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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反驳。我知道，对有这种思想的人，反驳是不起作用的，况且她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我很想告诉她一句话，因为知道没用且很难让她理解也就一直没说出口。现在，我知道这本书出来后她一定会看到，在这里就把这句思考了很久，带有一定偏执倾向的话说出来，算是继续和她作某种探讨和沟通。这句话很简单：面对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是乞者，只是乞讨的方式各异而已。
2、《南方周末》讲过的故事
我前面提到小曹成为“名人”的事，是在200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时我还是《楚天都市报》的一名编辑、记者。《楚天都市报》是武汉地区及湖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办报风格以贴近老百姓而深受读者喜爱。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和同事邹晖、刘振雄在商量报道选题的时候，提到我已认识两年的小曹。他们都很感兴趣，后来采访了一个星期，写成稿件《流浪儿曹月旺和他的前程》，用3个版的篇幅发表在《楚天都市报》上，并配有小曹的若干生活照片。这篇报道使小曹一夜之间成为武汉的“名人”，街头巷尾许多市民百姓都知道了小曹，并开始关心起他的前程和命运。
后来，在记者的斡旋下，小曹老家的亲人终于愿意让他回去学做酱油、醋的手艺。小曹很高兴，我们一帮记者更是兴奋，以为终于帮他找到“家”了，小曹终于可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了！很快，这次采访被《南方周末》以《回家，不为过年——四个记者和一个流浪儿的故事》（当时去采访的还有摄影记者杨峰洲）为题刊发在2001年春节前一期的头版上。
鉴于本书部分内容保持着《南方周末》那篇报道的延续性，现将该报道中的部分章节选摘于下。它记叙着小曹的部分生活和我与小曹的简单相识。
下文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1月19日一版，标题为《回家，不为过年——四个记者和一个流浪儿的故事》，有删节。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000年12月底，记者占才强——
那是1998年的一天，我经过武昌洪山公园门口，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一头长发，衣不蔽体，蹦跳着（后来才知那孩子右腿残疾）去捡别人刚丢弃的矿泉水瓶，然后蜷缩在地上，一脸欣喜地喝着瓶内的剩水。那笑容打动了我，我蹲了下来。就这样认识了他。
他说他来自河南，名叫曹月旺，几年来一直在乞讨，有时捡垃圾，晚上随便找个可避风雨的地方睡。我们谈得越来越多。他的话时常令人瞠目。比如他对我说：“我最大的梦想是开着‘奔驰’在武汉的街道上行驶。”
我想帮助他自食其力，就给他进了一批小工艺品，帮他在武汉大学门前摆卖。他蹲在小摊前，不知怎么跟顾客讲价，别人出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还怕羞，怕卖东西的样子被人看见。一星期下来，他说：“占大哥，我不想干了，我还是想流浪，我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我说你考虑清楚。几天后，他说他想擦皮鞋。我帮他将擦鞋的器具买齐，可擦了几天，他又厌烦了。
我试图跟福利院取得联系，但据说他不在福利院的收容之列。他继续流浪着，我时不时接到他的电话。前几天，在消失几个月之后，他来电话说：“占大哥，我后悔了。我还想卖东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流浪这10年
2001年1月4日，记者邹晖、占才强、刘振雄、杨峰洲——
我们去见曹月旺是在一个有阳光的下午，他怀抱刚捡的一袋垃圾，坐在武汉陆军总医院门前打盹。
他一瘸一拐地跟我们边走边说他属猪，17岁（他的身材看上去只有12岁多），河南南阳唐河县党老庄人，出生当天妈妈就疯了。大约10年前吧，一个他称为“叔”的人带他和妹妹来汉乞讨。这10年，他们流落过北京、上海、广东、江西、青海等地，后又辗转来汉。“叔”和妹妹现于武昌涂家岭一带租了一间月租60元的民房，仍以乞讨过活。
见到我们的摄影记者时他问：“你的相机什么牌子？”“佳能。”“佳能可以，奥林巴斯也可以。”他还认识不少中草药，像黄芪、杜仲、何首乌、金银花等等，这些知识是和他住一起的一个流浪汉告诉他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开个中药店，一边卖药，一边给人看病。对穷人只收手工费，实在没钱的就不收他的钱。”
我们跟他来到他住的地方——武汉锅炉厂两栋宿舍楼之间、搭在几棵大树间的一个废弃的木棚，棍棍棒棒中间有块半米见方的空地，铺着一张稀拉拉只剩半截的草席。
我们离开时已是晚8时多，想到小曹还没吃晚饭，便去给他买了几个饼子，给他10元钱。他以很大的力气推辞着，最后收下时，路灯下他的眼中闪着泪光。
缺的是前程
1月6日，记者邹晖——
一大早，小曹就打来电话，先说谢谢给他买吃的，然后说：“我们缺的不是钱和吃的，我们缺的是前程。”这句话让人震动。于是我再次赶到亚贸门口和他见面，认真地和他谈他的“前程”。
“我很后悔失去占大哥给的那次机会。那时我太野，我要好好地改。”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
“如果不失去那次机会，你现在会怎么样？”
“我肯定有房子住了，还会有个摊子。”
“现在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乞讨和捡垃圾，以及在占大哥的帮助下那次简短的“经商”经历，他再没别的“工作”经验。
我问他想不想学点什么，厨师、美发、电器、车辆维修学什么呢？他边想边说：“我也可以回表叔家学做酱油、醋的”他和老家惟一的联系是一个区号0377的电话号码，记在一张纸片上。他突然兴奋起来：“我们去给表叔打个电话吧”
他拨通了电话。“表婶，我是月旺”他突然把话筒递给我，里面是一个河南口音的女人的声音。“我是他在武汉的朋友。他想回家，学做酱油、醋”“同意同意。就是盼着他回来。是呀是呀，让他回来吧！”
放了电话，我俩都很兴奋。好像眼前突然亮了，找到了出路一样。我说走吧，我们现在就去买票。
回家
1月13日晨，记者邹晖、占才强、刘振雄、杨峰洲——
赶到武昌宏基客运站，车站里已是人山人海。占才强正带曹月旺在车站门口吃早点。
曹月旺没想到我们会来送他，他用眼睛很深地看着我们。车站里的人们也好奇地注意我们，看着我们4个人和一个破衣烂衫的瘸腿的孩子一起，叮嘱他，给他买路上吃的东西，和他合影。
车开了，曹月旺挥动着手臂的身影不见了。我们4个人看着汽车远去的方向沉默着站了几分钟。这时占才强说了一句：“这个小家伙”
1月15日上午，邹晖接到小曹打来的电话。
“我们这里下了很大的雪，我回到家时雪已停了。”他说。他还说，家里的大伯靠以前乞讨的钱生活
他的前程将会怎么样呢？他还会出来流浪吗？
那是2000年农历12月21日，离2001年春节还有9天的时间，时年17岁的曹月旺在全国数百万读者的关注下“不为过年”而“回家”。《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牵动了全国许多读者的心。那年春节前后，我陆续收到广东、湖北、河南、河北、吉林等地读者的电话和来信，计有100多人次，他们或向记者表达敬意，或对小曹的处境表示同情，或为他终于寻到“前程”感到高兴。然而一种感觉一直笼罩着我，正如文末所担忧的那样：他还会出来流浪吗？
3、《南方周末》没讲完的故事
这种担心的印证来得太快。春节刚过完，初六，我还在家里享受节日，曹月旺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你是记者吧？我是小曹！”
我一看手机上的电话号码，是从汉口火车站打来的。直觉告诉我：小曹又回来了！
“他们（指表叔、表婶们）把我赶出来了！他们说我笨，学不会做醋做酱油，还叫我出来讨饭。”
我立刻赶到汉口火车站，在附近一个过年歇业的杂货店的墙角，看到蜷缩在那里的小曹。在不时刮来的刺骨寒风中，小曹红着鼻子冲我打招呼。
我觉得我们的思维，包括媒体的思维都过于简单了：送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家，并不像送一个迷路的孩子回家那么简单。后来，小曹在一次谈话中无意透露出：并非他表叔、表婶执意要赶他出门，而是他觉得，在家乡呆着或学一门手艺，并不是他想要的归宿。
“我就是学会了，做醋做酱油也没什么出息。表叔、表婶说，还是大城市好，有吃的有玩的，让我混好了再回去。”我们几个记者以为，送小曹回去，学一门手艺，是为他找到了一个“前程”。而在他，在他家乡的亲人看来，到城市里来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前程。
小曹的回来令我再次陷入对他前途的迷茫思考之中。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是让他继续这样漫无目的地流浪，还是为他寻找另外新的出路？早在两年前，我曾让他尝试学做小买卖和干街头擦皮鞋的营生，但都是没做多久，他认为没有出息、怕丑和没有自由而放弃了。我那时认为，对出外已达8年之久的小曹来说，流浪已成了他的天性，无拘无束的生活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你很难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去更新他固有的生活形态和观念。他已经习惯了自由。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我对于他，永远只能是一个旁观者，要想介入和改变他的命运，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更多的是徒劳而无济！
小曹回到武汉以后，继续他闲适的流浪和乞讨生活。在冬日有着阳光的午后，我常可以看到他和一帮丐友在洪山公园的草坪上晒太阳。见到我他会很兴奋地打招呼，然后把一帮朋友介绍给我。我们的谈话总会落脚到他的未来——
“要是有一份工作就好了，可惜不会有人要我，我的腿不行。”小曹边说边摸着自己的右腿。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工作，可以让小曹去做——不需要任何技能，只靠上肢简单操作就能够完成？2001年正月刚过，小曹回到武汉恰逢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机会降临了。我的一个叫胡刚宝的朋友，在广州开一家工艺钟厂，有200多号工人。春节回家过年期间，我打听到他准备扩招工人，就跟他讲曹月旺的情况。他问，是不是《南方周末》报道的那个小孩？我说是。他说，让他来吧，在我这里的流水线上做手工活，先试用两个月，看能不能做得了。我连说谢谢谢谢。
我在洪山公园找到小曹，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小曹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真的吧，这不是在做梦吧！”“这下我有工作了！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班挣钱了！”他咧着嘴笑个不停。
2001年2月28日，农历2月6日。我给小曹买好一张武昌至广州的火车票，塞给他100元钱，然后带他找一处公厕把脸、手、头发洗干净，又买了点路上吃的面包。傍晚时分，我把他送到武昌火车站，踏上南下打工的旅途。
小曹到了广州之后，打给我一个电话，说“胡老板”对他很好，专门给他买了床垫和被子。晚上他和工友们睡高低床，很舒服；白天就在车间流水线旁坐着给产品上螺丝，也不用动。“胡老板”说干得好，一月可拿七八百块钱。“我不要那么多钱，能有饭吃，一个月有100块工钱，我就很满意了！”小曹在电话里很率真很知足，说起“胡老板”三个字，语调中透着亲密和感激。
我原想是到那年春天或夏天，在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请假去广州看一下想象中已成为现代化工厂工人的小曹，顺便请他的老板、我的老朋友胡刚宝，多多关照他一下。我甚至幻想那时的情景一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然而这后来仅仅成为一个想象。
2001年4月的一天，我念及广州的小曹，拨通了胡刚宝的电话。一通寒暄叙旧之后问起小曹，电话那头胡刚宝突然提高了声音：“他没跟你联系吗？他十几天前就回武汉了！”
“什么？”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刚开始他还听话，后来就嫌拘束，跟住在一起的工人合不来。后来他说不想干了，要在广州流浪。我想这样不行，让他回武汉，派人送他到火车站，走时还给了他半个月的工钱。”
“他什么时候回的？”
“应该快有20天了吧！”
这一切令人猝不及防！和胡刚宝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到洪山公园去找和小曹相熟的那些乞丐。一位老乞丐对我说：“那个瘸腿赖子（指小曹）吗？他不在这里，前几天还有人说在汉口滨江公园看到过他！”
我又跑到汉口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