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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管开我的车，同时听着他的呼吸声。
他终于迸出了两个字：“石仓。”
“他怎么啦？”
“如果我们知道石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表现，我们就能解决这个案子了。”
“我不明白。”
“美国人是很难看透他的，”康纳说道，“因为在美国，人们认为出一些差错是正常现象。飞机晚点不出人意料，邮件没有送到不出人意料，洗衣机发生故障也不出人意料，人们随时都有应付差错的心理准备。可是在日本却不同。在日本，一切都正常运行。在东京的火车站，你只要站在月台上标定的点上，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门肯定正对着你打开。火车从不晚点，邮件从不丢失，转换航班从不会有误，规定期限的工作从不拖延，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日本人有教养，凡事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他们做事善始善终，没有人鬼混。”
“唔……”
“对于中本公司来说，今天晚上不同寻常。他们肯定连最细枝末节的地方都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准备了玛多娜爱吃的素食小吃，请来了她喜爱的摄像师。请相信我：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有各种应急措施。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吧。他们会坐下来，对没完没了的可能性逐一进行讨论——假如发生火灾怎么办？假如发生地震怎么办？假如有人安放炸弹进行威胁怎么办？停电怎么办？连那些可能性最小的情况都得详细地讨论，真是绞尽了脑汁。当最后这个晚上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万事俱备，稳操胜券。被弄得措手不及是很狼狈的，对不对？”
“是的。”
“可是我们的对手石仓，他是中本公司的代表，面对那个死去的姑娘，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采取的是西方式的对抗，可是觉得很不自在——我相信你注意到他嘴唇上方的汗了。他的手心也湿了，所以不断地往裤子上擦。他表现得太喜欢争论，话说得太多了。
“总之一句话，他装得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样子，似乎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是谁——其实他肯定知道，因为他知道应邀参加招待会的每一位客人的情况——而且还假装不知道是谁杀害了她。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知情的。”
汽车轮子从路面的一个小坑上开过，车身颠了一下。“你等一等。石仓知道是谁杀了那姑娘？”
“我敢肯定，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从目前情况判断，至少有三个人知道谁杀了她。你不是说你以前是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吗？”
“是的，那是去年。”
“你和电视新闻方面的人还有联系吗？”
“有几个，”我告诉他说，“来往不多了。怎么啦？”
“我想看一下今天晚上拍摄的一些录像。”
“只是看一下？不传讯？”
“对，只是看一下。”
“这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我说道。我想我可以打电话找国家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詹妮弗·刘易斯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加州站的鲍伯·阿瑟帮忙。也许找鲍伯。
康纳说道：“一定要找一个跟你私人关系比较好的，不然记者站就不会肯帮我们的忙。你注意没有，今晚在犯罪现场没有电视台的人。在大多数犯罪现场，你都得拼命挤，才能穿过那一排排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到达警戒线跟前。可是今天晚上，既没有电视台的，也没有报社的。什么都没有。”
我耸耸肩。“因为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话，所以新闻界就没有能监听到任何东西。”
“他们早就在那儿了。”康纳说道，“报道汤姆·克鲁斯和玛多娜参加的这次招待会。而这时就在上面一层楼里，一个姑娘被杀害了。电视记者都跑到哪儿去了？”
“上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说道。
我在与新闻界打交道时有一件事还是清楚的，那就是新闻界不搞阴谋。新闻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是一盘散沙。实际上，有时候，当我们需要封锁消息——比如就某一绑架事件正在进行赎金谈判的时候，要他们配合真比登天还难。“报社下班早。电视台来的人得赶制11点的新闻，也许他们回去编辑新闻节目去了。”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日本人表明了他们对声誉，也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甚为关心，所以新闻界没有进行报道，以示配合。相信我吧，后辈！他们正在向新闻界施加压力。”
“我无法相信。”
“我绝对不是瞎说，”康纳说道，“他们已经施加了压力。”
这时，车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真见鬼，彼得，”一个熟悉的粗嗓音从电话里传来，“那桩杀人案的调查究竟他妈的怎么啦？”说话的人是局长。听声音，他似乎喝了酒。
“你是什么意思，局长？”
康纳看了我一眼，接着打开了喇叭，这样他也可以听清对方的讲话了。
“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惹了日本人？”局长问道，“又有人要告警察局搞种族骚扰了吧？”
“没有，局长先生，”我答道，“根本没那回事。我不知道你听到什么了——”
“我听说格雷厄姆那个蠢货又像以往那样侮辱人了。”局长说道。
“可是，局长，我看谈不上什么侮辱——”
“听着，彼得，你别想糊弄我。我已经把弗雷德·霍夫曼训了一顿，他压根儿就不该派格雷厄姆去。我不想让这个案子沾上种族歧视这个臭狗屎。从现在起我们都必须对日本人以礼相待，搞好关系。现在这世界都是这样。彼得，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再说说约翰·康纳。他和你在一起，对吧？”
“是的，先生。”
“你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
我心想，怎么是我为什么让他掺和进来？弗雷德·霍夫曼肯定是说让康纳来是我的主意，而不是他的。
“我很抱歉，”我说道，“可是我——”
“我明白，”局长说道，“也许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个案子，所以要个帮手。不过恐怕他帮不上忙，反倒惹下了祸。日本人不喜欢康纳。我得告诉你，我认识约翰·康纳有年头了，我们是59年一起上警官学校的。他向来喜欢独来独往，而且还经常惹是生非。你知道吧，当一个人跑到外国去居住，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混不下去的缘故。我不想让他来搅和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
“局长——”
“这是我的看法，彼得。你要处理的是一桩人命案，赶快把它弄完，了结掉。你要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我就指望你了，你听见我的话没有？”
“听见了，局长。”
“保持联络好吗？”
“好的，局长。”我答道。
“把这案子结束掉，彼得，”局长再次关照说，“我不想再让别人为这件事打电话找我。”
“是，局长。”
“最迟明天把事情了结。就这样了。”
他挂断了电话。
我把电话放回原处。
“果然如此吧，”慷纳说道，“我说过他们正在施加压力嘛。”
12
我在405号公路上驱车向南，直奔机场而去。康纳凝神望着车窗外。外面的世界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之中。
“在日本人的组织机构中，永远不会有人给你打这样的电话。局长把你给晾了出去。他自己一点责任都不承担——现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与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头上，像格雷厄姆的事，还有我的事。”说到这里康纳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日本人就不干这种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决问题，不要委过他人。在美国人的组织机构中，总是追究是谁的过失，然后这个人就该倒霉了。在日本人的组织机构中，首先考虑的是问题在哪里，该怎样解决，而不是去责怪什么人。他们这种办法就比较好。”
康纳眼睛望着窗外，沉默下来。此刻，我们正飞速驶过斯劳顿，濛濛薄雾中，马里纳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轮廓在我们头顶上方依稀可见。
我说道：“局长不过是有些蒙头转向罢了。”
“是啊，跟以往一样，不了解情况。即使如此，听他的口气，我们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连夜就把案子了结。”
“能做得到吗？”
“只要石仓交出录像带就行。”
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我抓起电话。
是石仓打来的。
我把电话递给康纳。
我隐约可以听见电话听筒里传出的石仓的声音。他似乎很紧张，用日语急促地说：“喂，喂，康纳先生。我给警卫室打过电话，可是没有人接。”
康纳用手捂着受话器，用英语翻译了他的话：“他给保安值班室打了电话，但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对方仍然在说日语，“我跟中央警卫室联系，让他们派人下来检查录像带。”
康纳用英语重复了他的话：“后来他跟保安中心联系，让他们派人下去检查录像带。”
“录像带统统都在录像机里，没有被人换过，一切都没有问题。”石仓说的还是日语。
康纳一边翻译他的话，一边直皱眉头。接着他用日语说：“我看录像带是被人换走了。你要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先生，一切都没有问题，你叫我怎么办？”
康纳听完后对我说：“他咬定一切都没有问题。”
“把带子找回来！”康纳用日语对他下命令似的说道，然后他对我说：“我告诉他我要那些录像带。”
“我已经说过带子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老缠着我要找带子？”
“我知道带子已经不在了。”康纳说着又冒出一句英语：“石仓先生，我了解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要多。”接着又是日语：“我再说一遍，把带子找回来！”
康纳挂断电话，靠在坐椅上愤愤地骂道：“这帮狗杂种。他们一口咬定说没少带子。”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问道。
“他们决心与我们较量一番。”康纳望着窗外的车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齿。“他们敢于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一个难以攻克的地位。这就意味着……”
康纳陷入了沉思。随着路灯在我们头顶上方不断地掠闪而过，我从反光镜里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时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与某个人谈话似的说了这几个字。
“不什么？”
“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摇摇头。“格雷厄姆胆子太大，而且过去的辫子太多。也不会是我。我的事已经是陈年旧账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说什么呀？”我问道。
“石仓认为有一件事情让他抓住了把柄，”康纳说道，“我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你过去有什么能让人抓把柄的事吗？”
“什么样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过啦，接受过内部事务调查啦，受过诸如酗酒、同性恋或跟踪妇女等不轨行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参加过吸毒康复治疗，与父母关系或与上司的关系上有没有问题等等。任何涉及个人的或职业上的问题，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我耸耸肩说：“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纳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他说道：“他们认为他们抓住了你的什么把柄，彼得。”
“我离了婚，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我有个小女儿，叫米歇尔，才两岁。”
“唔……”
“我现在的生活很平静。我负责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律师。”
“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
“两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刚出生。”
“为什么要离婚呢？”
“天啦，别人为什么离婚呢？”
康纳一声没吭。
“我们结婚只有一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很年轻，才24岁。她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是在法庭上相识的。她以为我是个刚毅、坚强，每天都在潜在的危险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欢我有一支枪。就这样，我们便有了关系。她怀孕之后不愿意做人工流产，而是提出要结婚。这只是出于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怀孕的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再做流产也为时太晚。没过多久，她就觉得她不喜欢和我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