抬不起头来。”
“你的意思是？”
“停止动作，别做傻事。”
“就像逮捕你？”
“对，这是首要条件，我一直在小心提防，这可不是玩的。”
“你不该偷窃。”
“我并没打算偷，你说对吗？我只是借用一下。我想拷贝一下再还回，但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做。”
“这么说你终于承认文件在你手里？”
“是的，但我也可以否认。”
“你在玩游戏，迈克尔，但这不是游戏，你会害了你自己。”
“如果你们停止动作就不会，就现在，让我们休战一个星期。不要再搜查，也不要让逮捕之类的事发生。”
“行，不过这么做公司有什么好处呢？”
“我不会公布文件使公司难堪。”
巴利摇摇头，喝了一大口热咖啡，“我无权与你订约，我的职位太低。”
“是阿瑟发号施令吗？”
“当然。”
“告诉阿瑟我只跟你谈判。”
“你真是想当然，迈克尔。你以为公司要与你谈判，坦率地说，他们不想。他们对文件被盗，以及你拒不归还大光其火。你不能怪他们。”
“让他们小心，巴利。这份文件足可以上头版头条，记者们会闻风而动，跟踪报道，如果我被捕，我将把文件捅给《华盛顿邮报》。”
“你疯了。”
“也许吧。钱斯有一个名叫赫克托·帕尔马的帮办，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你没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从来没说我是他们圈子中的人。”
“有关这份文件，帕尔马知道得太多了。昨天起，他没去他原来的办公室上班。我不知他如今藏身何处，但我有兴趣找到他。问问阿瑟。”
“把文件还回吧，迈克尔。我不知你拿它何用，但它在法庭上是无效的。”
我端起咖啡，站起身来，“休战一星期，”说完我转身离开，“让阿瑟把你纳入他们的圈子。”
“阿瑟不会听命于你。”他打断我。
我飞速离开，冲过人行道上的人群，故意跑向杜邦广场，急于甩掉巴利和他们派来监视我的人。
按照电话号码簿上的提示，帕尔马住在华府郊区贝塞斯达的一幢公寓楼里。我并不急于赶去，同时也需要时间考虑，我沿着环城公路开车，一路上尽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
我给自己估算了一下，一周内被逮捕的可能性是对半开，公司别无选择，只得盯紧我，如果布雷登·钱斯对阿瑟和公司的高层人士真的隐藏了真相，那么他不得不走强硬路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偷了文件，而这足以使地方法官签署逮捕令。
那位“先生”的插曲已使公司警觉。钱斯已受到责备，被公司的高层人士严加盘问。他不可能承认他故意犯下的错，撒谎的同时寄希望于能窜改文件而得以蒙混过关。毕竟倒霉的只是一帮无家可归的擅自占住者。
那么他究竟如何能够这样快地转移赫克托呢？用钱收买是不成问题的，他毕竟是公司的股东。如果换作我，我会付给赫克托一笔现钱，给钱的同时加以恫吓，我会打电话给丹佛分公司的老友，请他帮忙，安插个把律师帮办不会太难。
赫克托走了，躲开了我也躲开了其他想问他问题的人。他没丢工作，也许薪水比原来更高。
那么测谎仪呢？难道公司只用它来对付我和赫克托？难道他已通过了测试？我对此表示怀疑。
钱斯需要赫克托帮他隐瞒真相，赫克托需要钱斯帮他保住饭碗。钱斯会千方百计阻挠对赫克托测谎，即使公司有意这么做。
那幢公寓建筑长而且不整齐，新建的部分比原来凸出，向北不规则地延伸，附近的街道充斥着快餐店、快速加油站、录像带出租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匆忙的乘车往返者。
我在一个网球场边停下车，开始一单元一单元地寻找。我并不着急，因为我无法一下子找到。带着拘捕令和手铐的警察可能正潜伏在某个地方，我极力不去想有关市监狱的种种可怕的传闻。
但有一则故事如烙铁烙在我的记忆中，怎么也抹不去。几年前，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一位年轻帮办周末下班后在乔治顿的一家酒吧内痛饮了几个小时。当他正欲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大街时，涉嫌酒后驾车而被捕。在警察局里他拒绝酒精测试，被立即投入酗酒者牢房，牢房里十分拥挤，他是里面唯一着西装、戴名贵手表、脚着休闲鞋的白人。他不小心踩了同室犯人一脚，立即被揍得血肉模糊。他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接受整形治疗，出院后回到家乡维明顿，让家人照顾。他的脑部只受了一点轻伤，但这足以成为严格的大公司解雇他的借口。
第一间公寓管理办公室的门关着。我沿着人行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继续寻找。电话簿上没列出赫克托的房间号。这幢公寓楼很安全，小小的院子里摆着许多自行车和塑料玩具。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一家家正吃晚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