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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之责-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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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此栏只想纠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无视、扭曲、甚至篡改的历史。 
  这些集子的开篇语说: 
  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要真诚面对历史。 
  此话说得很好,但却没有做到。 
  片中凡是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的地方,我将一一指正。 
  请给我一定时间来完成它。 
  第一集《卢沟桥的故事》 
  开篇语: 
  历史, 
  是人类集团生命的活动行程。 
  没有人能够自外于这一条来自太古的滚滚长河。 
  但对当下而言, 
  历史毕竟是属于过去的。 
  所以, 
  我们尽可以去开创未来、缔造未来, 
  却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 
  因为历史不论是对的、错的; 
  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已成为定局。 
  真诚面对历史,当有助我们敞开心胸,以更宽阔的视野去面对未来。 
  第二集《中日战争的源头》 
  此集主要讲述:1868年起,日本励精图治,而中国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日益衰落。巨大的差异,引起日本窥视中国的狼子野心。 
  第三集《民初乱局》 
  此集中指 苏俄指使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阴谋诱押蒋介石赴俄。 
  然而,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记录下此事的蹊跷之处。 
  此事件的两位涉案人物:邓芝龙、欧阳格都未经审讯,而被放出。 
  陈公博问邓芝龙怎么回事,邓说:是接到蒋介石秘书电话,将中山舰调进广州,二天后又调出。他也不知怎么回事。 
  陈公博问欧阳格怎么回事,欧阳格说:是20日凌晨,接到蒋介石副官的传令,要立即逮捕邓芝龙的。 
  反而蒋介石在此事变中,从共产党手中夺回海军军权,又从汪精卫那里夺得广州的政权。 
  中山舰事件的两位涉案人物因未经审讯而被放出。因此没有任何可以确证的文件资料。 
  然而在《民初乱局》中采纳没有任何实证的蒋系一说,显然不是严肃地真诚面对历史,而有篡改历史之嫌。 
  在此,我只想问一句:蒋介石既已将此案涉及的两位人物抓获,为何不作个审讯笔录,判定邓芝龙、欧阳格两人之中谁真正有罪?还是都无罪,有罪的另有其人? 
  (欧阳格在抗战期间,任海军江阴防区司令) 
  此集还有隐瞒历史之弊! 
  只说:蒋介石下令清党并逮捕共产党人。 
  然而,仅仅是逮捕而已吗?为何不讲出真实的历史:数千共产党人的人头落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 
  片中谈到北伐军大破吴佩孚于汀泗桥,没有提到此役是由叶挺率领的共产党人组成的北伐先遣团所打。倒是在第四集提到叶挺的南昌暴乱。显然没有公正的展示历史。 
  片中谈到蒋介石率军北上,出兵济南。遭日军袭击,国民政府派蔡公时交涉,却被杀害的五三惨案。蒋介石含痛忍辱绕道北上。 
  然而,1949年,共军渡江进入南京时,同样发生了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幕。 
  当时英舰“紫石英”号炮击渡江共军,共军当时同样开炮还击,击伤英舰,迫使英舰停靠南京码头。英舰挟持一艘客轮才逃出长江。 
  两党两军在同样遇到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干涉时,所采取的作法真有天壤之别。 
  谁是中国新生的希望所在不是很清楚吗? 
  第四集《危机与生机》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吞并东北的野心逐渐膨胀。 
  第二部分:中国内战不已,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由来。 
  第三部分:918事变,日本占领东北的过程及中国依赖国际公理的困窘。 
  “中国共产党于民国十年成立于上海。当初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所以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请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原以加强革命力量为念,于1921年正式通过容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中共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 
  这段话足以证实国民党不敢正视历史,进而歪曲历史。共产党是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吗? 
  显然,历史不能证实这句话。1927年,中共由于国民党的大屠杀,损失了大量的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干部。又经历了从1927年起的多次围剿,然而中共却仍然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简单一句'靠行'起家就能掩盖吗? 
  中共不是'靠行','靠行'者一旦失去依靠便要完蛋。中共是因为所提出的纲领、政策符合广大劳苦民众的需要,获得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得以发展壮大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味着仍然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保留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会同意这个特殊的条件呢? 
  国民党在组建之初,就是由多个团体组合而成,内部帮派林立。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各色人等涌入国民党,大多数人并非是真正的革命者,国民党有右倾化的趋势。而共产党则是组织严密的左翼政党。孙中山先生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就是希望平衡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力量,同时也减轻中国两个革命政党可能的冲突。然而,1927年的屠共,使这两个政党彻底地丧失了互信,走向对立。也使孙中山先生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民党之所以有今天,全拜1927年的屠共所赐。 
  “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31年7月,对中共进行了3次围剿。。。。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 
  1931年918事变,日本已占据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32年6月不敢收复失地,执意要打剿共的内战。当时中共在瑞金已提出放弃前嫌共同抗日的主张,蒋先生充耳不闻,真有“宁予倭寇不失家奴”的精神啊! 
  “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中共军队还不到一万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 
  仅仅轻飘飘的一句“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就能掩盖这个“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吗? 
  第五集《乾坤一变》 
  1927——1937年,国家建设的黄金十年。 
  “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了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门有关于这一时期成就的一章:国民党政权的成就。现将若干段落抄录如下: 
  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 
  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 
  田弘茂在《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的第168页写到: 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拢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这种拖不下去的感受,是来源于日寇的步步蚕食呢?还是来源于民众的抗日情绪? 
  “再看中共,。。。。但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 
  东北军并没有磨光了作战意志,而是只想战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与红军死拼,当然不愿死在他们认为不值得拼命的地方而已。东北军瓦解以后,有相当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以下部队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以上这四支部队都是东北军的底子,他们在敌后与日军整整拼杀了八年,终于打到了回家的日子。东北军的作战意志磨光了吗? 
  “单看1935年11月紫罗镇(应为直罗镇)之役,(东北军57军两个师与红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景,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顺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败。 
  从画面上看,明明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篡改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须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打击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和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中共统战的尖兵。” 
  说得真好哇!!!东北军人心中最挂念的是自己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这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统战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愿,就是被共党所“统战”。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愿,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即为反共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军官们,服从命令的准则与复国仇家恨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中共、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党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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