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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要比“主战”困难更多。
汪精卫“主和”难，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这次发表的声明是正式声明，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参谋本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的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声称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有损于国家威严之事，这样做太对不住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最后近卫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去了“重光堂协议”中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近卫在得知汪精卫于１２月１９日到达河内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日方和平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犬养健在他的回忆中，评论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时说：“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如果按照重光堂会议的精神发表，确实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可是，这次声明竟把最为重要的撤兵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实在让人担心汪精卫和平运动会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运动的另一个发起者西义显听到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后感叹说：“日本把汪精卫欺骗了”，松本重治对近卫的声明内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运动的未来已经出现了暗影”。
汪精卫对近卫修改“重光堂协议”内容的声明也深感不满，但他亲身体会“主和派”的艰难，近卫发表这样主和口气浓厚的声明，也一定有他的难处。虽然近卫声明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内容，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决定按重光堂协议的规定，发表声明响应近卫的和平倡议。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认真考虑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其原文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察。本月９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
“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汪兆铭谨启”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艳电”的大致内容如下（手头暂时查不到“艳电”的原文）：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还特地提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说：“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精卫出走重庆后，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１２月２４日，蒋介石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由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后路。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精卫来到河内后，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后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没想到近卫内阁又于５天后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３日宣布总辞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精卫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精卫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汪精卫并非十分主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精卫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汪精卫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精卫出马的有利条件，汪精卫考虑再三后才答应的。而且汪精卫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精卫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精卫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卖汪精卫，就象后来美国出卖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台湾国府与中共大陆建交一样，国家之间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于被出卖的危险之中。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卫的成立南京政府计划
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于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汪精卫之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卫拥有近似于完璧无瑕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精卫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清高起来。汪精卫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精卫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卫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精卫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和那些即使恶名昭著，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出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汪精卫的和平计划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卫按照与日方达成的密约离开重庆前往河内，日方却违背密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本来在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议”中，日方答应以“撤军”来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当时日方不提出撤军的承诺，汪精卫也不会离开重庆。可是日本首相近卫在发表声明时，忽然临时删去了有关撤军的承诺。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设想是建立在日方撤军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运动是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军的承诺，就使人感到汪精卫等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这就完全毁坏了汪精卫的名声，断送了汪精卫的政治前途。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答应声援汪精卫，也是把日本撤军作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军的情况下搞“和平运动”，自然要背上汉奸的恶名。龙云等人见日本收回了撤军的许诺，也就不再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因为他们还有退路，不象汪精卫已经离开重庆出国，没有退路了。
日本近卫首相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中，尽管没有提到撤军，但在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以汪精卫还是按照重光堂协议的密约，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但汪精卫万没想到近卫内阁居然在他发表“艳电”５天后的１９３９年１月３日宣布总辞职，由于“重光堂协议”是汪精卫和近卫首相之间的密约，近卫辞职就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彻底流产。日方的和平运动参加者影佐帧昭等人也不满近卫的做法，影佐说：“近卫竟奇怪地干出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答应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近卫首相辞职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时间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著落。在国内则是一片谴责声讨汪精卫之声，国民党中常会于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召开临时会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形势对汪精卫极为不利，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８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作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正在此时，发生了高朗街暗杀事件。
汪精卫到达河内后，住在河内郊外一座位于小山上的避暑别墅中。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１月１７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２７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劈开位于三楼正中的主卧室之门，刺客在黑暗中对准睡在床上的一对男女乱打数十枪，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高朗街２７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对汪精卫说：“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