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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搞的，谢苗？”
“我实在没办法了，他认出了我。我和他曾在一个队里呆了5年，睡在一个帐篷里。他知道我被抓起来坐过牢，给判了15年。”
“你完全可以说已经获释了。”
“怎么行呢？强奸杀人罪能把我放出来吗？不过他们没有看住我。事情弄大了，全队人都知道。我藏起来躲避追捕。全体队友，还有教练被拉去审问十多次。据说，审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我藏在什么地方，我从那时起就到了莫斯科，一步也不敢离开，躲起来，后来换了护照。事情好像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找到我。不知怎么搞的，柯里亚·阿尔费洛夫，我很要好的朋友，他认出了我，真见鬼，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一旦他回莫斯科，他会向所有的熟人说在戈罗德看见过我。你想，难道不会传到警察局去吗？肯定会有哪个混蛋找上门来，或出于好意，或出于报复。而且阿尔费洛夫正好看到我和扎尔普在一起。”
“这之前吗？”
“就在当时。我把扎尔普抓住，他正在我手里气喘吁吁，突然阿尔费洛夫从树丛后面钻出来，像好朋友那样跑到我面前。我还能怎么办呢？他看着扎尔普，几乎吓呆了。我看着他，边看边想我应该怎样应付这局面。没办法，就把他打死了。”
“把事情全搞乱了。柯季克，你说说看！”
“我们不能把阿尔费洛夫的尸体像往常一样隐藏起来。他是来疗养的，会有人寻找他，因此我们把他搬到房间放在那里了。他和一个笨头笨脑的，还没从别人被窝里钻出来的家伙两个人住在一起。分析案情时首先要找他，会给他加上嫉妒杀人或酒后杀人的罪名。干得很利落。我们用的是备用通道和货用电梯，没有人看见。”
“扎尔普呢？”
“把扎尔普临时放进小楼，总不能把他留在林荫道上。汽车去加油了，只等车回来，就把他拉到摄影棚去。”
“你相信不会有人寻找扎尔普吗？他的家里人是否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他家里人知道他有精神病，因此不能在一个地方工作太久，经常会在城市和他的村子里走来走去，几个星期不见人影是常有的事，谁也不着急，谁也不找他，就当做他离家出走了。当我们知道扎尔普逃出了监控，应当把他收拾掉的时候，我们设法制造自杀的假象，以防万一有什么人寻找他。扎尔普的精神病发作，这种事很平常。但由于出了阿尔费洛夫的事，我认为不必再去冒险。在这个和平、宁静的城市一个晚上就出现两具尸体——必然引起怀疑。”
“如果把他运到州外去呢？让他们在那里发现他……”
“没时间了。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把尸体运到另一个州去会出事的。我们又不能给他们办理正常死亡手续，所以不值得这样干。我担心因阿尔费洛夫的事会生出麻烦，但也没办法。我们的作品都藏起来了，任何一个都不会引起刑事案件。自杀的假象如果做得不周密，只能把情况弄得更糟。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摄影棚干掉吧。”
“几点钟了？”
“差5分4点。早晨7点之前阿尔费洛夫的尸体未必会被发现。如果和他同住的那个人夜里1点钟不在房间，那么或是他回来得还要晚，甚至什么也没注意，便摸黑躺下睡觉，或是到早上才能回来。我们应该来得及。”
“是吗？”柯季克懒洋洋地从沙发上起身向窗外望去。两辆装配着警灯的警车驶进疗养院大门。“看来，我们什么都来不及了。都走吧！上帝保佑，阿萨诺夫已经走了。”
娜斯佳面前坐着一位年轻的侦查员。他显得疲惫，脸色灰暗，眼睛也失去光泽。娜斯佳想，这也难怪，他们从凌晨4点开始在山谷疗养院工作，现在已经是中午。她很想帮助他，她也知道能够帮助他。
“姓名、父称？”
“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
“生年和出生地？”
“莫斯科，1960年。”
“家庭住址？”
“莫斯科，舍尔柯夫斯克大街42号楼51号。”
“工作地点？”
“莫斯科内部事务部。”
她期待着这位当地警察局的工作人员会马上向她投以惊奇的目光，现出喜出望外的神情。一切将按熟悉的轨道运行：她投入到工作中去，分析情况——总之做她善于和喜欢做的事。马上……
“您认识柯里亚·阿尔费洛夫吗？”
“认识。”
“您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什么时候？”
娜斯佳最初很愿意回答问题，回忆各种细节，甚至大胆地先做结论。但这个自称安德烈·戈洛文的侦查员似乎没有注意她的用心。他并不想和她讨论什么问题，只是一味地提问。娜斯佳想，算了，他累了，已经审问了那么多人，不必生他的气。
当谈话结束时，她谨慎地说：
“上尉同志，如果我对您有用的话，将非常高兴……”
“好了，你休息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也能行。”戈洛文摆了一下手说。他的声音中带有几分傲气，使娜斯佳感到仿佛碰了钉子，像一个厚着脸皮爬到警大专用的饭盆的非良种狗崽子所受到的待遇。
午饭前还有些时间。她决定去邮局一趟，领取继父寄来的汇款，同时给他挂个电话。
莫斯科彼得罗夫卡大街38号。戈尔杰耶夫上校正召开工作碰头会。
“收到戈罗德市关于发现柯里亚·阿尔费洛夫尸体的报告。阿尔费洛夫是莫斯科的居民，在诺尔德里米捷德股份公司任职。你们谁听说过这个人吗？”
“我们这方面——没有，”面带笑容的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戈尔杰耶夫处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立刻回答说，“应当问问隔壁处。”
隔壁处指的是与经济犯罪斗争的部门。
“去打听一下，”戈尔杰耶夫点头同意说，“马上去吧，可能我们必须做出某种决定。”
十分钟后谢卢亚诺夫回来。
“上校同志，情况不明。他们对那个公司很熟悉，也一直像猫围着奶油转一样密切注视着，但目前还没抓住什么，虽然他们相信，那里肯定有些不干净的事。他们推断这个总经理的司机的死因在莫斯科。”
“请求协助没有？”戈尔杰耶夫从嘴里取出眼镜架。他有个习惯，每当思考什么重要问题时，总咬着眼镜架。
“嗯……他们只是暗示了一下。”谢卢亚诺夫笑一笑说。
“暗示……也就是说需要，”戈尔杰耶夫叹口气，又把眼镜架放进嘴里思考着，接着灵机一动说，“其实，我们的娜斯佳就在这个市的山谷疗养院休养。电话记录到哪去了？刚才还拿在手上。在这儿！是的，阿尔费洛夫也在山谷疗养院治病，也是在那里被杀的。怎么样，啊？我们来办。”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不只是发火，他简直气疯了。
“到底你们谁能给我说清楚，这个该死的疗养院里搞些什么名堂？你的人在那里蹲了4个月，毫无用处。结果呢，又发生了杀人案。阿纳托里，你不要不说话，你说吧！”
刑侦处长阿纳托里·斯塔尔科夫一味地咬手指甲。今天凌晨他才收到热尼亚·萨赫诺维奇的许多新的情报。的确，一团糟，混乱不堪……他需要时间进行全面思考。可突然——莫斯科的什么人又被杀。这个莫斯科人老在那个卡敏斯卡娅身旁转悠，缠着她。萨赫诺维奇也还没有清楚她是个什么人物。这两件事相互有联系吗？
斯塔尔科夫紧皱着眉头看了一眼市内务处的人。他不知为什么不说话，也该问一问他。斯塔尔科夫对他虽不友好，但还是尊敬的。虽然他态度傲慢，但做事总是认真负责，一旦需要，他就帮助你，从不拒绝，甚至在一些琐事上。看得出艾杜阿尔德对他抓得很紧，管束很严。算了，既然你不说话，那么他，斯塔尔科夫就摊自己的牌，虽然这样不知底细的牌不比8大，但也许就是张王牌呢？
“市里有两个人，他们想躲避什么人。一个小时前负责各旅馆安全的伊格尔打电话给我，报告说：清晨6点钟左右，当女警们从房间出来时，有个年轻的妇人领着个八九岁的孩子向他们求助。她是个职业女性，因不便公开的原因滞留在本市。安排她住的房子失火了，她不想给自己的保护人造成麻烦，便找警察局请求帮助。在失火的房里还有钱、证件和衣物。有人特别叮嘱她不要在街上‘露面’。因此她请求给她藏在什么地方，她自己再和保护人联系，他们会把她接走的。我们的女警们没有拒绝她。他们两个也还正派。这事立即报告了伊格尔。我核实过，确实发生了火灾。消防队员们4点半钟赶到的。”
“奇怪，”市内务处的人插话说，“凌晨3点40分山谷疗养院给值班室挂电话报告发现一具尸体。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在市里的另一头发生火灾，有问题。”
“现在这个女人和孩子在什么地方？”杰尼索夫问道。
“在我们那里，我们立即把他们保护起来。”斯塔尔科夫急忙回答说。
“把她送到这儿来，我要亲自和她谈谈，”杰尼索夫对着内务处的人说，“我要提醒你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疗养院的杀人案揭开。这是对我，也是对你们的要求。如果对手在市里露面了，我就要放手去和他们作斗争。因此，我不打算和任何人分享这两个机会。此外，我要弄清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计划的第一步完成得非常成功。当房间里冒起浓烟，斯薇特兰娜和伏拉德就跳到外面，用附近的电话呼叫消防队并等待着人们聚集过来。这么早的时候聚集来的人肯定不多，但也足够分散注意力并趁机打听城里最贵的旅馆在什么地方。伏拉德炮制这场小剧完全是出于减少冒险性。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就从房间跑出来，立即就会暴露他们已怀疑和猜到了什么，立即就会把他们干掉。以火灾为借口跑出来就非常自然。伏拉德特别强调要万无一失，避免给自己再增加压力。
藏身之地找到了。现在要弄清到底落到什么人手里：是那些强迫他们拍片的人，还是那些人的对手。可能性各占百分之五十，但无论如何要比百分之百注定死亡要好得多。伏拉德丝毫也不怀疑面临死亡的不仅是斯薇特兰娜，如果他推测正确的话，他们一定是当着他的面杀害她，这也就是他不能幸免的原因。
当把他们从当地的一个妓女住处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时，伏拉德也不顾自己的女友理解不理解，就命令她说：
“电影的事，一句也不要提。你明白吗？只能讲启事、谈话、游泳池、土耳其人的事。不要瞎编，要说实话，但电影的事要守口如瓶。”
“为什么？”斯薇特兰娜疑惑不解地问道。
“因为还不知道我们落到什么人手里。报纸上的启事、信箱这些事不仅是我和你知道，而且人尽皆知。那都是公开的，我们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电影就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提起，不知他们怎么想。我没有确切论证，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谈拍片的事，但我感到是绝对不能说的。”
“好吧，我不说。”斯薇特兰娜乖乖地同意了。
在与伏拉德邂逅相识的时间里，她已习惯顺从他。这个乖巧的小人儿关心她，他更聪明，更有思想，他保护她，只要毒瘾不发作就好。斯薇特兰娜想，该摘下自己所剩的全部饰物或接待什么人过夜，设法保证伏拉德的麻醉品。既然他救你的命，你也应该关心他。他到底是一个真正的演员。斯薇特兰娜赞赏地想着。当他们挤在围观火灾的人群中，还有后来在旅馆旁边，他一刻也不离开她，一直抱着她的大腿，把脸埋在她的裙褶中站着，活像一个吓坏了的孩子。当然，白天隐瞒伏拉德的年龄很难，但他们已争取到时间以躲避他们的追捕。与其说是女人和孩子，倒不如说是妓女和侏儒更准确。
娜斯佳一边看着英文文本，一边在打字机上快速地敲打。她全身心投入到翻译工作上。她已进入马克贝因作品的意境，掌握了作家特有的句子结构形式和用词特点，加上作品情节生动引人，她翻译得轻松自如，可谓一气呵成。但她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妨碍她从书中得到乐趣。娜斯佳也清楚是什么：委屈。
她本想考虑一下向侦查员安德烈·戈洛文申辩的理由，却想起她如何冒着十月冷冷的细雨，孤独地在站台上等待；如何忍受疼痛，一只手拖着装有词典的旅行袋，一只手拎着打字机；如何向值班员行贿，如何躲在自己房间里委屈和疼痛得大哭一场。她还想起戈尔杰耶夫给刑事侦查处处长打电话请求帮助时脸上泛出的红晕。这一