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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保安截住了我。当他弄清楚我并无恶意时，就指给我大楼总值班室的方向，至少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
“这幢楼有多少单元？”我问。
“很多。”他答道，凭什么他就得知道有多少单元呢？
值夜班的是位学生。他正在吃三明治，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的物理课本，但双眼却盯着一台小电视，正欣赏一个游艺节目。我向他打听赫克托·帕尔马的住处，他在电脑键盘上敲击了几下，帕尔马住G…134室。
“不过帕尔马一家已搬走了。”他边说边嚼着食物。
“是啊，我知道，”我说，“我与赫克托同事。星期五他辞职不干了。我正找住处，我能看看他的房间吗？”
我还没说完他就摇头：“只有星期六才能看房。我们有九百个单元，有许多人等着看房哩。”
“星期六我就不在了。”
“对不起。”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转头看电视。
我掏出钱包。“有几个卧室？”我问。
他看看显示屏：“两个。”
赫克托有四个孩子，我敢肯定他的新住处要比这大得多。
“每月租金多少？”
“七百五十美元。”
我拿出一张百元大钞，他立即就看见了。“我们做笔小小的交易。给我房间钥匙，我看完后十分钟之内回来。没人会知道。”
“很多人排队在等。”他重复一遍，把三明治放进纸盘子。
“名单储存在电脑里？”我指着电脑问。
“是的。”他擦擦嘴。
“这样顺序就很容易调整了。”
他从一个锁着的抽屉里拿出钥匙，一把抓过钱。“十分钟。”他说。
公寓就在附近，在一幢三层楼的底楼。钥匙是对的。进门之前我就闻到了新鲜油漆的气味，实际上油漆还没完工，客厅里有一架梯子，地板上放着油漆罩布和白色的油漆桶。
即使是指纹专家来也难以发觉帕尔马一家留下的丝毫痕迹。所有的抽屉、壁橱、衣柜全都空空如也；所有的地毯、垫子也都不翼而飞。甚至连浴缸和抽水马桶也焕然一新。厨房的洗碗槽下没有灰尘，没有蛛网，没有污迹。整个房子都被清洗过了，每个房间都被涂上一层单调的白漆，只有客厅例外，刚涂了一半。
我返回办公室，把钥匙扔在柜台上。
“怎么样？”他问。
“大小了。”我答道。“但还是要谢谢你。”
“你想要回钱吗？”
“你在读书？”
“对。”
“那就拿着吧。”
“多谢。”
我在门口停住，问道：“帕尔马留下新地址了吗？”
“我想你是他以前的同事吧？”他说。
“对。”说完我飞快地带上背后的门。
第二十二章
星期三早晨我赶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名瘦小的妇人正倚门而坐。快八点了，办公室尚未开门。温度在冰点以下。起初我以为她蜷缩在那里过夜，想利用门廊挡挡风，但她看到我走近时，她一下子跳起来对我说：“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个招呼，开始摸口袋中的钥匙。
“你是律师吗？”她问。
“是的，我是。”
“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头者，而那正是我们对每一个求助者要问的问题。“对，进来吧。”我打开了门，房间里比外面更冷。我调了调取暖器，就我所知，它丝毫不起作用。我到厨房煮咖啡，顺便找到了几个不新鲜的油炸饼圈。我给了她那些饼圈，她很快就吞下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我们坐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办公桌的旁边，一边等咖啡一边祈祷着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迈克尔。你住哪儿，露比？”
“我没固定住处。”她穿一套灰色的运动服，棕色的厚袜子，脚穿一双脏脏的廉价白色胶底帆布鞋。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骨瘦如柴，轻度斜视。
“来，”我微笑着说，“告诉我你住哪儿。是住避难所吗？”
“过去是，后来不得不离开。差点儿被强奸。我有一辆车。”
我来时并未看到有车泊在附近。“你有车？”
“是的。”
“你自己开？”
“没法开，我睡在车后座上。”
与往常不同，问她问题时我没作笔录。我倒了两大纸杯咖啡，回我的办公室，谢天谢地，取暖器终于咯吱咯吱地开始工作了。我掩上门，莫迪凯就快来了，而他从没学会该悄悄地进来。
露比侧坐在咨询者专用的那张棕色的折叠椅上，双肩塌陷，整个上半身紧缩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我间，准备好各种记事簿。
“我为我的儿子而来。他叫特伦斯，今年十六岁，他们把他抢走了。”
“谁抢走了他？”
“市当局和收养人。”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给带去了。”
她的回答因为紧张而语无伦次。“别紧张，慢慢讲。”我宽慰道。
她果然照我说的去做了。她毫不费力地看着我的眼睛，双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谈了起来。几年前，她记不清确切的时间，那时特伦斯大约十岁，她和他独自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她因贩毒而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特伦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狱时，把他接回来，从此开始了街头梦魔般的生活。他们睡在小汽车里，占住在空楼里，天气暖和时睡在桥下，天变冷时住迸临时避难所。她想尽办法维持他上学。她在街上乞讨；出卖她的肉体——她把这称为“接客”；贩卖少量的廉价可卡因。她什么都于，供儿子吃饭、穿衣、上学。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断毒瘾。她后来怀上了，婴儿一生下就被市当局接走了，那是个毒品婴儿。
她对那个婴儿似乎没有感情，感情全寄托在特伦斯身上了。市当局开始盘问他们，这样母子俩就陷得更深了，注定要漂泊街头。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求助于她曾帮过工的罗兰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妇俩，子女全都长成，分开另过。他们在霍华德大学附近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她愿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们同意特伦斯借住，在后门廊的顶上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她曾打扫过多次，特伦斯住再好不过了。罗兰夫妇起初不太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们那时候良心很好，允许露比每晚与她的儿子团聚一小时。他的成绩上去了；衣着整洁，让人放心。露比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与他同步：选择更靠近罗兰一家的施粥所；选择不同的避难所以应付紧急情况；选择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园、不同的废弃车作落脚点。她每月拼命攒钱，每晚都来看儿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卖淫；第二次是因为睡在法拉格特广场公园的长凳上。也许还有第三次，但她记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发现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区总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区，但三大后就跑出来了，因为她想念特伦斯。
一天晚上当她和儿子呆在一起时，他盯着她的腹部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她无法抵赖。谁是孩子的父亲？他追问道。她无法回答，他骂了她而且冲她吼，最后罗兰夫妇不得不赶她走。
她怀孕时，特伦斯对她很冷淡，这令她心碎。她睡在破车里，沿街乞讨，每天见他之前度日如年，可这么做换来的只是儿子的不理不睬。在那一小时内，她呆坐在儿子寝室的一个角落，儿子自顾自地忙着他的功课。
露比说到这儿时痛哭起来。我做了些记录，一边听她诉说。这时听到莫迪凯噔噔的脚步声，他好像在向索菲亚寻衅。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产下又一个毒品婴儿，随即又被市当局要走了。她产后在医院中休息了四天，没能见到特伦斯，出院后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特伦斯成绩优异，数学和西班牙语尤其突出。他还会吹长号，参加了学校的戏剧社。他想报考海军学院，罗兰先生曾在军队服过役。
露比有天晚上狼狈不堪地去探望儿子，罗兰夫人在厨房中迎面撞见她，于是发生了争吵。双方互相詈骂，罗兰夫妇给她下了最后通牒。特伦斯站在罗兰夫妇一边，三比一。要么戒毒，要么就别指望踏迸罗兰家半步。露比说她只想带儿子走，可特伦斯说他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带着文件来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伦斯已经被领养，罗兰夫妇是他的领养人，他已经与他们一起住了三年。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内不沾毒品，否则取消她的探视权。
三周过去了。
“我要见我的儿子，”她说，“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吗？”我问。
她飞快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不戒毒？”我问。
“进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个流落街头的吸毒者怎样才能进戒毒所，但现在是该弄清楚的时候了。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特伦斯呆在他温暖的房间里，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远离毒品，头脑清醒，在罗兰夫妇的指导下做功课。他们已经变得像露比一样疼爱他。我能想见他在餐桌旁进早餐的情形，一边喝着热腾腾的麦片粥，一边背单词；罗兰先生拿着一张晨报，与他用西班牙语交谈。特伦斯生活无忧，不像我的可怜的当事人，生活在地狱里。
而她竟要我帮她母子团圆。
“这需要点时间，明白吗？”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问。紧急避难所的一张床位有五百户家庭在等候，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不可能有多余的床位给瘾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断毒瘾，否则你不能见特伦斯。”我对她道，尽量掩盖语气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
我意识到自己对吸毒上瘾知之甚少。她从哪儿得到毒品？购买毒品要花多少钱？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几次快感？她要治疗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去掉她十几年来的痼习的机会有多大？
还有，市政府怎样处理那些毒品婴儿呢？
她没有证明，没有住址，没有身份证，除了一腔苦水外一无所有。她似乎很愿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亚尖利的叫声使我回到现实。在她的周围有人高声呼喝。我冲向门边，第一个想法就是又有一个像那位“先生”那样的疯子持枪闯了进来。
但进来的不只是一位持枪人。加斯科少尉又回来了，带着一大堆帮手。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亚，她破口大骂，但毫不奏效。两名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的警察正准备动手，我走出办公室的同时，莫迪凯也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
“哈啰，米基。”加斯科对我道。
“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莫迪凯的咆哮声使墙壁颤动起来。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当时就伸手掏枪。
加斯科径直向莫迪凯走去。“奉令搜查，”他说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凯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抢过搜查令。
“你们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声道。
“还是那件东西，”他大声回敬道，“把它交出来，一切都好说。”
“它不在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凯看着搜查令问道。
“有关驱逐住户的文件。”我答道。
“没见你起诉嘛。”加斯科对我道。我认出来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两个分别是利利和布洛尔。“说说大话吧。”加斯科道。
“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布洛尔慢慢移向索菲亚的办公桌时，她狂叫道。
加斯科显得胸有成竹。“听着，女士，”他用惯常的嘲讽的口吻道，“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闭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们铐上你，让你在车的后座上呆上两个小时。”
一名警察正探头查看两侧的办公室，我感觉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脚步。
“放松些，”莫迪凯对索菲亚道，“别紧张。”
“楼上放些什么？”加斯科问我。
“杂物。”莫迪凯答道。
“你的东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问。”
“我们不得不如此，你说对吗？”
一个想进来咨询的客户打开前门，里边的人全部吓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内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