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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这些孩子是有老板养的，不要轻易惹他们。至于被什么人养着，小曹也说不清楚。在他的眼里，这些孩子的背后有着黑社会般的个人或者组织在控制着。而宫辉告诉我，这些孩子就属于“受人指使被人利用，不为自己生计而讨钱的残疾乞丐”一类。宫辉说，其实自己并不可怜，因为他讨钱纯粹是为自己，是自由的。而这些残疾乞儿最可怜，他们完全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讨的钱不仅自己一分一文得不到，讨得少了还要受到责难；而且这些孩子在人身上没有自由，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热严寒的天气，都得出外讨钱。至于这些孩子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宫辉也并不知情，只是知道他们是被别人利用来讨钱的。
我也预感到这些残疾乞儿背后藏有巨大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因为有些常识是可以想得到的：首先，这些孩子年龄大都只有十来岁，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背后一定有成人照料他们；其次，他们的“装备”基本一致，几乎都是身下垫一块厚的皮垫子，残疾的下肢绑在身后，高高地翘起。就他们个人而言，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残腿用一块布绑在身后的，一定是他人所为。到底是什么人豢养着这些残疾乞儿，支使他们在外讨钱？2002年11月中旬的一天，高汉明本书的另外一个作者，10月底他开始和我一样扮作乞丐，进入乞丐群体从武昌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成功地接触了一位残疾乞儿的父亲，了解到这个群体背后的秘密。下面，就是高汉明讲述的他的相关经历——
11月中旬的一天，寒风瑟瑟。我在武昌的武商亚贸广场前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残疾乞儿。他是那种重度残疾的小男孩，下肢完全瘫痪，一条腿放在身前，另一条腿弯曲到身后，被一根绳子高高吊起。他的行走全靠臀部和两只手，支撑着地一点点往前挪动。
小男孩的样子引起了许多路人的同情，人们一元、五元的把钞票和硬币丢进他举在手上的瓷碗里。他是哪里人？身体是怎么残疾的？他的父母在哪里？这些都引起了我对他的关注。
我在暗地里跟踪了这个孩子一天，惊异地发现，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竟有一个年约40多岁的男人来接他。在亚贸广场前的人行天桥下面，这个男子将他身后的绳子慢慢解开，释放那只吊起的腿，替他穿好裤子，然后将其抱起，匆匆地朝附近丁字桥的邓家湾一路走去。
中年男子与小男孩是什么关系？我想只有先从小孩身上打开“缺口”。
第二天下午，我穿得衣衫褴褛，拎着一个破蛇皮袋来到亚贸广场前，装作是捡渣子的。小男孩依然在那里，我有意靠近与他攀谈。小男孩对我并无敌意，且很健谈。他告诉我他叫吴杰，今年12岁，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得下身瘫痪。其实，以前他的腿从不放在身后，背在身后吊起是他一个叔叔的主意，目的是为了引发人们的怜悯之情，增加乞讨的收入。
吴杰说，去年他的一个叔叔带他到北京去乞讨，开始腿没吊在身后，每天的“生意”很一般，叔叔说把腿吊起来试一试，没想“生意”好多了。于是吊腿乞讨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吴杰说，吊腿最开始很疼，他很不愿意那样做。但叔叔说，疼一段时间就好了，而且还威胁他说，如果不听叔叔的话，就带他回家。可回家哪有北京好玩，所以他只好忍着疼痛了。不过现在他早就习惯了。
我问他在武汉还有什么亲人，吴杰说只有爸爸和他两个人。他和叔叔在北京讨了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管理太严，只好回家。前一些时候，因为在家呆不下去了，他只好随爸爸到了武汉，继续乞讨。
晚上，我请吴杰吃了一个汉堡包。趁着他高兴，我说想跟他的爸爸认识一下。吴杰说他爸爸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都会来接他，让我等着。
他爸爸来后，吴杰介绍我说：“他是一个好人，还请我吃了汉堡包。“中年男子对我很客气，边帮小孩整理东西边邀请我到他租住的地方去。
我们边走边聊。那男子说叫吴乃现，今年45岁，是河南商丘市民权县北关镇南村人。他的爱人10年前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家里的半边天倒了。更令他伤心的是，小吴杰1岁多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东挪西借凑了5万多元钱，到南京、郑州、洛阳等地看专家，可还是落下了下半身瘫痪。因为残疾的缘故，小吴杰从没踏进过学校的门槛。他的一个姐姐倒是经常教他认字、写字，现在，他会写自己的名字。
后来，吴乃现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带过来3个女孩，加上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使他的负担陡增。4个孩子上学，一个孩子嗷嗷待哺，一个孩子瘫痪着，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每到农闲时，他只得出外做建筑，每个月挣个千儿八百的。令吴乃现出外打工放心不下的是，吴杰的后妈不是很喜欢他，吴乃现也不怪她，孩子多、负担大，加上吴杰什么都要人伺候：盛饭、洗脚、上厕所等，没有人伺候他就什么也做不了。没办法，去年10月底，他带着小吴杰来到武汉乞讨。
吴乃现租住的房子是武昌邓家湾的一间民房，只有七八个平方米。室内塞得很满，下脚都很困难。最里面是一张床，床上的被子既脏又破。床旁边的地上有一块1平方米左右的布垫子，这块垫子是供吴杰在上面玩乐的。门的旁边，是一个简单的煤炉子和一个搁碗筷的小桌子。
吴乃现讲，房租每月是80元，包水费和一个不很明亮的灯泡的电费。
吴乃现将吴杰放在地上的垫子上说：“其实，我很不愿意带吴杰出来乞讨，这是很丢人的事，而且很影响市容。但是没有办法，他的后妈不喜欢他，我出外打工又不放心。他是我的儿子，我肯定希望他像别的小孩一样蹦蹦跳跳的，可是因为瘫痪，他只能一辈子坐着。每当我看到他，想到他，我的心里就痛。既然出来乞讨，就希望能够多讨一些，所以还得将腿吊在身后。每次我给他系绳子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难受。”吴乃现说话时有些颤抖。
我问吴乃现：“那你在武汉做些什么呢？”
吴乃现直起身子，语气稍稍平和了一些：“每天，我把吴杰送到人多的地方后，就去街边做‘扁担’（武汉方言，指临时帮人搬货、做杂事）、搞装修，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赚四五十元钱，不好的话，一天生活费都挣不到。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再去接他。”
吴乃现起身拉开煤炉子的封门，开始给吴杰煮饭。他说，刚来武汉时什么也没带，花60多元钱买了被子、脸盆、炉子、碗筷和菜刀，其他的就全是捡的。尽管吴杰每天都能讨到几十块钱，自己也能靠体力在外挣一些钱，但吃、用方面还是非常节俭，一天的所有开支控制在3块钱以下。平时就买些白菜、萝卜吃，而且是在最便宜的时候买。
晚饭做好了，那是吴乃现中午吃剩下的饭，没有做一道菜。吴杰将饭里蘸了些许白糖，就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们聊到吴杰，我问吴乃现：“你准备这样带着他在城里讨一辈子吗？”
吴乃现又一副痛苦的样子：“他只有12岁，不能做什么，我准备等他大了，给他买一个轮椅和修鞋机，让他修鞋子，自己养自己。要不，还能怎么办呢？”
有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中，据传闻武汉有很多像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是被人拐来的，是被人利用来讨钱的工具。吴乃现在武汉一年多，也许对这些内幕了解得要多一些。但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吴乃现却一副避而不答的样子。他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不能说，你也不要问，知道多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弄不好还会惹麻烦。
在我再三追问之下，吴乃现总算是松了口，但他嘱我一定不能到外面乱说，让其他人知道。吴乃现说，他到武汉来了一年多，据他所知，武昌、汉口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有十几个，他们不是被人拐来的，而是租来的。
“租来的？”我没听懂吴乃现的意思。
“是的。”吴乃现进一步解释，“这些小孩大多数是安徽、河南农村的，有人专门找这样的残疾儿，找到后就跟他们父母提出来租用，以每天给孩子父母10块钱的条件，带小孩到城市里来讨钱。那样的孩子养在家里面也是累赘，交给别人后每月还能挣300块钱，所以家里大人也愿意。”
“租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问。
“也都是从乡下到城里来的农村人，有的还在城里讨过饭，他们发现残疾小孩讨钱多，于是就想办法弄一批来养着。现在不光武汉，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不做事，专门领养三四个小孩，在城里租一间房，晚上让孩子在一起睡，白天就让他们到大街上去要，要的钱全部都得上交。他们按月给孩子家里寄一部分钱，其他的钱就全部归自己了。说来这些孩子才真是可怜，不仅自己落不到一分钱，而且不管多热多冷的天都得出去要，不要的话就得挨打，受欺负！”
吴乃现讲述的残疾乞儿的内幕令人瞠目。我分析他所讲事实的真实性，个人感觉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吴乃现说，吴杰在外乞讨的时候，曾有人找过他，想以每天10元的价钱租借吴杰，但他没有同意。因为他和那些人打过交道，了解他们的一些内幕。
听爸爸和我讲这些事情，一旁的吴杰也开口了。他说去年他在中南商业大楼一带讨饭时，一个帮别人开出租车车门讨钱的小女孩对他讲，她和另外三个女孩都是被一个大胡子拐来的，她们每天都得讨，不然就会被毒打。还碰到几个卖花的小女孩，也是从安徽租来的，10块钱一天，每天起早床卖花，卖不到50块钱也要挨打。
已是晚上10点多了，我起身告辞。走的时候，吴乃现再三强调，他说的那些人长期在城市里混，有的还与黑道有染，让我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泄露出去。
第六章 撩开“学生乞丐”的神秘面纱
1、“学生乞丐”从何处来？
——街头的“学生乞丐”从何处来？为什么年纪轻轻却靠骗人骗己、出卖人格的方式讨钱？
——“学生证”、“身份证”是花钱买的；6个人分工协作，每人划定一片城区，在各自的地盘上讨钱。
——很多市民明明知道他们是假的，但还是会给他们钱。
——本书作者体验“学生乞丐”：两个小时，“进账”39元5角！
在武汉三镇漂泊流浪的日子，时不时地会碰到一类已经被当地媒体多次曝光的“学生乞丐”。他们或男或女，都是十七八岁的样子，有的模样还相当斯文。在天桥上，在人流密集的商业中心，他们通常胸前挂一张写有“悲惨身世”的大牌子，双膝着地，默不作声地跪在那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
1年前，我还是《楚天都市报》的一名记者的时候，我们曾在报纸上揭露过这类“学生乞丐”的真相。当时是在街头碰到一个如上模样的小伙子，牌子上写着他是贵州某某学校的学生，因家庭父母病故而辍学，无奈自己抛面街头用这种方式筹集上学经费。当时，“学生乞丐”还是一个新事物，市民包括记者对他们所述都莫辨真伪。后来记者尝试和他的学校联系，电话打到贵州所在学校的办公室，对方查询后回复记者：查无此人，纯属骗局！于是那段时日，武汉的各家媒体都群起而上，对这类“学生乞丐”大加讨伐，呼吁市民不要上当。
至于那些“学生乞丐”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想到用这种方法欺世骗人？为什么他们骗人的手法又如此相像？由于这类“学生乞丐”见记者就跑，抓住也是一问三不知，媒体上看不到更多的详尽的报道。2002年末，从记者变成“乞丐”的我，终于有机会走进这类群体，窥探他们背后更多的秘密。
2、跟踪“女中专生”
2002年11月10日，上午11时左右。
汉口中山公园正门前的一块休闲区。这里地处闹市，对面就是武汉国际展览中心、武汉广场和世贸中心。娱乐休闲和商贸购物的交汇使得这片地区聚集了大量的人流，加上又是一个暖阳天，这里更是好不热闹。
人多的地方，也是我捡渣子的好去处。我正在四处搜寻地上的“宝物”，远远地就看到在公园一处栅栏的前面，跪着一位身穿蓝白相间的学生运动服，戴丝边眼镜，脑后束一绺马尾辫的“女学生”。她的胸前，挂着一个写满字迹的黄纸牌子，牌子的右上方还像模像样地夹着她的“学生证”。许多人在那里围观，偶尔有人从口袋里掏出钞票，塞在女孩的手上。女孩始终低着头，对施舍者也只是怯怯地说声“谢谢”。
我夹杂在人群中，看清了牌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