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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 海因茨·海格 Date ： 27…05…2005 18：51 Line ： 626 Read ： 86
＇2932＇ 铁窗下的粉红三角
糯米醋搬
记实同志文学＇《铁窗下的粉红三角》——BY：海因茨·海格
家庭／初恋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２岁的我进入了维也纳的一家医学院念书。
当时奥地利已经被第三帝国吞并，但我向来不关心政治，所以也没有
参加任何纳粹学生组织。
我父亲任职于政府，官阶不高。他是位很严于律己的人，总是要
求我们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我母亲在我和三个妹妹的眼里，简直就
是慈爱和善良的化身，我们与她无话不谈。虽然我父母都是虔诚的天
主教徒，但他们从小教导我们要尊重别人，不管他们的肤色、信仰和
观念是多么地不同。
自从１６岁起，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只被同性吸引。我的同性
恋倾向并没有让我觉得与女性讨厌与女性接近。我与某些女同学保持
着很好的友谊，却始终无法象其他男同学那样想追她们。
几年来我一直把这种情感埋藏在心底，没有对其他人有过任何吐
露，但这种隐瞒最终给我带来了太大的压力，于是我终于向母亲道出
了心思，令我心慰的是，她的反应非常平静。
“我的孩子，”她对我说，“没有人能够让你在这方面脱胎换骨，
所以你要珍惜生命。如果你只能从男人那里获得幸福，这丝毫没有说
明你在哪一方面比别人差。找一个持久的伴侣，千万不要与坏人为伍。
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你永远是我的孩子，永远可以回到我的怀抱。”
母亲的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从那以后，我的心和她贴得更近了。
在大学里，我结识了一些同类的朋友。自从奥地利被并入德国后，
一些第三帝国的学生也开始加入我们这个小圈子。这时我认识了大我
两岁的福莱德。英俊健壮的他和我一见钟情，我们经常一起为将来作
打算，希望能够两情相守，永不分离。
１９３９年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一个穿皮衣的人来到我家，要求
我于两点钟去盖世太保总部回答一些问题。母亲似乎预料到了不祥，
她在道别时紧紧地抱住我，反复说道：“你要小心，孩子，一定要小
心！”
这一分别就是六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父亲。后来我
得知，我被捕后父亲多次向政府陈词请愿，要求把我释放，但总是遭
到拒绝。他甚至因为我的入狱而被迫离休，最后终于积郁难平，于一
九四二年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便条上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同
事、邻居和其他认识的人的讥笑。请原谅我，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
在盖世太保总部，我被带入一间审讯室，接受一位医生的盘问。
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后，医生突然问我：“你是个同性恋者，承认吗？”
“不，我不是。”我感到震惊他竟然问出了这个最令我害怕的问
题。
“别跟我装蒜，看看这个！”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
“你认识他吧？你们在一起干过肮脏事，是吗？”
照片上是我和福莱德挽着肩。我觉得五雷轰顶，浑身颤抖，只知
茫然地摇头。在此刻，我所珍视的与福莱德的亲情和我们对未来的幻
想，在一片质问声中已完全化为乌有。
医生把照片翻过来，只见背面写着“以永恒的爱与最深的情──
致我的朋友福莱德”，并有我的签名。这是我于１９３８年圣诞节给
福莱德的。
“是你的手迹与签字吗？”医生问。
我点了点头，眼泪簌簌而下。
“在这里签个字吧。”医生递给我一张文书。待我签完了名，他
对卫兵说：“把他带出去！”
我被带到了拘留所。当我要求给母亲打个电话时，卫兵说：“她
很快就会知道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随后我被迫接受了一次裸体体检，以确保我没有带任何器械。为
了以防我自杀，我的鞋带和皮带都被收走。
那一夜我被关入一间禁闭室里。当时里面已经关了两个人，其中
一人是个抢劫犯，另一人因专门诱骗寡妇而被捕。他们问我是由于什
么原因进来，我当然闭口不提，但幸灾乐祸的卫兵却将我被捕的原因
和盘托出。
当这两位知道我是个同性恋者时，开始对我动手动脚，我对此愤
然拒绝。他们气急败坏，于是骂出了各种难听的话，言下之意是：虽
然他们有过不良行为，但起码还是“正常人”，我这种“畜生”根本
不配与他们关在一起。他们虽然这么骂，在当天夜里却一起发生了关
系，全然不顾我在场。
两个星期后我接受了审判，判决是“因触犯第１７５条而判监禁
六个月”。福莱德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审判中被提及，而只是以“另一
位被告”而代之。由于他父亲在高层进行了运作，他被列为“神志不
清”而免于审判。后来我又得之，福莱德的父亲为了不让我继续成为
麻烦，通过内部作出决定，使我永陷牢狱。
我被关入维也纳监狱，并从事洗涤犯人的衣服的任务。在这期间
我结识了很多被关押的犹太人和抵抗运动者。亲眼目睹他们的境遇，
使我变得成熟，变得坚强，使我能够面对漫长的牢狱生涯。虽然我当
时对他们所犯的“罪”不甚了之，但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想问：我
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爱上另一个男人就对社会有害吗？法律是人定
的，但当那些人把我们这种爱斥为非法时，他们是不是为了压抑自己
心头的这种欲望呢？
当我即将服满六个月的刑期时，我被转入了集中营。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从监狱到集中营有着几天的路程。运送我们这些犯人的火车后面
拖的是一节节狭小的车厢，与我同一车厢的是两名因犯了抢劫杀人罪
而被逮捕的罪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历史津津乐道，但当得知我是因
为触犯了第１７５条而被逮捕时，对我表示出极大的傲慢，因为在他
们看来，虽然他们受到社会的谴责，但起码还属“正常”人。在运送
的几天内，我每天在他们的拳脚相加之下，被迫对他们进行口淫。在
他们看来，同性恋者只是一种性的动物，因此我肯定也从中得到了满
足。他们全然不知，同性恋者也是具有丰富情感的人，我们的性爱也
必须有感情的投入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
到了集中营后，犯人因犯罪性质的不同而在囚服上佩戴不同颜色
的倒三角图案：犹太人佩戴黄色三角，政治犯（主要是共产党人）佩
戴红色三角，普通刑事犯佩戴绿色三角，耶和华的见证人（一个小型
的基督教会）佩戴紫色三角，外籍民佩戴蓝色三角，吉普赛人佩戴棕
色三角。同性恋囚犯佩戴粉红三角，而且图案比其他囚犯的大两至三
厘米，使别人能够远远地认出。
在各类囚犯中，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同性恋囚犯所受的欺压最为
严重，因为这三类人往往被视为沾污了德意志血统。监狱管理除了党
卫军外，最低等级的管头一般从犯人中抽出，但这个位置永远也轮不
到犹太人或同性恋者。但即使在最低等级的囚犯中，同性恋囚犯仍然
是被看成“残渣中的残渣”，因为在其他囚犯眼里，我们连起码的做
人的权利都不配拥有。
抵达集中营时，卫兵用棍子赶打着我们到营房前的空地上，准备
集合。我们立正后，卫兵开始点名。点到我的名字时，我应了声，并
说明自己是因为触犯了第１７５条而被捕。卫兵一听说这个，就叫道：
“你这个臭鸡奸犯，过来，你这个操屁股眼的！”后面的卫兵立刻就
朝我狠踢了几脚，我身体不支，磕向站在前面的卫兵，但他马上朝我
的脸左右开弓，我被击倒在地上。但我还是马上挣扎着站了起来，但
前面那位卫兵急步过来，抬起膝盖朝我的阴部狠踢，我嘶叫着又倒在
地上。
“快站起来，不然你会被打得粉碎的！”站在一边的一名管头说。
我的脸仍扭曲着，但还是站了起来。卫兵恶狠狠地看着我说：“
这是你的入场券，你这个维也纳的臭猪，这下你知道谁来管你啦。”
接下来是淋浴。当时是天寒地冻的一月份，但我们必须早早地脱
光衣服，在外面站立了好长时间。卫兵来回巡视着我们，不时地用皮
靴踩我们的脚，谁要是呻吟起来，他就用皮鞭柄狠捅。
我们终于进了浴室，淋浴完毕换上了囚服，然后被带到囚室。我
们这侧的囚室关的都是同性恋囚犯，大约有２５０人。为了以防我们
夜里互相亲热或者手淫，我们睡觉时必须开着灯，并穿着裤子，手也
必须放在被子外面。卫兵总会来检查，谁要是违反规定，就会被带到
门外，在头上浇上冷水，在冰冻中站立一个小时。很少有人能够熬过
这种惩罚。
第二天的开场劳动在于“压压新来犯人的气”。开始时我们用推
车把雪从街的左边扫运到右边，在下午再把雪从右边扫运到左边，纯
粹是无用功。然而，为了惩罚我们这些同性恋者，卫兵想出了一个更
绝的办法。
我们被迫把大衣反穿，使有纽扣的这边穿在身后。用手来铲起雪
后，我们必须撂起穿在前面的大衣后部，用它来盛雪。这样我们把雪
从街道的左边送到右边，再从右边送回到左边。我们的手都冻冰了，
而且皮肤破裂后出了血。后来我从其他囚犯那里听说，他们曾在夏天
被迫用同样的方法来盛沙子和土。
●死亡之井
正式的劳动是采石。在冬天，我们必须忍受寒冷，夏天则必须忍
受炎热。运石的推车在轨上急速运行，一不小心就会撞到人。由普通
刑事犯担任的管头对我们更是皮鞭有加，因为卫兵要求他们对我们严
加管束，不然他们自己也有麻烦。很多囚犯因体力不支而死亡；有的
囚犯禁受不起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管头的虐待，故意让推车轧伤自己的
手或脚，这样就可以被送入病区而免于劳作，但在病区里，他们又被
迫成为医学试验的对象。
在我住的囚房里，大约有１８０名囚犯。他们当中有工人和店员，
有商人和技匠，有音乐家和艺术家，也有教授和神职人员。在入狱以
前，个个都是体面的公民，都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同性而被捕。他们当
中没有一个人骚扰过孩童和青少年（而普通刑事犯中则有这样的人）。
我想问，同性恋者对社会究竟构成什么危害呢？
在囚犯中有一位２５岁的年轻人，但卫兵的频繁虐待使人几乎看
不清他原来长什么样。他既是犹太人，又是同性恋者，在粉红三角下
又佩戴着黄色三角，组成了象征以色列的“大卫之星”。他的双重身
份使他经受了双重折磨。他的父母在同意让纳粹“托管”财产后马上
被灭掉，但他自己在瑞士和葡萄牙仍有大批财产。纳粹听说到这个后，
对他更是“善待”。白天当苦力后，晚上他还被单独拉出，经受一番
拳打脚踢，然后被浇上冷水，在寒冬中跪立在室外。纳粹希望这番折
磨可以使他在有关文件上签字，这样他们就能够掠取到他在国外的资
产。他也很明白纳粹的意图，坚持说他只能到了瑞士后才会签署有关
文件。最后他终于被送走了，我希望他在瑞士的律师为他妥善安排了
一切，虽然这种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１９４０年２月，一位来自苏台德的６０岁的牧师被送入我们的
囚房。当卫兵在浴里发现他遗忘的剃刀和削发时（削发为教士的礼仪
之一）时，他惨遭了一番毒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